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惊天动地的抗争行动正进入第三个月。尽管来自北京和林郑月娥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这场运动却也越战越勇。基层群众正试图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法走向阶级斗争的路线。香港群众正在努力自行克服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严重社会矛盾，但各种各样的不良份子也为运动注入了混淆的因素。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导，阶级斗争视角和社会主义纲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改良主义领导人所引入的观点和领导方向将绝对束缚整个香港群众工人阶级利益和运动前进的可能性。（按：本文原文于8月14日发表。）
8月5日，香港群众尝试了自运动爆发以来第一次的总罢工，努力地企图创造历史。香港上一次成功发动的总罢工是爆发于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全城劳工们英勇起义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铁蹄。
当地的历史发展和物质环境，以及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历年对工人的背叛，剥夺了数世代香港劳工必要的抗争经验和可以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战斗组织。不幸的是，在目前群众尝试着摸索正确手法和路线的起始阶段，却也有一批亲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公众人物以他们的口号、观点和利益分析站在群众之间，为整个运动带来极大的误导和危险。
到目前为止的抗争经验突显了运动内阶级分野的迫切需要。
造就今日香港的历史环境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为他们的统治阶级提供了时间，活力和远见来逐渐缔造出一个为他们提供了广泛的工具来维护他们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专政体制，这后来积累成各地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尽管国与国和各个时代之间的形式有些许不同，但这个制度最终确保了私产制，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法治”的绝对神圣性，借以维护以剥削劳工阶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资本积累。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群众情绪晴雨表，使他们能够衡量自己政治博弈的余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解释道：
“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民主权利正是北京政权绝对会避免给予香港群众的。该政权正拼命试图打击任何劳工阶级形成阶级独立组织的企图。对于整个中共官僚而言，为了防止中国的劳工阶级发动革命，也为了自身特权和财富免于被敌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洗劫一空，他们只能通过以自己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反革命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同时免于提供劳工们任何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
这不仅是中共政权对香港，更是香港资产阶级对香港群众的统治基础。后者在中国整体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史上也向中国大陆注入第一笔瓦解过去计划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资本。香港的“一国两制”制度的主要作用，即是维持香港资产阶级对该市的独裁统治，以及中国市场同西方金融资本的连结。对于北京官僚来说，给予香港群众任何的民主让步从来都是不可能的要求，因为如此必然会损害其对整个中国劳工阶级的独裁专政。
了解上述的观点对于香港劳工阶级进入任何形式的抗争都具有攸关生死的重要性。任何争取真正民主和经济利益的抗争都必然需要进入以劳工阶级为基础的抗争手法，并扩散到中国大陆各地。
通往八五罢工的曲折道路
然而，自由派公众人物并不握有以上的观点，但他们在资产阶级媒体中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报导。更糟糕的是，自称“反建制”的改良派劳工领导将自己钳制在可以同时满足由北京制定的香港法律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在港的利益的框架下来制定运动策略。这些人反映了香港资产阶级（不论建制派还是“泛民派”）与中国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共同寻求维持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劳工的无情剥削。
在当下的反送中运动自发性地于6月初最初爆发中，运动的基层已经出现了诉求总罢工的呼声，此诉求更在林郑月娥面对百万人示威活动下拒绝退让而得到增强。到目前为止，即使在八五罢工之前，香港群众已经对老板们的利益进行了切实的打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该市的私营商业活动已经降至自上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面对如此强烈的阶级斗争呼吁，自由派和改良派的领导们却完全没有认真组织罢工。在八五罢工之前，民阵已经两次声称要发起罢工但马上反悔。由吴敏儿主导，标榜自己为“真正的香港工会”不同于北京控制工联会的职工盟，却选择重复将总罢工解释为大规模请假，提醒劳工需要得到雇主的许可才能罢工。在八五罢工前，职工盟领导们又在一次地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罢工行动。
在8月5日罢工结束时，吴敏儿声称有35,000名劳工人参加了罢工。然而根据2017年公布的数据，隶属于职工盟旗下工会的会员至少14万，也就是说职工盟只得以动员了自己三分之一的势力。虽然并非微不足道，但也显示了职工盟无法动员自身实力的大多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不仅需要说服更多的工会和无组织工人入会，更要还要促进成立一个反对资本主义，愿意以社会主义纲领同老板们战斗的劳工阶级群众政党，并愿意超越于中共和香港资本家制定的法律界限来鼓动抗争。
自由派的自杀性观点
部分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或是学生公众人物，如香港众志最著名的创始人之一黄之锋，在运动爆发后不断地扮演着极其负面的角色。黄之锋本人一再呼吁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府干预香港局势。就算川普可能为了在当下贸易战之中暂时安抚中国而公然将香港运动描述为“骚乱”，黄式仍然坚持请求帝国主义者介入。他还公开感谢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开背书由纽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发起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史密斯是个坚持反堕胎权，反LGBTQ的帝国主义政客。
在6月爆发的立法会占领行动中，其中有部分人士公然做出挂起香港殖民旗这种严重扰乱外界对香港运动认知的反动行为，黄之锋当下却声称这是一个年轻人们在绝望下才采取的行动，因为，他声称，“我们已经试过所有方法了”！这是在连政治罢工都没尝试之前就说的话。这些人是否期望英帝国主义者派遣海军来保护香港的民主权利？但我们从川普对待香港运动的态度上，就可以知道帝国主义势力至多只是把香港人的权益当成自己的博弈筹码。
八五罢工的经验
8月5日的总罢工终于通过自由派领导层扭曲的棱镜实现了。最勇敢，强大的尝试应该归功于所有在机场工作的劳工。高达三千余名空服员、地勤物流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工发动大规模的病假，并瘫痪了香港国际机场。尽管罢工应该高于集体病假的程度，但这也是当日最高的成就。它应升级为无视雇主利益的积极罢工，最终导致工人占领和控制设施。
同一天，部分运动人士也试图以各种行动关闭香港地铁，但结果好坏参半。的确，数名地铁工人关闭了他们工作的车站，也有个别不是港铁员工的抗议者自行企图阻止列车关闭以瘫痪地铁。尽管这些抗议者们在车站举行了数小时的筹备宣传工作，但他们未能赢得大多数港铁员工的支持。如果要瘫痪整个港铁且取得更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那绝大多数港铁员工的参与是必要的。无法达成这点的责任又再次见证了各个劳工领袖们并没有致力去在广大基层促进罢工投票的推广，讨论和表决。
劳工领导层未能始终如一地负责领导群众从事高阶级意识，激进和有组织的行动，意味着激进行动的领导责任落到了对阶级斗争方法和口号尚不熟悉的年轻人身上。面对残酷的警察镇压及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洗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开始在年轻人之间蔓延。然而，这个含糊不清的口号背后有着诡吊的历史。它是在极右翼的恐中“本土派”政客梁天琦在2016年参选立法会选举期间首次提出的。这份口号在年轻群众之间的广泛使用为中共政权提供了把柄。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举行的第二次记者会上，发言人杨光紧抓着这个模棱两可的口号，并质问：“这些人是要为谁光复香港”？言下之意，就是指控香港运动的参与者们企图将香港带回英国殖民统治下。这一事例，以及部分人士喷绘“支那”和“蝗虫”之类的仇中言辞只会加深中国劳工阶级对此事件的误解，令他们认为这整个运动是对立与所有中国人民的。这也正是北京所乐见的结果。
如果我们一再容忍反动公众人士片面地为香港运动发言，这将延续和加深中国广大群众对此运动的误解和不屑。这样一来，香港群众从近来每天同国家暴力的抗争中所获得的宝贵的组织经验（如何处理催泪瓦斯，如何使用激光避开面部识别等等），不会被发扬到香港以外，让世界各地的劳工阶级受益于这些经验，而是沿着错误的路线走向埋没。
北京正是抓紧近来的这些发展，解禁中国大陆境内对香港运动的报导，并大肆发布片面、负面报导。香港部分公众人物的反动行为有助于加强中共对香港运动作为中国仇恨，西方帝国主义赞助运动并完全敌视中国劳工阶级的利益的宣传。
阶级观点将决定运动成败
目前，北京当局直接挥军进入香港镇压群众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如此鲁莽的行径很可能导致更大的反应并招揽中国群众对香港的同情，让运动在大陆扩散。然而，北京也不太可能选择对香港群众给予任何经济或政治让步。港澳办的一名发言人在其第二次召开的记者会上声称多名香港青年参与抗争应归咎于“缺乏爱国教育”，或“缺乏与大陆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而不是因为年轻人意识到了自己灰暗的社会经济未来。中共当局当然也必须诉诸这种狡辩，因为他们必须严守“一国两制给香港群众带来繁荣”的“真理”。当资本主义体制同样也使中国境内其他地区陷入在香港发生的同样社会矛盾时，中共当局也无法为香港提供大规模福利或民主改革。
反之，香港警察大概是当局将会用来粉碎整个运动的主力，尤其是当运动开始进入疲惫状态时。香港政府已经从法国购买了配有水炮的防暴卡车。在英籍港警总司陶辉（Rupert Dover）共同领导下的香港警察日前在其官方脸页上公开宣传警方的防暴染色喷水技术，警告任何参与抗议者都会沾上墨水，以便警方日后识别。
因此，北京和香港政府将不断增加香港警方对群众的压力，并虎视眈眈地等待自由派公众人物和缺乏阶级斗争观点的群众领导将运动带入混乱和士气低落。在此之后，他们将倾巢而出，发动激烈的政治压迫。
唯一能够避免这个后果的方法是积极将运动扩散到中国大陆境内。马克思主义者们赞同许多基层民众呼吁更多的罢工和香港群众继续战斗的意愿，但抗争不仅要提升到更高的组织水平，由所有香港工人和年轻人选出的代表组成罢工委员会，更需要把抗争扩散到香港境外。
香港市内任何诚实的民主人士，青年和社会主义者们必须立即开始向更广泛的中国群众用普通话宣传，以对抗中共当局的诽谤，并明确将中国大陆劳工的日常经济诉求纳入他们自己的诉求和纲领。他们还需要公开批评和边缘化他们当前的自由派和改革派领导人物，将这一运动引向与社会主义纲领一致的阶级斗争，为住房，收入和影响所有东亚劳苦大众的经济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任何仇中，反共或亲西方的帝国主义情绪都必须立即被否定和抛弃，因为它们将整个运动带向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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