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诸多转向,其中“消费转向”和“身体转向”的交汇产生了当今风靡全球的身体的消费。身体不但被重新发现,身体的消费和消费者也在大众消费时代成为全球瞩目的对象。但是隐藏在其背后的,与身体的消费和消费者相对应的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却被大众所遗忘。本研究从足疗连锁店青年女技师入手,试图揭示身体的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界限被打破,身体的劳动不得不忍受资本与市场双重剥削和社会污名化的事实。

关键词：身体消费; 身体的劳动; 身体的劳动者;

1、问题的提出

(一)“两次转向”的交汇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向”。其中一个转向是“消费转向”,即生产向消费的转变。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的重心一直放在生产上,所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生产主义情结”(productivist bias)(Ritzer,2015)。直到二战以后,资本家开始意识到消费所孕育的巨大潜力,商品规模和种类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成倍增加。福特主义的兴起带动了批量生产和工资的大幅提升,再加上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鼓励消费(如铺天盖地的广告、信用卡和分期付款),整个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另一个转向是“身体转向”,即心灵向身体的转变。柏拉图认为,我们追求真理的过程是一种灵魂和肉体分离的过程,而“死亡不过是身体的死亡,处于死的状态就是灵魂离了肉体而独立存在”(柏拉图,2000)。因为心灵代表着理性而身体代表着感性,所以在柏拉图追求真理的影响下,身体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处于被压迫、被遗忘的地位。直到消费社会的到来,身体才在大众传媒的包围中被“重新发现”。在商品时代的大潮中,鲍德里亚“完全代替着灵魂”(鲍德里亚,2008)的身体也被卷进商品经济的巨浪中。

“两次转向”的交汇孕育了如今风靡全球的身体消费。但在大众消费的今天,人们似乎早已忘了柏拉图对真理的渴求,转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人们希望自己越来越美丽、健康。于是,美容、美发、美甲、足疗、按摩、健身等与身体服务相关的行业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大量的现代女性,甚至男性加入到“美丽工业”、“身体工业”的消费队伍中,成为身体消费的主力军。站在“两次转向”的交汇处,从劳工视角出发,本文关注的不是身体的消费,也不是身体的消费者,而是针对身体的消费而相应产生的身体的劳动。因为在大众主义消费盛行的今天,人们似乎把太多的目光留给了消费和消费者,而忽视了服务于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是怎样的事实。笔者把从事身体服务的劳动和劳动者称之为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以与身体的消费和消费者相对应。更具象化一些,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是指那些从事美容、美发、足疗、按摩、健身、保健的美容师、美发师、足疗师、修脚师以及健身教练、保健医生等等。本研究试图从足疗连锁店青年女技师入手,揭示隐藏在光鲜亮丽的身体消费背后、服务于消费者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的事实。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2015年10月,经好友介绍,笔者得以进入位于武汉的一家全国连锁足疗店,近距离观察足疗技师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从那以后几乎每周笔者都会到这家足疗店,就她们的工作与生活进行观察和交谈。文章最后选取阿荣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呈现身体劳动者的身影。阿荣今年近30岁(大部分技师的年龄集中在20—30岁),和大部分技师一样,家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就离家外出打工,辗转过不少城市,从事足疗行业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足疗店各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姐妹中也有一定威望。此外,笔者所调查的这家足疗店是一家全国知名的连锁足疗店,其组织框架、管理模式、服务标准、绩效薪酬以及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大致相同。因此阿荣身上有着个案研究样本的“类型代表性”(王宁,2007)。

2、身体的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

星期三,上午10点,出租屋里,阿荣和姐妹们陆续起床。尽管阿荣这周是白班,但她昨晚显然没有休息好。因为临近年末,公司生意特别好,所以昨晚她被部长两次叫起来加班。阿荣说:“我们在正常班以外,基本上24小时开机,24小时待命”。

上午11点,洗漱、化妆完后,阿荣和姐妹们开始往公司走。因为住的地方和公司只隔了一条街,所以用不了5分钟就可以走到公司。经理点过名后,阿荣和姐妹们开始打扫包房。中午12点,阿荣和姐妹们就陆续到二楼的餐厅吃饭。因为工作的原因,阿荣她们通常不吃早饭,中饭对她们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早中饭”。餐厅提供自助餐,在外闯荡多年的阿荣对这里的饭菜评价很高,“我们的伙食是很好的,因为客人在我们这里做足疗,就包括一顿自助餐,所以我们也跟着沾光,每天都能吃上自助餐”。

饭后,阿荣和姐妹回到二楼的休息室。她们要在这里聊天、打牌、玩手机或者织毛衣打发时间。另一边部长正在前台统一调度,轮到谁谁就出来提供服务。这几天因为生意好,大家都很累,所以都懒洋洋地坐着或躺着,各自玩弄着手机,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即便如此,阿荣还是嫌这里人多嘈杂,一个人跑到包房睡觉去了。她想趁没轮到自己之前先休息一下,而且午后总是让人想打盹儿。

下午2点,客人陆续来了,很快就轮到了阿荣。这里没人喊名字,每个技师都有一个工号。阿荣的工号是15号。迎宾把客人带到指定的包房,不一会儿技师就捧着一桶药水进来。一般服务时间是90分钟,但有的客人会在结束后“加钟”,加一次钟是60分钟。所以遇到“加钟”的客人,一次下来技师要不停地工作2个半小时。

下午没熟客,也没“加钟”,阿荣还是被轮到两次。晚上6点,阿荣的第二次服务差不多结束了,在两次服务中间她还抽空休息了一会。晚上6点半,上晚班的姐妹们来了,经理在大厅点名。点名后,阿荣被喊去迎宾。她说,“我们每天都会被安排去迎宾,因为我们(技师)人多嘛,没事的时候部长就叫我们去迎宾,除非排到我们,或者有客人点我们的钟,不然我们就要一直在门口站下去”。

晚上7点半,没生意的姐妹陆续去吃饭了,阿荣还在门口迎宾。8点,阿荣被部长换下去吃饭。但没过五分钟就有熟客“点钟”,阿荣只好急忙扒了两口饭就赶忙去了包房。因为是熟客,所以加了阿荣的钟。晚上10点半,阿荣从包房出来正打算歇口气,就被部长叫去下一个包房,说客人已经在等着了。晚上的生意相对白天要好很多。本来再过半小时,也就是11点,阿荣就可以下班了,但被部长这么一叫,就意味着她今晚又要加班了。“我们这里最近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太累了。”阿荣说完,匆忙赶去下一个包房……

看到阿荣忙碌的一天,让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阿荣和她的姐妹们,究竟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因为工作似乎不再是阿荣生活的一部分,相反成了生活的全部。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不仅被打破,而且工作趁机“霸占”了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切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作至上”。而“工作至上”显然只是一种表象,在其背后有一套资本(制度)和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从时间、空间、身体以及心理层面控制着她们。这也是为什么用“霸占”一词来形容她们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并非出于自愿,这种强迫的力量就来自于资本和市场。

(一)时间:全天候的工作安排

阿荣告诉我,她们现在是早晚两班倒。“早班从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夜班从晚上六点半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早班是12个小时,夜班是差不多17个小时。”而早班和晚班一周轮换一次。阿荣如果这周是早班,下周就是晚班。阿荣说,最令她们姐妹头疼的就是早班和晚班交替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她要连轴上24小时。

这周我是早班,所以周日上午11点就开始上班,一直上到晚上11点。但我还不能下班,因为从周日开始就算新的一周了,新的一周我上的是晚班嘛。所以从下午6点半到第二天上午11点也是我的班,这样一来我就要从周日上午11点一直上班到周一上午11点,整整24小时啊,特别累,而且特别熬人……

即使下了早班,阿荣晚上睡得也不踏实。因为客人晚上来的多,所以人手不够的时候,部长会把已经下班回去的阿荣再叫回来。

我们有时候会很大脾气,因为你想想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又起来一次。很大火的,我都是发过几次脾气。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感冒了,头疼得不得了,刚刚躺下去没一两分钟就喊我起来,我就发好大火。火完了我还是继续上钟,但是你的心里面就是很烦,真的好烦,一般人谁受得了。

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让阿荣感到心烦,受不了。既然如此,那阿荣为什么不去休息,或者给自己放放假?阿荣告诉我,她们是计“件”工资,没有底薪,做一份才能拿一份的钱。所以,无底薪的计“件”工资制度把阿荣和她的姐妹们牢牢拴在了工作上。

(那些)年轻一点的小妹,休息时间很多,经常跑出去玩,所以每个月就只有一两千……(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大姐,她们每天都上班,白天晚上基本都在店里,除了回宿舍洗个澡、洗个衣服,她们没事就在店里睡一下,有事就上钟。所以你没看她们的脸都什么样啊,很累啊……我这样干下来一个月最高有五六千,七八千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太累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工厂流水线上才看到的工人“争强游戏”(布洛维,2008)的景象。在足疗店,计“件”工资制度让阿荣和她的姐妹———为了多挣钱———不得不忍受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而且她们有时候还会因为部长轮班不公让自己挣得少而心生妒忌,并由此制造闲话。

嫉妒肯定有啊,但可能是因为她手法很好,所以部长就让她多上,可是背后有人就会说一些闲话啊,比如和部长混的好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会帮你忙,会让你多上钟,会让你上点钟啊,反正有些话很难听的。

因此,计“件”工资制度不但让阿荣她们没日没夜地参与“争强游戏”,服从于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还让她们之间因嫉妒产生闲话,甚至产生分裂。此外,如果说工资制度是在激励阿荣她们尽可能地多干活,那么请假制度则从另一个方向要求她们尽可能地少休息。阿荣没有说她们的请假制度是怎么样的,也许并没有成文的规定。但阿荣告诉笔者请假不容易,“经理几乎不让,在他眼里我们像机器一样,要不停地上班不停地上班。下个月我弟弟要结婚,我要请几天假,他就让我这个月不要休息了,所以好想下个月快点到啊,好想休息”。

(二)空间:寄宿制的生活方式

阿荣和她的姐妹们住在一间不到100平米的出租屋里。这间屋子经过公司的简单装修,就成了阿荣她们的集体宿舍。阿荣说,“人多的时候这里要挤下几十个人,现在因为走了不少人,所以就我们十几个人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床铺。有些姐妹为了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就在上下铺的外面围上床单。阿荣说,“这房子是公司租的,但公司不收我们的房租,我们相当于免费住在这里,我们也不用缴水电费”。说这句话的时候,阿荣表现出很满足的样子。出租屋离足疗店非常近,只隔了一条马路。阿荣她们每天走5分钟就可以到公司。起初阿荣还觉得这样方便上下班,但很快她就明白,公司这么做实际是为了便于她们“随叫随到”。“公司就在对面,经理打个电话我们就得过去,你要是住的远肯定不行啊。”

阿荣和姐妹们的生活方式让笔者想到了寄宿学校的寄宿制生活。只不过场景从校园变成了足疗店。阿荣和姐妹们吃住在一起,尽管不在足疗店里,但离足疗店并不远;她们每天要在规定的时间起床、上班、吃饭和睡觉;她们甚至还有“生活老师”———部长和经理在监督和管理;她们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定在足疗店内,偶尔才能回趟家。

任焰和潘毅(2006)把当代中国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对工人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用工形态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她们认为,这种宿舍劳动体制实现了工人劳动和生活居住的一体化,将工人置于全面的控制之下,造成的结果是工人的劳动时间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加剧了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攫取。

寄宿制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了这种“宿舍劳动体制”。因为公司就近安置阿荣和她的姐妹,表面上看是为方便阿荣她们上下班,实际上是出于资本需要的考虑。可以说,寄宿制的生活方式是为全天候的工作安排服务的。就近安置在空间上进一步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对于阿荣她们而言,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缩短到5分钟。

而且寄宿制的生活方式不仅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还将阿荣她们置于经理和部长的监控之下。前面说到,阿荣她们被要求“随叫随到”,而且经常还是在夜里被部长叫回来工作。她们起床、吃饭和睡觉也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经理和部长。由于寄宿制的生活方式,阿荣她们的劳动时间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结果就像潘毅和任焰指出的那样,资本加剧了对她们剩余价值的剥削。

但是对于刚刚进城打工的女性农民工,她们对工作的最起码要求就是能够提供基本的“食宿庇护”。阿荣当初正是因为足疗店可以给她提供宿舍,才愿意进入这一行业。而“食宿庇护”恰恰是寄宿制生活的核心要义。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寄宿制生活方式在空间上迫使阿荣她们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化,还要看到她们对于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的被迫与无奈。

我刚到武汉的时候连个落脚点也没有,亲戚就说要找个能够提供食宿的工作,后来说做足疗,管吃管住。先开始(我)还不愿意,因为足疗嘛,我家人先开始都不同意,后来没办法,也不能老赖在亲戚家,所以就过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