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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一部分

2020-7-12 22:3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183| 评论: 0|原作者: 金宝瑜|来自: 激流网

摘要: 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再一次证明毛主席是对的。而走资派则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他们把中国最勤劳的农民污蔑为“懒汉”,他们认为只有用“三自一包”把农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户,农民才会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

(五)集体化下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

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可以归纳成下面几点:

1. 农田基本建设奠定了农村现代化的基础

因为中国的可耕地少,人口多,土地改革后,每家农户平均土地仅0.2公亩。在约占全世界9%的耕地上,要生产供世界22%人口所需要的农产品。唯一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尽一切人力来增强土地的生产力,提高每亩土地的产量。不仅如此,中国的农业生产常常遭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使修建各种农业基础设施成为发展农业必要而且急迫完成的艰巨工作。

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民用极大的劳动量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就是将不平的土地(像小山丘)铲平,把小的河沟填平,把小块土地连成一大片,为将来用农机耕种做准备。农田基本建设还包括修建农田的灌溉系统,建筑水坝以便灌溉防旱、蓄水池则为排水防洪。为了增加亩产,农民将人和畜类的粪便加以处理后作为有机肥料,并且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把一年收成一次增加到两次,两次增加到三次,因此,常常会在庄稼的收成的时刻几乎要同时进行播种。另外,农民还用间种(两种不同的谷物隔排种植)来增加产量。所有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大幅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因为在还没有农机之前,所有这些工作都得靠农民肩挑手扛,步行好几里路来完成。像平整土地和修建灌溉系统都是农民在冬天播种和收成工作比较闲的时间进行,这样就增加了一年中农民的劳动日。在还没有铲土机的时代,所有的农田基本建设都是农民,一铲子一铲子把土铲起,再一担担用双肩挑着把土移走的。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民工作的强度和农民每年工作的日数都大幅增加了。从1958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的仅仅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农民将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土地。根据一个估计,七十年代时,农民每年投入了80亿的人工日(一人投入一个工作日为一人工日)。[2] 这样庞大的劳动力投入,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目,为农业机械化准备好了条件。大规模提高了使用农机耕种和用电力灌溉,为农业现代化取得辉煌的成绩。这样的成绩如果没有集体化,如果没有农民不惜辛苦的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

据一位中国经济专家托马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调查,中国农民的工作日从五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工作119天,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的每人每年平均工作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若斯基是受世界银行在1977年聘请到中国作调查的,因为世界银行想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宣传是否属实,政府宣传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若斯基是研究中国专家,他把在中国的调查写了报告,后来出版成书。[3] 这本书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建设解决了集体化之前农村隐藏失业的问题。一般落后国家都有隐藏失业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隐藏失业,而是因官方无法统计这样的失业)也就是可以参与生产工作的人数,远远落在总劳动力之下。这样的失业问题,在落后国家无法解决,使得没有工作的农村人口不得不流往城市谋生,在这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农业不发展和都市挤满了贫民,本是一件事情反映出来的结果。农业不发展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农业生产利润低、回收慢,所以不能吸引投资,投资不足,就缺少就业机会,才有农村失业的问题。

中国的农业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民大量投入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之后人民公社和大队办起来的五小工业,解决了农村失业的问题。事实上,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前,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不但充分就业,而且在农忙时,有些公社和大队的工厂得暂时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协助农民播种或是收成。

新中国成立70 年了,近些年来,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谈到资本主义四十年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最近,我看到孙晓军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07期)》上的文章《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绩研究的三个维度》,文中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农业下的许多成就。[4]在有关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成就,他这样说,1949年时中国大型水库只有6座、中型水库只有17座,社会主义30 年的水利建设有非常大大成绩,一共完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几百万个塘坝、大量的梯田和排灌渠道。

2. 生产技术改进与生产量提高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了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此一时期的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 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在食品方面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中国在粮食的国际贸易只是用来平衡国内市场。例如,在1975-1977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约四百万吨的粮食,仅占总生产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也是如此。

人民公社与国家合作设立了四万多个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在县、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合作的网路下遍及整个农村。 这些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从事各方面农业生产研究,包括新种子的培殖、土壤的改造、和嫁接等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大学的研究农业的专家们,下乡来帮助这些技术推广站发展。这一切努力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准。在新品种培养上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经验,来自美国一个农业专家汤玛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提供的资料。汤玛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进行新品种的培育,靠的就是这些位于不同气候区域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他说:“杂交稻米异常快速地由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表明中国能够将作物培育成果以极快的速度推广到大规模生产,速度要比它国家快上好几年。在热带以外的大多数培育计画从开始杂交到大规模生产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因为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择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中国已经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这个体系通常包括三个改良站,一个在原产地省份,另一个在亚热带的南昌(江西省),第三个在热带的海南岛。……再者,透过“四级研究网站”(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体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完成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鉴定以及大量繁殖。”  这说明了如果没有通过集体下的培养品种的系统,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各种新品种的培育的。

3.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社队办工厂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不仅是要在农业生产上跃进,而且要在农村工业化上跃进。具体来说,就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不只依靠城市里的工厂来供应,而是在农村发展自己的工业。最初发展的就是五小工业,包括钢铁、化肥、水泥、机械(特别是农机的保养和修理)和能源(包括煤矿)。“大跃进”中,农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像水灾和旱灾的自然灾难,也有一些在执行政策时所犯的错误,包括操之过急和因谎报收成而造成的过高的税收。另外,中国和苏联发生了政治上的争执,苏联要求中国马上还清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中国欠苏联的债。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工业无法发展,许多设起来的工厂也只好“下马”,到了1963-1964年时农业生产恢复稳定,农村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快速地发展起来,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农村的工业蓬勃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国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访问队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农村办的中小型工厂。访问队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杜威.波克恩斯(Dwight Perkins)带领,十二位专家中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业工程学家、化肥学专家和农业机械工程学专家等。十二个人中有七人会讲、会写中文,五人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中国方面由外交部的科学技术部门接待,由当时统计局副局长李成瑞带领到农村各地参观访问。他们一共参观了十个人民公社,五十个工厂[5]。这个访问团的报告由波克恩斯负责编辑,并于当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小型工业》[6] 一书。在书的导言中,波克恩斯对他们参观的工厂作了这样的介绍:这些工厂的工人至少50个人,多至600人,它们用的技术多半是本国的技术(不是最新的或是进口的技术),这些工厂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队集体所有,它们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农业服务的。 根据这个访问队的观察,这些工厂不断地更新技术、不断地发展新产品和扩大生产的规模。另外,参观队还注意到,这些工厂的重要事情,根据是否适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决定,不必通过中央审核,免去了来回几上、几下地浪费时间。在导言中,波克恩斯强调他们这些参观的人了解到他们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工厂,而是特别选定的发展特别好的工厂,但是这些优良的工厂给全国农村起了模范的作用。

访问虽然只花了28天,相当匆忙地走了一圈,但是他们提出的报告却不是限于表面的,而是把他们观察和收集到的资料很详尽地报导出来,包括将非常技术性的材料用图表和照片加以说明,另外,在第九章“小型工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这份报告作了非常有深度的全面分析,报告中说明五小工业增加了农村就业的机会,因为这些基层的工业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用机械,减少了劳动强度。以水稻生产为例,农民省去了四种必须弯腰的工作,即播种、插秧、除草和收成。他们见证了,到了七十年代时,每年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的生产,中国的农村已经达到充份就业。这可以从在农忙的时候工厂需要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帮忙播种或收割的现象看出来。这份报告中还说到因为工业可以在农村发展,纾解了对城市所造成的各种压力。报告的第十章“对知识的普及和对思想的改造”中,观察团总结了农村发展工业对知识普及和对思想(意识形态)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报告指出,第一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宿命论的想法,受他们采访的人这样说:“以前我们是地主和机器的奴隶,今天我们是驾驭它们的主人。”第二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对技术的迷信,农民能够对他们曾经认为高深不可及的书本知识提出挑战。报告说他们在各地参观时常常听到农民用“从小到大”、 “从点到面”、 “从土到洋”来形容他们对农村工业发展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李成瑞过世一年多之前,我有幸见到他,他问我是否知道哈佛教授波克恩斯这个人,我说当然知道,我读过他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小型工业》这本书。他接着说,这个访问队是由他带领到各地参观的。我当时觉得很抱歉,因为我那时并没有仔细阅读导言。我对他说,这本书太重要了。后来我很快买了一本送给他,并说,这本书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应该把它翻译成中文。后来看到在李成瑞过世前不久的一篇报导,附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手里拿着这本书,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把书翻译成中文的事。当然,翻译这本书不容易,因为它有大量的技术性的材料,但是翻译的工作总是比当初这个由李成瑞带领的访问队,到那么多农村工厂参观收集资料,并且经过细心的编辑出版报告要容易得多。这些材料说明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具体的成绩,我们只是口头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是不够的。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进行了这么大的、这么深的一场生产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内容,我们必须特别珍惜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内容的纪录。其实这个报告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还有极多的实际材料有待收集,像农村几亿的农民和几千万当年农村的领导人民公社发展的干部,都还有记忆,但是我们必须要抓紧剩下不多时间和机会,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就像很多人一直努力地在收集全民所有制下的老工人的资料一样。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讲的,在发展经济上要两条腿走路。毛主席说中国的发展不要只靠一条腿,而是要靠两条腿,毛主席还说,中国的发展要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两句话,但是毛主席却说出了非常深奥的道理,毛主席用“两条腿走路”说明了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资源,中国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业,不能只靠最新的(进口)技术,在资源短缺的中国必须要利用大型的企业,也要利用中型的企业,也要利用小型的企业。在技术上不但要利用新的进口技术,也要利用旧的传统的技术。农村的社队办的工业就是“两条腿走路”最好的成功的例子。

4. 集体所有制下的生产和消费

生产队负责计画和执行每年的生产和分配,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筹划和安排所有关于生产的事宜。在每年的收成中,为了保证所有队员的食物需要给每个社员留下口粮,不管队员是否劳动,也就是不管是老的不能继续劳动的,还是小的还没达到劳动年龄的,都可以分得口粮。扣除了口粮后,生产队需要扣除交给国家的税,之后留下为未来生产所需要的投资的公积金和为队员福利所需要的公益金。在这些都扣除之后,剩下的一年收入,再根据社员一年出工的日数和每次出工所得到的工分来进行分配。

因为中国农业生产仍然很低,即使在不断地增加,还是不能一下提高很多,在生产量低的限制下,生产队在扣除了各种项目之后,常常剩余不多。特别是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和比较贫穷的公社,在扣除所有必须支付的项目后,可以根据工分来分配的部份剩的不多,因此每个工分所能换到的收入也就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体现多劳多得的结果。譬如,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每年出工300天,每天可得10工分,共得3千工分,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体力较差的人,每年出工150天,每天得7工分,共得1千零50工分。但是因为每个工分所值很低,这两个付出的劳动量差别相当大的队员,他们的收入差别却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在生产力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如果分配照顾到社员的需要,就不能很好地实行按劳报酬。这的确是在生产力低落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困难,因为多劳不能多得,会挫伤人的积极性。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困难使得一些人动脑筋,想要在别的方面多赚点钱,比如把生产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说明了走资派所提倡的“三自一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提过的在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困难。

5. 初步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农村医疗保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在工农联盟的政策下,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之间在一些发展上,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是教育和医疗卫生都取得紧密的、互为支持的发展。因为人民公社保障了农民在基本食物上的需要,同时从公益金里和在国家的援助下,农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也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市与农村在医疗保健的资源上得到了重新分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医疗保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年时中国全国只有二千六百所医院,到1978年时,中国医院增加到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一所。但是医疗资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配很不平均,以广东一省为例,三分之二的医院病床、70–80%的政府医疗经费和60%的医疗人员,都集中在居民占20% 的城市。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在广州是1:600,在广东的农村是1:10,000。文革时,大批医疗人员下乡,他们在农村训练了大批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他(她)们了解一起生产的队员的状况,队员生病时,他(她)们可以识辨病情,如果自己不能医治,可以送到生产大队的医疗站,更严重的病就送公社或县级医院。

江宇写的《强国先强身:新中国的健康奇迹》[7]是一篇好文章,它给我们提供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在国民健康上像奇迹一般发展的重要资料,很值得我们参考。江宇在文中如是写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欧洲用100年的时间完成的人口转型。所谓人口转型,即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1949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为20‰,出生率35‰,还是典型的传统社会。而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0‰,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有反弹,也显著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到5‰ 左右,这主要是由于营养的改善、基本医疗卫生的普及等原因。

基本医疗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又一个突出成就。基于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面覆盖;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提供服务上,即依靠专业人员,又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使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这条道路,超越了当时西方社会医疗卫生商品化、专业化、以治疗为中心的路线,实现了面向全民、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人民健康。

江宇的这两段话,充份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如何普及全民的医疗和卫生,因此,指出了与资本主义把医疗当作赚钱的商品的基本差异,更有甚者,这篇文章也说明了在农业集体化下,农民营养得到普遍的提高,以及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面向工农兵广大群众,并且把重点放在农村。 而且正是在工农联盟的基本政策下,依托了国有和集体所有,中国建立起来这套崭新的保障全面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创造了新中国健康的奇迹。江宇文章中也提到在1965年前中国的医疗保健工作集中在城市,1965年之后重点才移向农村。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体弱多病,早亡,医疗健康体系缺无,被别的国家耻笑为“东亚病夫”,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健康得到难以想象的进步,我们看到那时中国年轻人,身体是那么的健康,精神是那么的饱满。

在集体时代农村的教育的提高和改进是另一个奇迹。韩东屏对社会主义下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有这样的叙述。他说,“1949年,中国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开始大办教育。由于自然灾害和管理不善,大跃进期间办起来的许多民办学校被迫下马。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有了第二次发展高潮。”他以自己的家乡山东为例,结合河南、河北、安徽、贵州等地的农村考察的结果写道,几乎每个村子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农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费上小学,建国之初,他的家乡即墨县有一千零五十个村子,七十五万人口,但只有一所高中和七所初中,后来初中扩大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个村子一所。文革中他的县的高中从一所发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个公社有三所。韩东屏更说,他的村到了1973年之后,农村的高中已经免费了。[8]

(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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