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批判“市场至上论”

作者：红色多瑙河

昨天看了红色中国网“学点马克思主义”系列的第三十八篇，深有感触，写成此文，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中国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简单化迷信。事实上，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从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对这种“市场至上论”都有大量的批判。我才疏学浅，仅对几种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观点简单总结，为大家思考和批判提供弹药。

正如本文所说，市场至上论的经济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其基本内核是自利个体的逐利行为会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实现社会最大利益。其政治理论基础是边沁的效用论自由主义，即在保证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情况下，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会在良好民商法的导引下通过市场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己就提出了外部性（这个文章中已经提到）和垄断可能导致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偏离。更有意思的是，主流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即所谓“委托-代理”问题，也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委托-代理”问题，就是指经济和社会责任的委托人（如人民群众）和代理人（如政府官员）之间的直接利益不一致，且委托人无法有效监督代理人的状况。简单的讲，就是所谓“共器私用”的问题。主流经济学认为，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腐败、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所谓“大锅饭养懒汉”之类的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自身的“体制问题“无法克服“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不过，这些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同样突出。“民选”政府同样臃肿低效，且在重大灾变面前无能至极；私营企业既无全局观念也无长远目标，面对投机机会一拥而上，出现危机趋势则裁员自保，遇到社会灾难则专心发国难财，与社会总体利益常常敌对；劳动纪律全靠“效率工资”和裁员威胁维持。因此，哪怕是个主流经济学家，只要心智成熟，都不会放手把一切交给市场。而中国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市场至上”论，只是在相对宽松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右派幼稚病罢了。

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主要由投资决定，投资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企业家的信心，而企业家的信心在未来根本不确定的条件下，又主要是其“动物精神”的体现。至于“动物精神”，用凯恩斯自己的话，就是动一动（投资）总比不动（不投资）强。但是“动物精神”严重受到各种因素尤其是预期的影响，预期好了，“动物精神”就迸发，预期不好“动物精神”就萎靡。所以，仅凭市场自己的“决定性作用”，实际的投资水平永远无法自行调整到能使资本家得到最大利润的水平。因此需要国家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进行干预。

一部分进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明斯基等）发展了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他们认为，在经济扩张期，资本家倾向于签订较为冒险的金融契约，借大量的钱去投资那些可能并无良好前景的行业（如本世纪初的软件行业）。不过，只要金融资产价格稳步上涨，就算是被严重高估的金融资产也能卖得出去。所以，金融市场成了赌场，“市场自发”形成的资产价格主要反映了资本家的投机意愿，而非企业的盈利能力（即所谓效率）。所以，如果让金融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一来无法保证投资效率和社会利益，二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会扩散到生产领域，摧毁过去积累的社会财富。

另一部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则认为，信息的不对称性会扭曲供求双方的行为。在互不信任的基础上，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有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实施欺诈的动机，如果不主动欺诈，也要提防对手欺诈自己。如果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这种既要“咬一口”，也要“留一手”的行为，不仅会造成价格的扭曲，还会造成市场上假货横行、违约频繁，而且会增加所有人防备欺诈的成本。对个体利益的追求，最终造成了一个人人处处设防、天天提心吊胆的社会，这显然是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重大偏离。

从制度主义经济学（凡勃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会促进的攀比心理的恶性膨胀。在整个社会出现恶性攀比的时候，个人的尊严和自我实现几乎完全取决于其外在的消费水平，尤其取决于个人的消费水平是否超出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人士。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就完全建立在其他人羞辱和痛苦之上。中国各地出现的“天价彩礼”、“裸贷肉偿”等现象，就是市场经济刺激炫耀消费的集中体现。如果继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么社会一般的公序良俗就会崩溃，自然谈不上什么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出发，共和主义者认为，坚毅朴素、忠勇爱国的公民是良好社会的基石，立法司法行政分权制衡是维持政治稳定，防止暴君或“暴民”垄断政治权利的保障。然而，巨大的不平等是自由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伴生品，上流社会的与生俱来的奢侈享受和普通民众代代相续的贫苦生活会摧毁公民美德。无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卢梭都认为，市场经济熏陶出的意大利和法国民众，只是一群自私、媚上、软弱、怯懦的绵羊。因此，无论是马基雅维利的立法者（君主），还是卢梭的社会契约，都致力于节制市场经济对公民美德的腐蚀，这也构成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节制资本”的思想基础。同时，资产阶级对财富的垄断会自然而然地扩展到政治领域。如果豪门擅权、蛇鼠一窝，那么什么三权分立、分权制衡都不会有实际意义。

传统保守主义者（如休谟、伯克，不是新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的理性是不可靠的，人类认识世界和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是从祖先那里积累下来的智慧。“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是来源于历史积累下来的政治经验，而是基于部分学者对于社会运动规律的不当抽象。通过“市场至上论”的抽象原则显然无法把握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一切盲目躁进的市场化改革只能带来“礼崩乐坏”的社会灾难。

此外，社会在民主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对市场至上论也颇有批判，在此不必赘述。

在所有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无疑是最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生产关系）的矛盾。上述经济和政治思想对市场至上论的批判无非是对该基本矛盾不同表现方式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是从属于特定阶级的一份子，从而始终处在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敌对状态是常态，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发生，而这些特定的环境往往是以部分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以破坏市场机制为条件的。比如，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是国家出面购买商品和金融资产，即直接破坏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对金融、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管制就是直接侵犯资本家自由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福利国家则是直接的劫富济贫的“强盗行为”，它既是侵犯财产权，也在破坏劳动力市场的自然运行。但是，正是宏观经济政策、管制和福利国家这些向劳动人民妥协的政策保证了资本主义在过去90年的生存。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存续，是以不断破坏自身组成部分为代价的。这也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包含的进步力量已经基本消耗干净，以至于它不得不通过部分地破坏自身结构来实现总体的稳定。一旦劳资妥协威胁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生存时，资产阶级就会重新展开对劳动人民的反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诞生的背景，也是形形色色“市场至上论”的现实基础。

但是，比起“新政”和福利国家等在劳动人民中有深厚基础的改良政策，新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对劳动人民的进攻。只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致使中国工人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加入世界劳动力市场，才让新自由主义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是现在这个“黄金时期”也已经过去了，中国工人的斗争正在挤压利润；新冠病毒的肆虐也会提升中国工人的卫生防护意识，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利润率造成长期压力；而无论是中国私营医疗机构和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医疗体系的无能也让许多民众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人民的健康。市场经济包治百病的童话幻境日益成为没落自由派臆想中的天国王朝，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将和他们的市场至上论、和他们的“知名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强国小粉红”、和他们的“方方”们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