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9县12村 课题组调查了江西省9个县市的12个村（社区）。江西省是全国劳动力流出大省，劳动力主要流向江浙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外出务工人口占总人口的50%左右。江西省全省确诊病例923例。调研县总体疫情不严重，总确诊病例79例，病例分布情况是，除了1个县的确诊病例有61例以外，其它县的确诊病例都不足5个。 调研的12个村（社区）中，劳动力垮区域流动最多的是江西省泰和县某村，全村共有1100多人，在外务工农民500多人，目前已有200人左右外出，占村庄劳动力总数的40%；最少的是江西瑞昌市、鄱阳县的3个村，流出人数均为0人。在获得较完整统计数据的9个村（社区）中，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只有272个。 课题组发现，在全国各省份中江西省的复工复产工作做得较好。全国的农村劳动力基本处于封冻状态，江西省大部分村庄已经解冻。调研的9个县市的12村（社区）中，9个村（社区）已经撤掉道路关卡，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农民外出务工只需要在村委会（居委会）开证明和测量体温，程序简单。甚至有个别县市农民工外出务工不需要开具证明。本地企业复工复产和本地公共交通正在恢复过程中。 尽管江西省基本上放开了劳动力流动，但是江西省复工复产政策执行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农民工流动规模很小。 江西省基本上撤掉了道路关卡，道路基本畅通，但是公共交通没有开通。农民工外出主要靠私家车出行，大量没有私家车的农民工无法外出。目前江西省基本没有开通县乡村公共交通，全国的铁路和高速也没有畅通，农民工出行困难。 地方政府保障农民工外出的配套措施不健全，贯彻速度过慢，例如，瑞昌市一个行政村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另一个行政村却没有撤掉道路关卡，农民工无法外出。此外，流入地复工复产政策不明朗，农民担心进入流入地后找不到工作，不敢外出。因此，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不高，认为延迟几个月务工对收入影响不大，还可以避免感染风险。 山东省：7县7村 课题组调查了山东省7个县（市/区）的7个村（社区），主要分布在鲁东、鲁中、鲁西。鲁西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鲁中和鲁东地区工业相对发达，农民以就近在本县市内务工为主。总体上，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外出以省内务工为主。山东省全省确诊病例累计543例。调研县的总体疫情不严重，总确诊病例为28例，分布情况为曲阜市有13例、邹平市为7例、新泰市为4例、临朐县为3例、临清市为1例，莱芜区与茌平区为0例。 调研的7个村中，在鲁东与鲁中本地工业相对发达地区，新泰市管理相对宽松，在山东省内务工可自由流动；邹平市只有魏桥集团大企业复工，其余工厂均未复产，该村有8名工人复工；其余大部分县市依然采取严格管控政策，大部分企业工厂尚未复工复产，故本地工人也无法返工，村庄劳动力返工比例不足5%。而对于鲁西农业为主的地区，由于村庄封闭化管理，劳动力流动极少，基本上都为0。 山东省内劳动力流动低的主要原因为本地大多数企业没有复工复产和村庄实施封闭化管理。由于山东省内的劳动力主要以省内务工为主，本地企业没有复工复产的话，产业工人也无法复工上班。山东省的总体疫情并不严重，而且很多县市属于零疫情，下一步需要抓住推动县市内企业复工复产为牛鼻子，来促发劳动力流动就业与经济复苏发展。 湖南省：10县10村 课题组调查了湖南省10个县市中的10个村（社区）的劳动力流动情况。湖南省是全国劳动力流出大省，当地劳动力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区。湖南省确诊病例1008个。调研县的总体疫情不严重，7个县总确诊病例98个。 调研的10个村中，劳动力垮区域流动规模都不大，基本都是个位数。调研10个县中7个县都采取封闭政策，没有撤掉道路关卡，没有开通公共交通，不允许农民流动。除此之外，本地复工复产的企业不多。 目前，湖南省依然保持过度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政策。湖南省10个县中，7个县的农民工仍然处于封冻状态，除特殊情况（急需看病，急需生活物资购买等）外，农民工一律不允许外出。其余3个县的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经村委会（居委会）开证明后可以开私家车外出。 即便有的农村地区允许农民工自由流动，但是开具证明十分困难。也有地方采取恐吓方式，阻止农民工外出务工。湖南省平江县某村农民工找了村委会3次才成功开具了证明，村书记还警告他“在疫情没有得到解除的情况下，因别省别县不接纳而返程的人，是不会允许进村的！” 地方政府在推动复工复产政策时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担心引发疫情感染风险。一旦当地有新增疫情，地方政府就马上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基层干部在为外出农民工开具证明时比较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开证明。 湖南省临湘市2月7日开始放松管控、推动复工复产工作，但是2月9日某乡镇新增4例确诊病例，全市就马上采取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湖南省涟源市1月29日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但是2月初全市新增确诊病例增加，全市2月12日出台了封城措施，不允许农民工流动。湖南省南县本来已经放开市区交通管制，但是因为有16例确诊病例，排名全市第一，被市领导约谈，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 湖南省下一步工作的突破口是调整疫情防控思路，弱化疫情防控督查压力，为复工复产提供更大空间。湖南省为非疫情地区，政府工作重点应转移到复工复产上，全面放开劳动力流动。在调整疫情防控思路的基础上，健全农民工流动配套措施。主要有两点：一是开通本地公共交通，为农民工外出提供公共交通工具；二是加大农民工流入点复工复产信息和政策宣传力度，确保农民工在流入点可以获得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农民工外出的积极性。 山西省：14县14村 课题组调查的山西省14个县的14个村，村庄均无疫情，所在县有6个县无疫情，其余8个县疫情较为轻微，确诊人数均在10人以下，最多的一个县确诊人数为7人。所调查的村庄劳动力主要流向为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 14个村庄中流出比例最高的为长治市屯留县某村，往年总外出劳动力200人，已经流出20多人，流出比例为10%；最低的是运城市万荣县某村，往年总外出劳动力1000人，至今未流出1人。14个村庄的总体流出比例约在5%左右，流出比例极低。 山西省部分地区高速路口至今封闭、公共交通没有恢复，流出比例最高的长治市屯留县某村流出的20人均为自驾私家车出行。所调查的山西省14个县的疫情并不严重，但农民工外流比例较低，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对于人员流动的态度比较保守，不鼓励农民工外流。多个县的公共交通停摆，并且对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管控强度非常高，高强度的管控虽然原则上并不禁止农民工外流，但是潜在的加剧了农民工的恐慌，使其不愿意外流。 山西省下一步的工作应当全面开放公共交通，同时，将风险分类进一步落地，制定更加精细化的分类防控方案，降低风险较低县市的管控强度。 甘肃省：4县4村 课题组调查了甘肃省4个县的4个村，4个村均为零疫情，所在县也均为零疫情。4个村的劳动力流向为内蒙古、陕西、新疆等邻近省份和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 所调研的4个村庄，流出比例最高的为天水市甘谷县某村，往年总外出劳动力150人，已经流出10多人，流出比例为7%；流出比例最低的村流出比例为0%，庆阳市环县某村往年总外出劳动力140人，至今未流出一人。4个村庄的总体流出比例约在5%左右，流出比例极低。 甘肃省的劳动力流动主要卡在了以下三点。 首先是卡在了交通不畅。部分高速公路和国道处于关停状态，后期虽然重新开通，但是多数县市的县内和县际公共交通没有开通，少数零星外出的农民工主要是通过自驾私家车的方式出行。 其次是卡在了离境审核。农民工外出需要在本人没有发烧症状的前提下，到村委会和村卫生所双重审核，审核没有问题之后村委会开证明，再持证明到乡镇盖章，乡镇审核通过后方可外出；还有的地方要求村民离境到医院做身体检查，检查没有问题才能出行。 第三是与甘肃省农民工的外流方向有关。甘肃省的农民工很大一部分是在新疆、内蒙古、陕西等邻近省份务工，务工工种主要是建筑业和采矿业，这些省份为了防止输入型感染，严防外地农民工输入。 2月8日，甘肃省就提出要统筹评估当前疫情防控情况与群众出行需求，组织人员引导企业有序恢复客运班线、包车、城市公交、出租车等运输服务。2月14日，甘肃省出台了五十五条意见支持复工复产，文件第三十条提出要有序组织劳动力输转。 可以看到，省里的政策鼓励农民工外出务工，早在2月8号就提出了恢复交通的要求。但从各地的实际执行结果来看，地方政府似乎并不鼓励农民工向外流动，所调查的4个村所在县有2个县至今公共交通未开通，另外2个县于2月17日和2月18日开通。 除了恢复交通不积极以外，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外出流动的审核非常严格，实际上也是不鼓励农民工外流。地方政府的担忧主要在于要人员流动就必须放开交通，但是放开交通之后也增加了疫情防控风险，二者之间存在张力，而一旦出现疫情扩散情况，上级政府就会严肃问责，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不愿意放开交通，也不鼓励农民工流动。 甘肃省某县级市发生一起家庭聚集性感染事件，该县领导被上级问责，该事件对该地级市的其他县影响很大，其他县在零疫情的情况下也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封控措施。 甘肃省下一步的工作应当将省里的恢复交通的政策进一步落地，尤其是疫情风险不高的地方更应该全面放开交通。甘肃省对于地方政府因为怕被问责而不鼓励劳动力流动的心理也应该进行疏解，为地方政府积极排压解压。 陕西省：4县4村 课题组调查了陕西省4个县的4个村，4个村本村均没有疫情，所在县中2个无疫情，另外2个分别有1例和2例确诊病例。往年，4个村的劳动力少部分在省内的宝鸡、西安、咸阳等地务工，大部分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务工。所调查的4个村中，劳动力流动最高的是安康市石泉县某村，总外出劳动力40多人，目前流出16人，最低的是渭南市澄城县某村，零流出。4个村的总体流出比例约为10%左右。 没有疫情的2个县高速公路和公共交通已经开放，对于农民工流动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另外2个县，疫情轻微，地方政府却非常紧张，高速公路封闭、公共交通停摆。农民工外流受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所在县的高速公路封闭或公共交通没有开通，客观上无法外出；二是省内企业复工很少，省内无法就业。 广西：5县5村 课题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了5个县市的5个村（社区）。广西省是全国劳动力流出大省，劳动力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区。广西省全省确诊病例242例，疫情较轻。 调研县确诊病例最多的是广西省都安县，有15例，其他县大部分确诊病例都是个位数，还有的县确诊病例是0。广西省疫情不严重，除了疫情严重的县市外，大部分县市基本没有采取严格的封路措施，农民工可以自由通行。广西省隆林各族自治县2月12号县辖区内班车、客车、公交车恢复运行，高速路口设卡检查量体温合格就可通行。尽管如此，广西省农民工流动规模依然很小，调研县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一般都是个位数。 农民工流动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力流入地还没有复工复产，农民工只能在家等待。隆林各族自治县某村的一个农民说她所在的广东工厂开工两天后因附近有被确诊病例就停工了，她只能继续在家等企业复产的消息。有部分省市还没有开通公共交通，农民工难以外出。 一些县市的本地企业复工率达到30-40%，很多本地务工人员在2月10号就复工了。由于疫情不严重，当地政府更加担心劳动力流动增加风险。广西省的基本基调是尽量减少农民工跨区域流动，主要方式是发出倡议、引导区内就业，避免频繁的跨省流动。 云南省：2县2村 课题组调查了云南2市2个村庄（社区）。云南是西南边陲身份，是劳动力流出大省，全省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转移就业率约为56%，工资性收入占比提高到接近40%。 云南省疫情防控效果很好，截止2月17日24时，云南省累计确诊病例172例（已治愈病例47例。）2月14日，云南省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了《云南省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各州、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划分为五类地区：高风险、较高风险、中风险、较低风险、低风险5类地区，其中有高风险县（市、区）15个。 云南省正在有序恢复交通，确定了2月12日恢复城市公交、农村客运、农民工省内包车，2月14日起恢复省内班线客运和客运站经营，2月21日起稳妥恢复跨省班线客运。目前政府正在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主要方式是实行“点对点、一站式”直达服务，按照用工企业复产复工时间和条件，分时间、分地点、分批次组织输出，确保安全有序将外出务工人员从“家门口”送到“厂门口”目标。 到外省复工前，有关部门会对返岗农民工进行登记备案、健康体检、出具证明，同时进行防护措施培训。政府组织劳动力流动速度缓慢，农民工大规模的流动还没有开始，原因是基层交通和农民复工意识的影响。 调查地江川，确诊2人，属于中风险地区，全区14家经核实疫情防控物资到位的企业正式复工复产，农村则开始铺开烤烟育苗，同时要求全程戴口罩、保持一定距离。每一个小区、村口设有卡点，需要进行严格登记。调查地会泽属于高风险地区，原因是确诊1人，此人接触多人。 确诊者所在城市社区实行封闭管理。目前通向其他城市和各个乡镇的公共交通均未运行，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较多。当时明确复工的卷烟厂等国企单位，实行严格防疫管理。村庄报道说，对疫情的认识有一定的滞后性，最初不以为然，但由于相关管理的政策逐渐严格和大力宣传病毒的传染性，故而产生一些恐惧情绪，宁可保证安全也不愿家人回城务工，积极性比较低。 贵州省：1县1村 课题组在贵州省调查了1个县市的1个村（社区）。调研村庄所在县确诊病例14例。 贵州省疫情不严重，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贵州省道真县除了重点观察人员不允许外出外，其他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道真县某社区2月14号开始通过微信购票公众号审核申请需购票外出人员，目前微信群截止到现在共有260人。申请者一个人可以注册多人，基层干部需要打电话核实登记信息。农民工外出需要所在单位出接收证明，所在村（社区）出允许外出证明。 报告完成时间：2020年2月19日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 主持人：贺雪峰 课题组成员：桂华、吕德文、夏柱智、仇叶、 王海娟、张雪霖、安永军、王向阳、李婷、田孟 执笔人：桂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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