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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社会主义”的缘起、主张与评析

2019-11-19 23:2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413| 评论: 0|原作者: 李翔 赵宛颖|来自: 察网

摘要: “千禧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和公平分配,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倡导“绿色新政”。尽管“千禧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解存在偏差,在实践中未必能成气候,但它是西方社会和政治生态变迁的客观反映,有助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及未来走向,并时刻提醒我们对资本主义保持警惕和批判。



“千禧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和公平分配,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倡导“绿色新政”。尽管“千禧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解存在偏差,在实践中未必能成气候,但它是西方社会和政治生态变迁的客观反映,有助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及未来走向,并时刻提醒我们对资本主义保持警惕和批判。

  [摘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的信心日渐动摇,一股“千禧社会主义”之风正在当代西方社会兴起。“千禧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后经济危机时代下社会矛盾无法消解、代际价值观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衰落,是“千禧社会主义”兴起的最主要原因。“千禧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和公平分配,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倡导“绿色新政”。尽管“千禧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解存在偏差,在实践中未必能成气候,但它是西方社会和政治生态变迁的客观反映,有助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及未来走向,并时刻提醒我们对资本主义保持警惕和批判。

  [关键词]千禧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一直被视为历史上最具活力的经济驱动力量,国际上一度盛行“西方胜利论”和“民主优越论”。然而,世界并没有遵循历史终结论的脚本,资本主义受到了当代西方年轻人的审判。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的信心日渐动摇,一股“千禧社会主义”(Millennium socialism)之风正在当代西方社会刮起。在英国,一些“千禧社会主义者”正聚集在以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工党阵营下;在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成为美国左翼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其身边也有“千禧社会主义者”的身影。“千禧社会主义”的出现反映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态的变迁,虽未必能成气候,但可能代表了一种趋势。它究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探索,还是资本主义曲线自救的又一种形式?本文尝试分析“千禧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缘由及其实质,力图对其做出准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评价。

  一

  “千禧社会主义”的缘起

  “千禧一代”(Millennials)是指1981~1996年间出生的人,意指新千年中第一代成年人[1],目前这一代人的年龄集中在22至37岁。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千禧一代”是最后一个记忆里曾有冷战历史的世代,但他们不曾获得过关于战争的社会体验。又因为成长于互联网迅速普及的年代,他们中不少是技术或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因此,他们的观念比上一代更开放,更加追求个性和独立自我的主张。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千禧社会主义”是指西方“千禧一代”对“社会主义”重新燃起热情的一种现象。它主张国家干预和公平分配,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倡导环境保护。但它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并不要求颠覆资本主义,其本质是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左翼思想。因此,以“社会主义者”作为自我标签的“千禧一代”又被称为“千禧社会主义者”。

  近年来,“千禧社会主义”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14年有项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的年轻美国人中仅有52%偏爱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2] 英国BBC援引《泰晤士报》2018年1月17日名为《著名教授发出警告:大学正将千禧代引向共产主义》的报道:“在18~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24%认为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是大企业,仅有9%的年轻人认为世界威胁是共产主义。”[3] 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18~29岁的人群中,资本主义的支持率在短短两年内下降了12个百分点。在这个年龄组中,51%的人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有积极感受,而对资本主义有积极感受的只占45%。”[4] 2018年,英国尤戈夫(yougov)民意调查表明:“58%的澳大利亚‘千禧一代’对社会主义持积极观点,只有18%的人持消极观点。”“[5] 种种迹象表明,“千禧社会主义”已成为当前西方社会一种新社会现象,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但却是潜在的政治力量。

  西方国家“千禧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后经济危机时代下社会矛盾无法消解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进入衰退期。经过长时间调整与恢复,时至今日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逐渐由衰退期过渡到稳定期,并进入到所谓的后经济危机时代。虽然经济上已经摆脱崩溃边缘,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阶级危机、潜在的政治和生态危机依然存在,社会贫富两极继续分化。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千禧一代”成为劳工市场的主力军,但劳动力市场低工资化以及大学生债务激增引发人们的不满。教育债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向上的流动性。来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指出:“学生债务是唯一一种在大衰退时期继续上涨的家庭债务,成为抵押贷款后美国家庭所欠债务的第二大类债务。”[6] 对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千禧一代”而言,美国梦在现实面前逐渐坍塌。

  经济上反公有制、反社会主义、反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导致财富不平等、债务、贫困、生态破坏和腐败丛生等问题。以美国为例,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显示:“前10%的美国人收入占全国个人总收入的28%左右。”[7] 财富分配上的阶级差距更大,“前10%的人拥有该国总财富的近77%”。[8] “千禧一代”面临着比父辈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

  在“千禧一代”眼中,“资本主义”是与“危机”和“衰退”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联邦贷款和补助金推高了大学学费,医疗保险扩大了对医疗保健的需求,租金管制和土地使用限制增加了住房成本。历史和现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社会矛盾无法通过政府干预、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等方式规避,后危机时代进入的短暂喘息期并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已走出危机。

  2.代际价值观转变

  代际差异涵盖范围大到人生观、价值观,小到审美观和家庭观,既可以体现在诸如着装品位的生活细节中,也可以体现在对政治事件乃至社会制度的态度上。“千禧一代”与前几代人成长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这也是“千禧社会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

  “千禧一代”的价值追求与资本主义渐行渐远,并逐渐亲近社会主义。“千禧一代”在金融危机中成年,相比较资本主义的美好传说,触手可及的痛苦给他们带来的感受更直接。在全球化背景下,“千禧一代”渴望新体验,乐于尝试新事物,他们没有强烈的制度忠诚意识,他们对于某种事物的忠诚度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自身的价值观。由于“千禧一代”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千篇一律的生活已产生厌倦,再加上“资本主义不是关于自由企业的,也不是创业和创新。当听到‘资本主义’这个词时,‘千禧一代’会联想到华尔街的救赎、企业贪婪、政治丑闻和税收代码,富人和互联网充斥着这些漏洞”。[9] 因此,他们并不忠诚于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千禧一代”已摆脱“政治冷漠”的标签,热衷于展示自我,他们不愿等待机会,而是更主动地探索和寻找达到目标的方式。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千禧一代”不像前辈人那样将工作看作全部生活的重心,而是试图保持工作和生活的良好平衡。在“千禧一代”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重重压力之时,他们开始反思对市场的盲目信仰,质疑“经济增长”是否是最终追求,也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等议题,并尝试行使投票权支配政治议程。

  3.新自由主义的衰落

  新自由主义吹嘘的“市场自我纠正”谎言被金融危机彻底揭穿,人们普遍认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构性危机”。[10] 如今,美国的大城市中充斥着无家可归者,工资水平陷入停滞甚至下降,而企业高管的奖金已反弹至危机前的水平。日益加重的社会不公让新自由主义的光环逐渐褪去,民众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也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在的一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左翼阵营。

  随着新自由主义开始衰落,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向左转。西方左翼力量抓紧利用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节点,重新审视自由市场的作用,寻找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途径。“当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难以解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时,或者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而产生强烈的焦虑且难以疏解时,作为‘替代物’的社会主义自然成为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目标。”[11]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6年美国大选伯尼·桑德斯获得众多“千禧一代”选民的投票,再到纽约左翼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参与,足以证明西方左翼力量正在不断壮大,与其他派别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能力与空间。

  二

  “千禧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1.经济主张

  在经济方面,“千禧社会主义者”主张经济干预和“大政府”。“大政府”起源于凯恩斯主义,即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中,主张政府积极介入、管理经济。“千禧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受市场经济影响,自己所获得的经济机会比之前大大减少。他们对自由市场促进收入增长逐渐丧失信心,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帮助自己摆脱经济困境。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调查项目发现,在18~34岁的美国人中,有62%的人认为需要一个强大政府来应对当今复杂的经济问题,只有35%的人表示“没有政府参与,自由市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12]

  “千禧社会主义者”在要求政府加强市场干预以增加穷人的收入之外,还希望政府可以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并提供充分的管理服务。与前几代人不同的是,他们不仅关注与自身利益联系密切的基础设施,而且关注国家全部基础设施建设。“千禧社会主义者”认为,政府积极介入的意义重大,以政府为主要力量向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巨大投资将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红利。

  “千禧社会主义者”在经济主张上的最终目标是经济民主化。他们认为,经济等级制度以及监管机构都不再符合民众的利益。“凯恩斯主义是不够的,政府还需要通过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来使经济民主化”。“[13] 在企业中,工人应该参股并有权参与董事会投票,使股东和员工在公司内部的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在收入再分配中,“千禧社会主义者”主张运用税收手段,缩小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比如对富人征收高额的财富税、消费税以及遗产税。更重要的是,这些高额的税收可以用来弥补政府支付公共服务的不足。

  2.政治主张

  与冷战时期不同,“千禧一代”对于“民主”的兴趣远大于“阶级”和“革命”。“千禧社会主义者”认为不需要超级强国和中央计划,而是要尽可能多的民主。当然,他们“民主”的基本观念也在发生改变,“民主”一词不仅仅与国家有关,而且涉及工人控制、自治、企业民主和存在地方监督的国有化产业。他们希望将民主延伸至更多领域、让更多人享有,否则维持现有的民主并以此作为国家宣传的标签是没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西方的代议民主已经受到各方的质疑和诟病,“千禧社会主义者”批判西方普遍实行的代议民主,主张以“参与式规划”为基础的民主。他们所说的“参与式规划”以群体为特征,使个人以团体、区域、全国等形式联结起来,从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他们认为,民主参与的过程应该更加透明化,而且民主参与不应该只是表达自我观点,更重要的是参与者能够影响最终决策,而不是成为政客的“玩物”。

  为了保证“参与式规划”在各个领域和行业有序进行,“千禧社会主义者”还认为,权力应当延伸至不同的群体,经济的有效运转也需要依赖这种参与式的民主政治。比如“企业董事会应当包括工人、消费者、所在地社区组织以及更广泛的公众代表。同样,企业计划部分也应当如此”。[14]

  此外,“千禧社会主义者”眼中的民主化还具有交叉性特征。“千禧社会主义者”认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行不通,而纯粹的社会主义也行不通,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因此,他们把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都归为社会主义一类。

  3.社会诉求

  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是“千禧社会主义”关注的重要内容。他们质疑“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提出的“富人财富增长,穷人也会逐渐获益”的观点,他们实际看到的是经济增长使富人收益,削减开支使更多穷人受到影响。“千禧社会主义者”对“涓滴经济学”的美好愿景丧失信心,甚至将其视为社会“马太效应”的推动力之一,他们希望通过财富再分配等措施将社会贫富差距重新拉回可控范围内。

  “千禧社会主义者”认为,依靠市场不能实现公平的分配,必须借助外部力量使财富和权力进行再分配以达到社会公正。他们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具有不可控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的缺陷在现有的制度下“不平等已经呈现出螺旋发展失控的状态”。而且在既得利益者的影响下,经济正按照所谓的“正确道路”前进,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已经很难使其偏离,财富和阶层越来越固化,相互之间的流动性减弱。

  此外,“千禧一代”作为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同时也是承受教育成本压力最大的一代,许多人无法获得有体面报酬的工作而被迫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免费的教育、医疗和就业保障是他们最渴望的社会福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项名为《千禧一代和过去不一样了吗?(Are Millennials Different?)》的研究报告称:“‘千禧一代’的收入比同龄时期的‘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的收入低得多,累积的资产财富也更少,债务水平高于‘婴儿潮’一代。”[15] 尤其是教育成本的上涨,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因此,“千禧社会主义者”呼吁国家提供更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福利来保障他们的教育、医疗和就业。美国罗珀中心(Roper Center)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事实,“69%的‘千禧一代’赞成政府担保健康保险,54%支持政府担保大学教育”。[16] 此外,他们对其他社会问题的关切(同性恋权利、种族不平等、移民、枪支管制和堕胎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与意识形态无关。

  4.环境政策

  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议题上,“千禧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本对利益的追逐和短视性,气候变化等问题常常被忽视,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概念。“绿色新政”的内容包括:淘汰传统汽车;在10年之内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为没有工作的人提供资金资助;消除工业排放、交通排放以及包括农业在内的排放等。

  绿色生态思想并非是“千禧社会主义者”的首创,在左翼群体中,生态问题历来是关注的焦点。众多环保主义者同时也是左派,比如绿色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然而,在“绿色新政”中,“许多旧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比如再分配、权力和财产、计划和民主,都被更新并赋予了新的内涵”[17] ,并将抑制全球变暖视为自身正义而不是受到外部的经济因素驱动。

  与传统左翼群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千禧社会主义者”提出“绿色新政”的最终目的是将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希望政府不仅在创造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同时减少排放,而且能够增加穷人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比如在能源计划中,“千禧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渗透至各种领域包括联邦工作保障与最低工资,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基本收入计划”(Basic income plan)和“全民医疗保健”(National health care)等形式。“千禧社会主义者”认为,是政府立法和调控减少了加州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不是碳交易发挥的作用;同样,北美洲温室气体之所以大幅降低,也是因为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决定关闭州内19个燃煤项目和发电机组。这就表明“千禧社会主义者”主张的“绿色新政”其核心是推动公共部门强有力的规划和行动,而不是依靠市场去调整。然而,“绿色新政”在赢得许多年轻人支持的同时,却受到了保守派的嘲讽,认为它是一个没有多大新意的建议。

  三

  “千禧社会主义”评析

  1.“社会主义”有名无实

  “千禧社会主义”虽冠以“社会主义”之名,但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告别资本主义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的特征是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经济上的公有制,其根本路线是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通过公有制经济实现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最终消灭剥削。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8] 显然,马克思等革命导师谈论的社会主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反观“千禧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只是实现社会公平和高福利的工具。从一开始,“千禧社会主义者”讨论的重点就不是某种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民主”和“社会”两个抽象的词罢了。

  追根溯源,“千禧社会主义者”的初衷并非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更多来源于对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厌恶和绝望。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是逃避现实的路径。“千禧社会主义者”并不清楚社会主义的真实面貌,吸引他们的只是北欧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相对于纯粹资本主义的一些优势。很大程度上,“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才是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2.追求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

  “千禧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是资本主义的可行或可取的替代品,但不是在任何层面。如果存在一种方法可以不改变社会制度就可调和当下的资本主义矛盾,他们是难以抗拒这种方法的。正如美国麦基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财政政策主任詹姆斯·霍曼(James M.Hohman)所说:“‘千禧社会主义者’不是志在带来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运动。相反,他们推动政府在社会项目上增加开支,并提高税收,为务实的政策工作,让大政府和自由市场政策并存。”[19] 在“千禧社会主义者”看来,制度调适重于制度更替,这必然导致他们立场不坚定,极少有人会坚持颠覆性的改变。因此,与其说“千禧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其说“千禧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某些因素的向往。

  此外,尽管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传统手段,但“千禧社会主义者”并不主张革命的斗争方式。他们认为革命的方式已经不值得期待,更无须花费时间寻求革命的契机,传统的革命思维已经不适用于当下,因此他们放弃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寻求其他的和平途径。比如“英国‘千禧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操纵选票同样可以达到暴力斗争的作用”。[20]

  “千禧社会主义者”寄予厚望的政党政治能否成为他们有力的斗争的武器?历史早已给出答案——其可行性和有效性都相当有限。也正因如此,“千禧社会主义者”面临着与西方左翼同样的问题:没有彻底的批判前提必然不会有稳定的理论基础,也就很难将其政治诉求应用于实践中。

  3.西方左翼思想的新发展

  “千禧社会主义”作为西方左翼思想在当下的新发展,与传统左翼思想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从起源看,“千禧社会主义”的兴起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价值诉求来看,“千禧社会主义”与左翼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它们都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批判,将攻击资本主义的靶点放在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异上,在对未来的合理构想中探索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方案。

  但是,“千禧社会主义者”并非完全是左翼群体的翻版。一方面,由于“千禧社会主义者”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成长,他们见证了网络时代下各种数量关系指数式地增长,“因此这一代人有一个主要优势:互联网文化,并一直致力于传播”[21] 。他们更迫切希望利用网络的创造力,尽快将一系列目标转化为可推行的政策。如,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作为美国“千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国会政坛游走的同时又通过推特积极活跃于公众的视野。另一方面,“千禧社会主义者”扩大了生态保护的意义,认为解决生态问题有助于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同时他们赋予一些关于生态的旧议题以新的内涵。

  但所有这些与传统左翼思想的不同之处,并不能使其免于陷入左翼思想的尴尬处境。因为“千禧社会主义”最大的创新不是来自其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其诸多主张可视为左翼思想的再包装。“千禧社会主义者”依然缺乏完整的政党体系和相关理论,其政治承诺的有效性往往难以得到保证。他们之所以备受关注,其原因并非人们与其思想形成共鸣,而是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其理论主张的关注。

  如果“千禧社会主义”希望走得更远,它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具有稳定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以实现从“对现实被动回应”到“能动地构建”。

  四

  结语

  “千禧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固然存在误解,他们的立场也常常左右摇摆,其内部也存在诸多争论和裂痕,由于年龄的限制,仅有个别“千禧社会主义者”在政坛崭露头角,尚未真正形成政治家群体。就目前而言,它对世界新旧经济政治秩序变动的推动比较有限。然而,如果说西方主流社会将社会主义理解为苏联模式,并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偏见的话,“千禧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的理解上的偏差也可视为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这个词。随着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愈加开放与自由,他们把社会主义与“更温和”的生活方式等同起来,希望世人彼此照顾,共同享受生活。他们追求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这些都体现出西方左翼思想家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前瞻性思考。

  随着“千禧社会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绝对胜利”的论断看似过于乐观,这给人们以警醒:一切远没有结束,资本主义不会也不能永远高枕无忧,社会主义依旧充满生机与活力。“千禧社会主义”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映,为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未来发展提供了即时的反映,并时刻提醒人们必须对资本主义保持警惕和批判。

  作者:李翔,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宛颖,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注释:

  [1]Richard Fry,“Millennials projected to overtake Baby Booms as America.s largest gener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Mar.1,2018.

  [2]Sean Vazquez,“This Is Why Millennials Favor Socialism Sean Vazquez”,Huffington Post,New York:AOL Inc.Apr.11,2017.

  [3]Matthew Moore,“Universities Luring Millennials to Communism,Leading don Warns”,see from https://www.thetimes.co.uk / edition /news/universities-luring-millennials-to-communism-leading-don-warns-zmm2nn76g.

  [4]Millennials May Love Socialism,But Socialism Won.t Love Them Back see from https://www.investors.com/politics/editorials/millennials-socialism/.

  [5]Socialism.s Millennial Fans Don.t Even Know What It Is”,New York Post,March.3,2019.

  [6]Richard Fry and Andrea Caumont,“5 key findings about student debt”,Pew Research Center,May.14,2014.

  [7]McLaughlin Walter,“Millennials Move Socialist”,The New American,May.9,2016.

  [8]McLaughlin Walter,“Millennials Move Socialist”,The New American,May.9,2016.

  [9]Robert Colvile,“What Millennials Reject Is Mutant Capitalism”,Newstex Global Business Blogs,Oct.23,2016.

  [10]David M.Kotz,The k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ZM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11]Leo Panitch,Greg Albo and vivek Chibber,The crisis This:socialist Register 2011,The Merlin Press,2010.

  [12]Steve Chapman,“Why Millennials are drawn to socialism”,Chicago Tribune,May.18,2018.

  [13]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property Millennial socialism ”,The Economist,Feb.16,2019.

  [14]张新宁:《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和反抗——2016年纽约左翼论坛评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6年第12期

  [15]https://www.sohu.com/a/292238966_100020320?sec=wd.

  [16]Emily Ekins,“Millennials Like Socialism.Until They Get Jobs,”The Washington Post,March.24,2016.

  [17]〔德〕马里奥·坎德亚斯著,巩志华编译:《什么是“社会党人”的“绿色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 年第 2 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19]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MTA1OTg4NA%3D%3D&idx=3&mid=2651355855&sn=67bed9a19f9235c 640b1c58d06f551b7.

  [20]Ben Judah,“What is Millennial Socialism?”,The New Left Review,July.24,2018.

  [21]Ben Judah,“What is Millennial Socialism?”,The New Left Review,July.2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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