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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万岁 —— 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2020-4-21 23:3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6694| 评论: 0|原作者: 《 红旗》杂志编辑部 |来自: 红旗杂志

摘要: 熟悉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正是列宁,他为了保卫公社的原则,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完全不调和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什么叫暴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说得很多了。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列宁介绍了恩格斯以下的说明:“……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列宁告诉我们,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区别反革命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在帝国主义者没有原子弹或火箭武器以前,和有了这类新武器以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始终是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力量,始终是这样的暴力机关;即使帝国主义者被迫不能使用这类新武器,帝国主义国家只要还没有被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国家,代之以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当然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机关。

从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现在资本帝国主义者形成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极端凶残的暴力。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肆无忌惮地采取比以前野蛮百倍的折磨手段,蹂躏本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蹂躏黑人,蹂躏一切进步人士,而且一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要把全世界放在它的暴力统治之下。它继续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的暴力,同时其他帝国主义者也在从事加强暴力的竞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膨胀,是在空前沉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下出现的。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地把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就越是意味它们本身接近于灭亡。现在连有些美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也预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但是,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接近于灭亡,帝国主义就会自己终结自己的暴力,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会自行放弃原来建立起来的暴力呢?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者比起过去的时期说来,已经不成为暴力的爱好者,或者对于暴力的爱好程度已经下降了呢?

对于像这类的问题,列宁早已给了多次的回答。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他是这样指出的:“……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十月革命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特别叙述了历史,把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差别,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当然,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初期说的,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新生,它的经济力量还很幼弱,而经过了四十多年,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苏维埃国家本身和全世界都已经大大改变了面貌。那么,是不是因为苏联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已经改变,因而列宁的上述论断已经过时?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本性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将再不使用暴力?这种看法是否合乎真实的情况呢?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很明显地占了优势。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拥有的暴力的地位。但是,这个事实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从此不再压迫本国人民,不再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活动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的好战集团从此就“放下屠刀”、“卖刀买牛”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集团从此就改营和平的行业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当前一切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而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显然,对这些问题看待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正确不正确,是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战争是暴力所表现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种是国内战争,一种是国外战争。暴力并不是经常都用战争这样尖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平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的和平是资产阶级战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总是互相交替地采取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去实行对人民统治和对外斗争。在所谓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者依靠武装力量,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等这类暴力的形式去对付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又准备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去进行对外的掠夺,去压倒外国的竞争者,去扑灭外国的革命;或者是,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同时存在。在十月革命初期,各帝国主义者采取战争形式的暴力对付苏联,这是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帝国主义者采用大规模战争形式的暴力向苏联进攻,这是德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但是另方面,帝国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同苏联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的确,现在出现了有关和平共处的一些新问题。帝国主义者站在强大的苏联的面前,站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前,他们终究要考虑考虑,他们如果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会不会像希特勒一样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会不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和平共处”,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预见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9)这一种情况中所形成的新概念,是列宁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所提出的新概念。如上所述,起初,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只是在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只是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业已站住了脚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业已形成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得同苏联“共处”。1920年,列宁说,“我们已经争得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共处的条件,这些强国现在已经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了”(10)。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从1920年到1940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是帝国主义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苏联一直遵守和平共处的信义。但是,到1941年,希特勒就不愿同苏联和平共处了,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向苏联举行了野蛮的进攻。由于以伟大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并没有死心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网。美帝国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台湾海峡随时向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曾经在朝鲜土地上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过规模很大的战争,而结果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失败才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干涉朝鲜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用武器援助了法帝国主义占领军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直到现在,也还在干涉越南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曾经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一直到现在,还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企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颠覆活动。事实还是如列宁在1920年2月间对美国记者所说的,在和平问题上,“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11)。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侵占邻国的一寸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国同印度和缅甸这两个邻邦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还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和亚非各国共同通过了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几年以来,我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贯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争取和平所进行的活动,认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活动,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进一步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性,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各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大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只要继续发展这些强大力量,和平共处的局面就有可能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正式取得某种和平共处的协定,以至有可能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定。这是完全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好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作为暴力最尖锐化的形式,即战争,也并没有在世界上结束。事情并不是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时候所反复说明、反复坚持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定义,已经过时。(12)

我们相信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战争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可能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相互间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当然也还可能是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防御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战争,都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陷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对于这一切战争的问题,只能采用具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并由此得出无产阶级在政策上的结论。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所说:“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用别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的掠夺、压迫的目的,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战争,一手是“和平”;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一定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帝国主义,一手是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竭力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一手是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

总之,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区别;否认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否认只有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才有消灭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13);他们否认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些论点,都是为了毒害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思想,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和平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因而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抛弃阶级斗争,可以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合作”,就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应该忘记他们是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着,等等——这些论点也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各国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革命,本来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是两类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

和平共处,说的是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革命,说的是本国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问题,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即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世界上却存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因为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

在1918年6月间,列宁说得好:“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近十二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14)。除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外,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经历了几次革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是像疯子一样,总说我们的革命是按照什么外来的定单和协议进行的。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革命并不是由国外输入的,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群众不能够在旧中国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我国人民要求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国境的时候,当然会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没有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完全是这样。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而革命的各国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等当作福音。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不同,革命性质不同,而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就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所有这些更迭,也都是通过革命。

臭名远扬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以下一段话:“你们回想一下古罗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结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须逐渐地交出它的统治。”(15)所谓奴隶主“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是伯恩斯坦不能掩盖的历史事实,正如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也不能掩盖自己日益变弱这个现实的事实一样。但是,这一个无耻的、以历史家自命的伯恩斯坦,他偏偏想掩盖古代罗马史如下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统治”,它的统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

所谓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奴隶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16)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还得用列宁的话来回答问题。第一,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17)第二,正如列宁所说的:“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18)因此,我们怎样去设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我们还得再用列宁以下两段话来回答问题。我们读一读列宁以下的一段话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列宁这一段话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读一读列宁以下的又一段话吧:

“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20)

问题又被列宁说得很清楚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

我们中国革命同样地也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取得政权的。

第一次大战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资本家先生们不是直接地、公开地掌握政权,而是经过它们的仆役——社会民主党那些叛徒们代理政权的时候,那些卑鄙的叛徒也当然会随时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旨,掩护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暴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投入血泊里。当时的德国就是如此。战败了的德国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掌管。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立即在1919年1月向德国工人阶级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请大家回忆回忆被列宁所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是怎样地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下面流了他们的鲜血吧!请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说的,那些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地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无耻”(21)吧!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

照上所说,是否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绝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不。绝不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有名的著作中曾经回答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

恩格斯答:

“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并且也看到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

恩格斯这一段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是多么新鲜呵!

大家更知道,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列宁采取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22)。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卫军破坏了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7月间群众和平性质的示威中,使彼得格勒的街道流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23)

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全国人民普遍热望和平的时候,我们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我们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了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这种可能,是不对的。共产党人一旦在遇有“革命和平发展”这类机会的时候,必须像列宁那样紧紧抓住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这类机会,总是如列宁所说的,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如果在一国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经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某些由奴隶主和农奴主统治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但是,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困兽犹斗”,那里一小撮最反动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还是要最后挣扎,拒绝和平改革,举行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这些叛乱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能不能说,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者为着保护它们的野蛮的吃人的制度,从来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事情会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对本国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呢?因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俯拾即是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忘记这个真理: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的压迫本国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可能发动侵略,才可能进行不义的战争。他们要压迫本国人民,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反动的武装力量。列宁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曾经写道:“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24)。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来,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说来,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能否说在当时是对的,而到现在已经是错了的?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理到现在仍然是驳不倒的,并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认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就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把革命问题集中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上。他摘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最重要的几段话,其中写道:“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用以进行反劳动战争的全国武器’。”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劳动战争的主要机器,就是它的常备军。因此,“公社所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所以,我们的问题,结果还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把英国和美国看成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例外已经失去时效”,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阀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了”(25)。这是列宁同当时机会主义者论战的一个焦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那个“已经失去时效”的说法,企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为着争得解放,必需有革命的武力和武力的革命。列宁给考茨基以如下的回答:

“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手段对付资产阶级;这个暴力手段之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存在有军阀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但是,正是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没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现在,这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26)。

可见,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出于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会放弃这条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在堵塞这样的道路。

上面引述的话,是列宁在1918年11月间写的。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那些话只在历史上是可以算数的,而在现在情况下已经不能算数呢?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拼命地加强它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它们的军事机器。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说:“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总结。

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作为列宁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地看待。

所以,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谈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才能够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如何过渡,是武装起义过渡,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根本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个国家内政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去决定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自己作出决策的问题。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说过第二国际的历史教训。他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向横广方向发展,以致革命水准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27)。

什么叫做机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28)。

什么叫做降低革命水准?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力图使群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记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应当从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来看待议会斗争的问题。

列宁告诉了我们关于议会斗争的局限性,但是,他也警告共产主义者必需避免犯偏狭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本名著中,说明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是正确的,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则是错误的。列宁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只会讲革命的空话,不愿意做不屈不挠的耐心的工作,回避必要的议会的斗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只有害处。当时列宁批评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拒绝参加议会的错误。他说:

“‘拒绝’参加国会的幼稚气,就在于他们想用这样‘简单的’、‘轻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与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种困难任务,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掩耳盗铃,只是闭起眼睛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这种困难罢了。”

为什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列宁认为,其目的就在于同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乡村中不开通的、被抑压的和愚昧无知的群众”。

这就是说,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把议会的斗争同革命的斗争统一起来,而不是相反地要使我们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使议会的斗争脱离了革命的斗争。

又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要降低革命水平,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又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为什么?因为,即使工人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或者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那末,议会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并且,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者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因此,很难设想,资产阶级专政本身会因议会的选票而发生变化;也很难设想,无产阶级会因为获得多少议会选票,而就有可能在那里采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老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

列宁说:“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欺骗工人”(29)。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列宁这个说法是陈旧了的。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这个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却依然是苦口良药。

降低革命水准,就是降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准,就是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斗争,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议会的斗争,就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拿原则去做交易。

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要注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的问题。列宁引述了马克思论“哥达纲领”一封信内所提的意见: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可以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接着,列宁写了以下一段话,这一段话到了现在几乎已经为一切共产党人所熟知了。列宁是这样写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极力坚持这一思想”。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多么重要的启示呵!整个的俄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党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而在1917年10月取得胜利的。

在上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有过两次的经验。第一次是在1927年革命时期。当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失掉了共产党应有的原则立场,主张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结果使革命失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开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认为共产党决不能在抗日主张的原则上对国民党让步,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则重复了十年前陈独秀的错误,要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因此,我们全党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很大的论战。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30)。正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而巩固了和扩大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阵地,因而也巩固了和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结果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人民力量,并且使我们能够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大规模进攻,而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右倾的错误,而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左”倾的错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地进行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正确处理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不懂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正确政策,而简单地实行了只斗争、不联合的错误政策。不克服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够胜利的。

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企图使人相信,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上述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荒谬绝伦的说法,这完全是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现在,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世界各国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剥削阶级中,也就更多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社会主义”。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士大夫’阶级请求援助”(31)。他们不过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形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一切降低革命水准的倾向,特别是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上,也有人说,什么意识的争论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没有方针的分歧了。这就等于要把共产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到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这种说法就是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而使自己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如果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斗争适当地加以区别,就是错误的。参加和平运动的社会成份,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还包括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要同许多复杂的社会成份在一起,为争取和平而成立必要的协定;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性,不要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水平。这就存在着又联合又批评的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嘴里的“和平”,是在于给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粉饰工作,是在重弹那些老早被列宁驳斥过的老机会主义者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论调,是把我们共产党人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曲解为消灭各国内部的人民革命。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有句可耻的有名的话,叫做“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和平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因此,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国人民的革命水准,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

我们共产党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为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同时,我们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己解放、争取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因为这些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根源的论点,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斗争的最后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帝国主义的论点。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不掩盖我们自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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