| 中国人民的〝孙子们〞与〝某些美国人的爷爷们〞 ——布尔什维克回来了怎么办？ 陈墨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本文首发于《社会主义者》杂志第16期，如有意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请联络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 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5月22日）刊登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哈（Roderick MacFarquhar）描述中共太子党和高层政治的文章〝中国，高层的恐惧〞（In China, Fear at the Top）一文，其中引用了一则关于前苏共领袖勃日涅夫（Brezhnev）的笑话：勃日涅夫带着他出身贫寒的母亲参观他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住所，向她展示自己拥有的大量外国豪华车、富丽堂皇的别墅以及精品美食，然后问他的母亲有什么感想，他母亲回答：〝一切都非常好，但万一布尔什维克回来了怎么办？〞 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其本人的《邓小平文集》写序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时报刊介绍文集的一张配图是邓小平1岁的孙子邓小弟坐在正在看书的邓小平膝上，一派舔犊情深。2011年11月，香港《苹果日报》引述美国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网（Boxun.com）的消息称，在美国出生拥有美国国籍的邓小弟在纽约华尔街一家律师行工作，因为涉及性骚扰曾遭拘捕。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美国哈佛留学和工作期间取得了美国国籍。中共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女儿胡海清在美国留学期间嫁给了亿万富豪新浪网董事长美籍华人茅道临。中共〝候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据说已经获取永久居留权。当然还有一位广受媒体关注的哈佛校友，就是以〝唱红打黑〞著称而又因丑闻下台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薄瓜瓜刚完成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硕士学业后，表示将继续留在美国学习法律。 无怪乎有人说，〝中美国〞（Chinmerica）已经成为了事实。执掌中国政权的中共政治局中，约半数成员是〝美国人或者准美国人的父亲或爷爷〞。根据2010年《云南信息报》的报导，从1995 年到2005 年，中国就有118 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 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与官僚腐败 20世纪上半叶，革命、抗日战争和内战摧毁了早已腐败不堪国民党政权。1949年，中共正式建政。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存在国有经济体系的畸型工人国家，但是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处在僵化的一党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控制之下，而没有真正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工人民主制度；但当时中共与今天的一党官僚专制集团相比，远为清廉、朝气而具有牺牲精神。 不过，在中共官僚集团内部，特权待遇和专制控制早已深植入整个党国体系之中。早在延安时期，被诬称为〝托派分子〞的中共文人王实味就讽刺〝革命圣地一样食分三等，衣分五色〞，并因此为自己惹上杀身之祸。 建国后的中共集团历经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官僚工人国家的种种内部危机，官僚专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体系已是破败不堪，掌控社会、政治与经济大权的中共官僚集团也已背弃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剩下的首要问题变成了如何维护政权和与之相连的个人利益。从1970年代开始，官僚集团中的特权和特供体系已经是根深蒂固。官僚们利用体制规定使自己享受远高于普通工人与农民的生活待遇，又依靠内部权力交换，为家人在就业和参军等大开后门。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的限制，腐败与特权远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 早在1970年代后半期，虽然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结束，但由于与苏联严重对峙，重新掌握大权的官僚集团和与之妥协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向西方打开大门，允许具有海外关系和资本家背景的国人前往港澳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投亲和求学。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中共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冀图通过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发展经济维系其统治合法性，同时又可保证其〝封妻荫子与享受特权〞。1980年代初，以邓小平(邓小平二子邓质方)、刘少奇(刘少奇幼女刘平平)等家族为首，中共高层官僚都开始陆续有后人踏上去欧美学习〝先进技术与思想〞的道路，并开始出现官僚家族介入经商的局面（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也于1990年代初赴美留学）。也许在当时的中共官僚集团主观上并没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打算，但是一旦市场经济的大门打开，特别是当官僚集团和其家族本身能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食髓知味，局势已经覆水难收。 在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两套体系相互并行的条件下，有〝通天之能〞的中共高层官员的家属与子弟通过倒卖货物、专卖进出口和销售批文开始攫取第一桶金。当体制外的自由资产阶级还处于街头小贩的萌芽阶段，他们已经开始经营包括家电、粮食乃至军火的跨国交易，成为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接壤的先行者。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掌控的国有康华公司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乃至组织非法偷渡名噪一时。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引入引发经济秩序紊乱、恶性通货膨胀和腐败横行，从而激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成为诱发1989年群众性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运动期间的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说的就是当时这种局面。 腐败与特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必需的润滑剂。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如何使官僚体系腐败化成为当时中共集团内部自由派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共同任务。对此问题，无论是自由民主派还是毛派人士都远不如真正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看得透彻和明白。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献计时就明确提出：〝要用腐败来买通党内官僚从而可以使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得以长驱直入。〞这位芝加哥学派的忠实门徒所要表达的意见已经是显露无遗。美国国务院自1980年代以来就有专门给予中国部级以上高官和家属申请美国签证的特别便利政策。凡是列入美国大使馆重要嘉宾清单的中国官员和其家属们可以免除面试的繁琐程序，直接获取美国签证，即使在1989年〝六四〞镇压后，美国政府也没有取消这一特殊政策。 统治的末路与集体性腐败 1989年的〝六四〞镇压和随之而来的1990年代苏东剧变宣告了（斯大林主义）一党专制的共产党政权的全面破产。各前共产主义政权的官僚们彻底抛弃了装点门面的信仰和理想。冷战结束了，这是狂欢与恐惧并存的年代。 中共官僚阶层对于未来自身还能维持多久的统治毫无信心，也明白依靠暂时的经济发展与暴力镇压是不可能永远维持其权力的。整个统治集团从上到下充满了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对于末日的恐惧加剧了穷奢极欲，而穷奢极欲带来的触目惊心的腐败又加剧了恐惧感。整个官僚集团陷入自我堕落与毁灭的恶性循环中。官僚们一方面整日沉迷于声色犬马和纸醉金迷之中，永无止境地追求物欲享受，甚至以包养情人、奸淫少女、横行不法，任人唯亲为荣；另一方面，官员们不停地掏空国有和全民的资产，贪污受贿，向海外疯狂转移。 如仅以官方披露的铁道部长刘志军案和铁道部集体贪腐案为例，整个高铁项目目前负债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铁道部资产负债比率超过50%，而铁道部长刘志军和高铁项目总负责人运输局局长（副部级）张曙光两人的贪污和受贿金额可能就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张曙光的妻子与孩子长期居住在美国，拥有一座占地3万平方英尺（2739平方米）花园式住宅，其中别墅居住面积达4100平方英尺（300多平方米）。刘志军任铁道部长8年，铁道部局级干部人数从500人猛增到2000人，其弟刘志祥任职武汉铁路局副局长时，操纵火车票黑市，被称为〝中国第一票贩子〞，后因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宜昌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而刘志军却未受丝毫影响。 2010年发生〝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民意汹涌，而刘志军本人则是江泽民时代提拔的干部，并非胡温嫡系；中央政府丢车保帅对刘志军及铁道部展开调查。除刘志军本人被开除党籍进行司法调查外，迄今还有铁道部原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原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原南昌铁路局局长邵力平、原哈大客专公司董事长杜厚智、原中铁集装箱董事长罗金宝、原昆明铁路局局长闻清良、呼和浩特铁路局常务副局长刘彪等局级以上干部被调查，上百名处级干部涉及此案。官僚集团利用全民资产和公共财物以权谋私极为普遍，不仅在铁道部的官僚体系存在如此情况，在卫生、教育等行业都存在类似官僚谋取私利的状况。数年前，甚至传出胡锦涛女儿胡海清计划私人收购哈尔滨医科大学所有附属医院建立私人医疗公司的消息。 一党专制的官僚体系是官员们大肆贪污和牟利的手段，但其根本温床在于仍然存在的生产数据私有制。虽然资产阶级自由派鼓吹实现多党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就能解决腐败问题，实际上这不过给官僚和资本家实现变公为私的大好机会。特权若是无法继承就丧失了其一半意义，而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就是在这种改制增效的口号下化为官僚家族的私产，而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工人为之下岗失业。 其实这一幕不仅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共产党的衰亡与官僚集团的变身也反映了这一点。在苏共垮台和前苏联解体中，〝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里彼此以同志相称的人。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现总统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门占74%，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80%。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85%，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的。人们说，今天的『新贵』其实都是『旧贵』。〞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这样说：〝（前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太子党的腐败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 但是，今天的中共官僚集团与当初的苏共却有一点重要不同。在苏联解体期前，经济上尚未大规模地推动私有化，因此只有彻底摧毁旧政权和体制才能在废墟上建立私人财富。而中共官僚集团则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旛〞为掩护，早已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苏共集团直到倒台之日，其高层领导和家族毕竟不直接掌握大规模的财产和私人企业，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澳大利亚《悉尼清晨先驱报》（Sydney Morning Herald，5月26日）发表了〝帝国贵胄的奴役〞（In thrall of the empire of sons）一文，该文将从江泽民、曾庆红、温家宝到薄熙来等几乎所有中共高层领导家族涉及政商利益与腐败丑闻娓娓道来。其中有些已经是在中国〝非官方〞家喻户晓的丑闻，而有些则是尚不为外界所知的秘闻。根据报导，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委员中，至少有六人的子女因为家庭地位而获得数十亿元乃至数百亿元极为可观的个人利益。 〝有人刚刚降生身上就带有被统治的印记，有人则命中注定要成为统治者。〞（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这是所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有一群所谓的〝太子党〞也就是那些自命为〝命中注定要成为统治者〞的人。他们依靠家族背景和特权，在政商两界来回穿梭，左右逢源，时商时政，也政也商。 如前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李鹏的长子李小鹏曾担任国有煤炭公司华能集团董事长的职位，然后直接过渡担任山西省副省长。次女李小琳担任香港上市的中国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其二子李小勇在1990年代因〝新国大〞金融案骗取投资者资金而移民新加坡得以躲避法律惩罚。其后任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美国博士毕业后，曾任职瑞士信贷集团咨询顾问，此后进入建设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现任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早先是资金规模达10亿美元的私人募集基金新天域的合伙人，2010年他进入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成为这家资产千亿元的国有公司的董事长。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任职清华大学下属的微视电子股份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垄断中国所有机场安全检测仪器市场，公司在非洲纳米比亚通过贿赂高官数百万美元而获取订单，事发后；胡海峰已经通过清华大学的内部调整而成为了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并赫然成为浙江省的厅级干部。 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联通集团董事长，但同时私人投资与台湾富商建立IT公司和影视制作公司。次子江绵康任职德国西门子公司，据媒体报导是西门子集体贿赂中国高层官员的中间人。 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空手套白狼〞以忽略不计的代价圈走价值上千亿的国有资产鲁能集团，并主要从事石油和煤炭等国际贸易。移民澳大利亚花费3200万美元购买澳洲历史上市价第三贵的豪宅，与媒体大鳄默多克比邻而居。而默多克当初为开拓中国市场与曾庆红本人交往颇深。 如果愿意，上述名单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上层官僚家族忙于政经一把抓的同时，下层官僚也忙着安排子女出路，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官二代〞现象，例如有官员子女13、14岁初中未毕业就已经成为公务员编制，有些政府机构招聘根据官员子女量身定做招聘要求的消息不绝于耳。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中共领导层自己还是广大群众已经无人真正相信当局目前公开所鼓吹的〝和平崛起〞、〝和谐盛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类词藻，现实与宣传形成了明显的乖离与相悖。 一方面，亲资本主义的〝自由派〞欢欣鼓舞地冀望所谓〝政改派〞总理温家宝能带领〝中国方舟〞驶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之海之时；广大底层的毛派群众却将温家宝直斥为〝复辟的大领导〞，并近乎绝望地希冀鼓吹〝唱红打黑〞的薄熙来能把中国带回30 年前相对平等而贫困的毛时代。但结果是，薄熙来却因违纪和妻子涉嫌杀人而下台，已经身陷囹圄。而且，即使薄熙来家族也在海外有至少数亿元资产，其子薄瓜瓜就读英美两国昂贵的著名私校也引起广泛议论。 固然温家宝为代表的〝政改派〞与薄熙来为代表〝倒退派〞有诸多路线和权力冲突，但他们之间冲突在本质上是官僚集团中不同派系的人对如何维持其自身统治和确保私人利益而采取的不同手法。目前看来〝政改派〞略占上风，但由于其所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不符合基层民众的利益，而且政经与知识精英对〝改革〞的利己化解释只是使民众生活更为痛苦。也因为此，才有不少民众会怀念毛泽东时代乃至寄望于薄熙来，其本质来说就是对官僚统治集团极端亲商和亲富政策不满。但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其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的弊病恰恰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文首提到过关于前苏共领导人的笑话，而今天中国的网络上也有颇多类似的段子：清明节快到了，革命先烈们在九泉之下来电话问：........ 江姐问：国民党被推翻了吗？答：成了连爷爷了。 董存瑞问：劳苦人民还当牛做马吗？答：不劳动了，都下岗了。 吴琼花问：姐妹们都翻身得解放了吗？ 答：思想解放了，都当小姐了。 杨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 答：都进公安和城管了。 杨白劳问：地主都打倒了吗？ 答：都入党了! 雷锋问：那资本家呢？ 答：都进人大和政协了! 刘胡兰问: 领导同志们都藏好了吗？答：都领了外国护照当〝裸官〞了。 昔日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人成了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公仆成为〝奴隶主〞，而〝主人〞则成为了牛马，信仰成为皇帝们的新装，法律成为纸面的笑话、制度成为唇齿间的谎言，社会成为一切憎恨的根源。一切旧的、陈腐的和肮脏的事物统统死灰复燃。斯大林主义〝一国社会主义〞论和一党专制官僚政治为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种子，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浇灌下，终于结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之果。 但是，这不应当成为否定实现社会主义可能性和否定消灭官僚政治可能性的论据，新一代社会主义者应该以官僚专制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为鉴，从废墟中重新建立真正由工人阶级自下而上控制的民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工人阶级如林的拳头中，官僚权贵与资产阶级瑟瑟发抖吧。到那时，我们的回答：布尔什维克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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