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

<9>佳士运动为什么发动起来？之第二问：有关组织发动运动是否基于对2018年斗争形势的集体误判？

具体来说，从2018年初引起广泛关注的毛派“八青年”事件，加上2018年上半年一系列一时影响很大的群众斗争事件频发：如全国各地高校反性骚扰的米兔运动以及其中一时形成的女权主义、左翼自由主义、部分“反国家主义左派”的松散配合的阵线，多地发生的沃特玛电池厂工人斗争，上海长宁环卫工人大罢工，全国各地的塔吊司机要求涨薪的罢工和集会，全国各地卡车司机集体行动，全国多地的外卖员快递员罢工，各地此起彼伏的退伍军人维权抗议运动，湖南尘肺工人到深圳维权，富士康工人追缴公积金的斗争，深圳龙华等地工人反对开发商入驻导致房租上涨所引出的抗议风潮，以及左翼“融工”青年沈梦雨带领的广州日弘厂斗争在7月份得到众多工人和劳工界众多大佬人物支持，是否都让当时关注群众斗争的青年毛派和其他泛左翼圈产生了一种斗争形势正在上升的集体误判？以致于青年毛派想要通过扩大声势推动出一个“左翼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来引领各个政治势力、驾驭领导这一大好局面，把广大的群众维权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

这是本备忘录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也可能已经是最难解答的问题，因为随着2018年群众斗争的退去和现政权在佳士运动刺激下前所未有地大大加强了镇压一切社运和异议的力度，之后再也看不到对这一短暂斗争热潮时期的形势判断的反思和讨论了。目前只得把这个问题悬置于此，待将来再看是否遇到合适的时机、有知情人愿再出来追究这个问题了。

（目前仅知：网民“秋火”在2018年9月3日文章《抗议镇压建会工人和声援群众，抛弃幻想清醒自卫！》第三节对一些左翼的形势判断做出了批评、提出了看法。但遗憾的是孤掌难鸣，这一批评没有引起任何讨论）

这里顺便要纠正的是，海外民运“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说2018年塔吊司机、卡车司机的大罢工都是左派（青年毛派）领导的，这完全是夸大其词的政治炒作。当时打着毛派“八青年”招牌的“时代先锋网”确实积极报道了上述所有斗争事件，有些还实地联系、深入采访当事人，但他们在佳士运动之前没有亲自组织过任何群众斗争。上述所有群众斗争里，只有少部分发生在深圳的工人斗争和广州日弘厂斗争、一些校园工人维权是在青年毛派协助和组织下进行的；2018年的塔吊、卡车、外卖员、环卫工人等在行业内影响很大的斗争明显都是自发的，左翼只是做了一些追踪报道以及在事后联系了一些积极分子进行访谈（这些当时就有公开记录发上网的，都不是秘密）。

<10>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佳士的运动，工人群众基础一时薄弱，那么通过寻求可能的力量联合，对改善这一问题有没有很大的帮助呢？否则，应该怎么办呢？

（感谢数个月前的一位热心网友提出了这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首先，这个问题包含的良好动机要能发挥作用，那场运动就不能是佳士那样的少数核心骨干分子操纵下的极度独断专行的组织结构，否则正如佳士运动所显示的，它会按照暗中操纵的很少数的核心骨干分子的决定一意孤行、对一切批评和建议都一律无视、拒绝、否决、甚至不惜公开骂街、群起围攻。所以前提是：这场运动最起码得能够倾听群众声音。有了这个前提，讨论“怎么办”才有实际意义。

佳士运动在2018年8月时至少有三个主题：争取建工会，争取释放被捕工人，要求严惩警察。“寻求可能的力量联合”对后两个主题有用，对于建工会的目标完全没用。

要建工会，需要有积极分子在厂里活动，需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一面是在厂门口每天上演激烈的抗议示威，劳资对立尖锐化，资方正在睁大眼睛全力清除厂内一切潜在的不和谐分子，另一面再有其他积极分子在厂里对工友做争取工会的努力，就非常难搞了。所以得完全改变激烈抗议示威的路线，改为更耐心做工友工作，得尽早改变，在第一个积极分子可能面临被开除危险时就得改变路线，而不是像佳士运动那样一小批积极分子全数被开除出厂、没有做耐心争取工人的条件了，只能在厂外反复声嘶力竭干吼“要求组建工会！”可光喊口号就是几十个人在工厂门口天天大喇叭喊话都喊破喉咙也无助于争取工会。（这方面的说明，见上述第5问的回答）

再说争取释放被捕工人、要求严惩警察这两个目标，在现行专制统治下可用手段并不多，无非是扩大舆论、寻求律师介入、争取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关注，而且应当注意分寸，避免在群众基础尚不足时作出过于突出的行为举动挑动刺激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佳士运动一开始曾经得到过全国各地的民间泛左翼、泛自由主义群体、劳工界和其他社运人士的广泛声援（2018年7月底-8月初），本来应该更坚守以舆论声援为主，当时舆论很明显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因为全国大部分群众都不知道（很讽刺的是全国大部分群众是通过官方8.24清场当晚的新华社等大型媒体的批判才知道有佳士这回事，彼时舆论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官方的手里了，佳士运动能活动的骨干一时间全部被压制、直到第6天---8月30日才出现一系列反击文章，这远远不如2015年12.3劳工NGO舆论自卫反击斗争，当时劳工自媒体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官媒之前就抓住事件中的舆论主动权，并在12.22中央官媒集中抹黑的当天就发动大胆猛烈的舆论反击，之后相关自媒体和相关话题讨论都没有被封杀，反而为事件赢得了更多舆论空间）。

所以，为了争取释放被捕工人、要求严惩警察，舆论斗争本来大有可为。也正是舆论斗争最能够成为“寻求可能的力量联合”的方式，因为各派力量都可以写文章扩散声援（当时微信群和自媒体控制已经开始收紧、但还远远没有8.24清场前后那么严厉）。

但佳士运动把太多精力集中在这些事上：发动线下声援团递交一些自以为很有用其实屁用没有的、且极度恶臭的跪拜党中央的媚上文章（倒是起到了让很多民间左翼和泛自由主义群体不再积极支持运动的作用）、发动线下声援团到商业广场或公园里去做一些高唱红歌的政治集会、沉浸在街头集体表演中把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围观路人当做要重点争取团结的工人阶级群众——这些街头集体活动和政治宣示正是典型的“挑动刺激统治者敏感神经”之举，不晚于8月中旬官方越来越频繁派人干扰、公开冲击和制止这些活动，就可见这些活动在统治者眼中有多敏感。关键是这些举动除了“挑动刺激统治者敏感神经”和吸引了一些外部政治炒作之外，并没有起到争取更多国内进步群众的作用，反而由于一面倒向极度恶臭的国家主义保皇政治论调而让不少进步群众与这场运动拉开了距离。

<11>佳士运动积极分子的动员里有大量的道德绑架——以道德、立场质问或指责来逼迫所有同情者全力声援，例如指责不积极响应、没有转发他们的推送的人就是立场有问题，例如指责“只批评不行动就是立场有问题”，甚至指责一些老左派不去现场声援、为此找理由“死了以后有何脸面去见毛主席”，甚至还用“无耻下流、唱衰工人斗争”这样的道德谩骂来回应左翼同路人的路线批评（均有据可查）。

而且，佳士运动众多积极分子不分场合、不分群组的主题甚至正在讨论什么话题一概群发其运动文宣推送，对他人劝说沟通却一律不予理会，当时在微信上众多的工友群、左翼群、女权话题群、反性骚扰群至少数千人都见识了佳士运动在宣传时这一显著特点。

这些行为反映了佳士运动存在哪些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些行为都反映了佳士运动核心骨干分子有着极度的自负、狂妄自大和自我中心主义，他们认为他们所领导的佳士运动如此英勇、杰出、声势壮大、众望所归，当然是当前全国一切群众斗争和社会进步运动的不容置疑的中心，全国所有左翼、各类维权、各类社运、各追求进步者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正在做什么，当看到佳士运动声援团发出的任何指示和号召时，都有义务第一时间阅读、学习领会、无条件支持、响应、转发、立刻奋不顾身行动实践，如果竟然有人没有做到这个天命所归的基本义务，那一定是思想有问题、立场有问题。

具体来看“道德绑架”，很可能是佳士运动主导组织原有的组织特点。据“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发布的贺鹏超认罪视频文字版，贺鹏超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这个组织也认为，学习是搞资产阶级学术，学了就是注重自己的私利，（讽刺不屑的语气）不愿意奉献，用这样的道德绑架让学生们放弃自己的个人前途呀，自己的个人私利，甚至家庭，爱情。

「而且这个组织还有一点，个人的恋爱情况也要汇报，不允许和组织外的人谈恋爱，谈了也要分手，即使是组织内的人，也要经过组织审查，向组织汇报，聊天内容不能避开组织，没有一点自己个人的隐私。」

另一个青鹰社成员侯长珊在认罪视频中说道：「我从小和我的家人感情特别好，但是组织说，家庭是什么封建束缚，亲情是面具，实际上有利益的考量。感情上我才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哭了），我和我的男朋友就是因为他们才分手的，当时贺鹏超逼着我给李仁钬（前男友）发短信，在旁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输，“永无复合可能，再不见面”，说要彻底批倒批臭他这个投机分子。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与上述“道德绑架”类似，众多积极分子（他们未必都是能做出决策的核心骨干分子）不分场合、不分群组的主题或讨论话题一概群发运动文宣推送，很可能也是他们固有的组织特点决定的：他们早已习惯了“立即无条件群发声援团统一的推送”，恐怕既不会有讨论，也不会有反馈，有反馈也没多大用，因为众多微信群里很多人早就批评过佳士积极分子这种不顾一切的群发推送，却很少有改观。

这些行为——虽然说是细节，但属于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反映了佳士运动的多数积极分子是多么脱离群众。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官僚机器，旁观群众一直搞不清究竟该对谁反馈意见才会有效果，看似被捧得很高的积极分子例如沈梦雨、顾佳悦、郑永明、岳昕等人实际上根本无法成为运动本身与其他热心声援群众之间的纽带，因为众人很快发现找这些明星人物反馈意见一点用都没有，他们背后的那个主导组织根本就没有打算与任何群众对话、连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多少有所回应的迹象都没有。

至于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一是上面提到的既定组织结构有可能就是排除群众反馈的；二是从侧面说明了佳士运动的不少核心骨干分子在本质上是精英自大心态深入骨髓、与工人阶级有相当遥远心理距离的小资知识分子；三是说明佳士运动多数积极分子对待其他左翼、社会活动者普遍有着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心态，把其他左翼、社会活动者及其交流平台当做自家的无条件的宣传工具，这种实用主义心态不止是狂妄所致，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毛泽东思想及毛党运动传统里的实用主义政治取向——这也是非常值得今后的更为严肃的左翼政治实践者深入批评、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