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非常“著名”的“球藉论”，北大姚院长还搞错了什么问题？ ...

2019年7月1、2日，“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举行，出席这个论坛的是来自京沪及全球六十余名著名思想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先生作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主题演讲。

姚教授的演讲，阐述的重点是两个 “主义”：第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第二是“贤能主义”。然而，不知姚先生是故意搞笑或者是为着考核与会的“思想家”们的智识，在阐述“务实主义”的演讲中引用了一个“非常”的“著名”的“球藉论”，他说：

【“邓小平在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就是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然而，并没有说明这个“著名”的“球藉论”的出处，譬如“著名”在×年×月×日在×××的场合或是××地方，或者“著名”在《×××选集》×卷×页，只是用了“当年”一词，也就不由得人们不想起邓小平这个“当年”的多了，譬如邓小平“当年”曾说过“我不懂经济”等 之类的话，这些“当年”的话都是有上了报纸或者书的。

2019年7月5日，《察网》发了一位独立学者（下称独立学者）的《北大姚院长，您把这个核心问题搞错了！》的文章，纠正了姚“思想者”将毛主席的“球藉论”张冠李戴到邓小平的头上，并注明了出处：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报告中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藉！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其实，所谓的“球藉论”。是毛主席的也好，是邓小平的也好，原本并不是那么“著名”的，因为毛主席的文章讲话很多。若是邓小平的，国人多知邓小平的“著名” 的“先富带后富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不争论”……。 姚先生为了阐述他的“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而且是邓小平的“直觉理论”，同时又需要以此来证明邓小平的确是“人民的儿子”，所以也就由不著名变得“非常”的“著名”了，而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的论述反而变得不那么“著名”了。

独立学者在纠正了姚先生的“毛冠邓戴”之后，便出来为姚先生打圆场，他说：

【“姚洋是1964年出生的，在他们接受系统教育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时候。政治思想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这一代人阅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和邓小平的著作的人很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认识往往难以达到客观、科学和全面的视野。”】

然而，我在读了姚先生的这个演讲后，觉得很是不以为然，姚教授的演讲中可见，他不仅梳理过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近一百年的历史，还追溯到孔子的儒家学说，还读过《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以用来佐证“两个主义”的回归，可见，姚思想家的治学不可谓不严谨，视野不可谓不开阔，知识不可谓不渊博，若以独立学者的以出身的时间论，若对于不能称为“思想者”的平民，是不必过于较真的，而对于为人民释疑解惑的学者、教授的“思想者”而言，倘若不是出身在秦朝，而将赵高的“指鹿为马”任意移花接木到后世的哪一个朝代的丞相或者宰相的头上，岂不是让后世的丞相或宰相们受了冤？

接下来再谈“主义”。

姚先生的第一个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回归”的“务实主义”，他首先声明中国共产党是西化的产物，并且引用毛主席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佐证。因此，这也就足以证明了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泊来品，他说：

【“我要说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个听起来很别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核心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的过程。”】

可见，姚先生的潜台词是中国的前五十八年，都是务虚的，是西化的，是不合于国情的，只有后四十年才回归到中国，才回归到“务实”中来，姚先生认为，这种务实主义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没有永恒的真理，这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

在姚先生看来，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于真理与务实而言，皆不足为论的。

姚先生的第二个主义是“贤能主义”，他说：

【“儒家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层级制度+贤能主义，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层级的，谁能进入哪个层级要看你有多贤、有多能，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实上，这种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所秉持的理想。”】

这里，姚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层级”巧妙的替代阶级，因此，在姚先生看来，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皆为贤能之辈，姚先生又说：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贤能主义重新实践了一遍。”】

可见，姚先生认为，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实践“贤能主义”的四十年，而在这四十年中进入高“层级”的人，皆为大贤大能之辈，中国的四十年来无与伦比的发展成绩，就是“务实主义”的回归+“贤能主义”的结果，至于那些付出血汗的亿万劳工，是不足为论的，并且有数据为证：

【“我们收集从1994年到2017年几乎所有县级以上官员的相关数据，从这些数据就能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才的选拔符合贤能主义的传统。”】

于此，我们实在希望姚先生能够将他们收集的“几乎”所有的县级以上的“贤能”的官员的相关数据公之于众，中国的“贤能”的官员到底有多少， “贤能”的承受着牢狱之灾的又有多少？还忠心的希望他们也收集一下进入“贤能”层级的偷逃税款的演艺明星有多少？另外，譬如像进入“贤能”层级的性侵9岁女童的王振华之类的富豪又有多少？

最后，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主题，他又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定义：

【“在这两点基础上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来选拔官员、做重大抉择，这个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

可见，在姚洋看来，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与制度的职能就是选拔官员与重大抉择，而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终极目标是不必而论的。

纵观姚先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实在有着众多的“理论创新”，例如：务实主义 、直觉理论、层级制度、贤能主义……，然而，在我看来，贩卖假货的商人使人痛恨，而学者们的八卦，思想家们的呓语，同样的令人不齿。

以前，对于那些将教授称之为“叫兽”，将专家称之为“砖家” 的网友，我却总有些愤愤不平而又耿耿于怀的，然而，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我的愤愤不平也就释然了。

二0一九年七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