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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1]，这是我国当前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属于全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观点认为，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剧烈变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世界性的历史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主要关注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用西方的标准塑造世界。在中国，现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对象既包括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也包括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中国的现实需要。”[①]】
应当说，这对国内外现代化研究的实际状况，做了比较客观的简要综述；但是也有不足，主要是，把现代化阐释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这缺乏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离开了与此紧密联系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其中包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质的变化，来解读现代化过程。
如果从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角度看，那么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多次谈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计划“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这实际上已经研究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实践战略。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上述宏伟目标，并提出“两步设想”蓝图，“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事实说明，我国现代化研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就开始了，并非“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现代化内容上也不是只从社会生产力角度讲工业化，而是把实现工业化与创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贯彻的是唯物史观指导思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议题，并有了更丰富的含义。理论界也掀起现代化研究的新热潮。
应当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已有40周年实践的当今，党中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都有了更新更深的内涵。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很有必要研究发掘这种新内涵，形成科学的认识。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已取得不少理论研究成果。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有学者提出，它主要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等七部分[5]。有学者则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具有现代性的经济系统，从增长动力看，它以创新作为驱动力；从要素结构看，它具有高端要素集聚和现代产业主导的特征，而且各生产要素以及各产业、区域、城乡子系统呈现结构协调性；从运行机制看，它具有成熟的市场化体制机制，政府宏观调控科学有度；从系统环境看，它具有动态开放特征，对国际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从发展目标看，它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保证国家经济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包容性的发展[6]。关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学者提出，它不仅体现在所提供的产品的质量高，还体现在生产的效益好、效率高、消耗低、污染少；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提高投入产出率、能源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一个效率和竞争力的稳固基础[7]。
这些研究成果，见仁见智，从不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来评价，却存在“异中之同”[②]，即主要重视社会生产力和流通关系的建设，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建设却有所忽略，尤其是忽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个重要的经济基础的研究。这种缺陷，或许来自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贯彻唯心史观，历来“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8]98-99，以此为既定的前提，在经济现代化研究中就难免撇开生产方式及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历史特征。
笔者认为，科学地研究当代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唯物史观为指导，高度重视它们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
二、用唯物史观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
1.经济体系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用唯物史观来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要弄清经济和经济体系的本质含义。马克思指出，“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9]132，而社会生产过程总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的。《资本论》揭示出，生产方式有两层基本含义。一层是指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为生产劳动提供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8]366。手工工具、机器、人工智能设备等生产资料就属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而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关系、社会分工关系、劳动及其产品的交换关系，则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劳动的社会条件。生产方式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形成生产劳动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马克思指出，
【“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他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9]44。】
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条件上已不是过去时代的手工工具，而是机器体系；社会条件已不是那种“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的自然经济封闭环境，而是以商品流通形式为中介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力商品自由买卖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上，已不是奴隶制那种奴隶主占有奴隶人身，并把他们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与物质工具结合使用，也不是封建制由地主强迫对自己土地有依附关系的农民，以缴纳地租为条件与土地结合，从事生产；而是以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由雇佣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使用权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在生产过程中由资本家指挥、监督集体工人分工协作，强制雇佣工人从属于机器体系，以此来实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并由资本家决定产品的分配和流通，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可见，经济作为以一定生产方式进行的生产过程，不能只从技术条件或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角度去理解，或者说，不能仅从生产力方面去理解。它必然是历史的范畴，包含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而全社会的经济体系则是由所有生产单位的生产过程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社会总生产过程。既然它是所有经济过程的总和，也就必然包含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必然具有历史的规定性。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只包括生产总过程中劳动者使用何种生产资料、采取何种技术方式，形成何种劳动分工机制这些属于社会生产力层面的内容；而必然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生产的控制权与被控制权的关系、生产成果的分配关系等属于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内容。如果撇开生产关系层面来理解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只剩下社会生产力一个方面，也就不具有现实性。由此可见，我们应当把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解为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2.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体系
用唯物史观来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必要科学理解“现代”这个词的含义。“现代”固然有时空含义，但是其内涵却比时空含义更深。因为在现时代，世界各地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从落后到先进，有许多层级。非洲的少数地方甚至还存在原始公社部落，以手工方式从事自然经济的渔猎生产劳动。可见，现代不仅指现今的时空，而且也是与当今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而“先进”也具有历史规定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曾把“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化”捆绑在一起，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英国在十九世纪初，机器工业生产就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但是，这样的经济现代化概念，今天从技术条件角度来看，也已经过时。当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在技术条件上，已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先进标准了，工业化也是指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了，并且包括农业的新型机械化、信息化了。
由此可见，现代化经济体系应当理解为全社会以现代先进生产方式进行的生产过程的综合经济体系。作为现代先进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应当包含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适应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他们之间才在的对抗性固有矛盾，必然产生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现代生产方式的先进技术条件，已经超越那时的机器体系，就更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真正适应了。所谓适应，也就是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
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在宪法第七条庄严规定，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10]。】
尽管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还处在与私有制经济并存的不完善的阶段，处在向消灭了私有制的自由人联合体含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时期，但是它已经具有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性质，在国家代表劳动人民利益对国有经济进行统一科学管理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是最能适应生产过程使用现代高新技术，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趋势的，因而是真正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的先进生产关系。
有人认为，当今的网络经济可以为无数个人创造就业机会，单个人只要利用电子信息网络某种模块的一端，就能够有选择地可参与复杂的社会分工，因而在现代网络技术的条件下，私有制的个人操作，也可以适应社会化生产。但是，实际上，没有国家代表社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科技创新和建设电子信息基础设施，是很难生产出能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供个人使用的。而且，依赖现成信息网络的个体生产，不能避免社会生产的自发性，不能促进信息化生产提高到更高的科技水平。而在形成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全社会生产指挥中心，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显然比私人投资更有利于及时地发展最先进的高新科技，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以华为科技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总裁任正非面对近年碰到的困难说，华为现在的水平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11]。】
他表达出发展高新技术靠单个企业自身单打独斗的苦恼。这也说明，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社会化生产是需要具有广泛社会协作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来促进的。
3.必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
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自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是先进的，但是不能把这种先进归功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本身。马克思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性，但是并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一种剥削关系本身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他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追求无限增长的剩余价值这种“抽象财富”为目的，是有史以来对剩余劳动最贪欲、剥削程度最高的私有剥削制度，并具有以表面平等掩盖实际不平等的虚伪性、欺骗性，这种剥削制度是摧残“国家的生命力”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178-179、272-277、871
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他指出，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12]。】
这种社会分工制度的产生，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使劳动力所有权从封建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劳动力成为商品，促进了消费品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进而促进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从而促进了全社会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这使社会生产逐步建立在以商品流通为中介的社会分工制度基础上。而社会分工的扩展，必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以商品流通为中介的社会分工制度也是有缺陷的。它相对于封闭、不能展开社会分工联系的自然经济，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有很多的优点；但是，马克思也深刻揭示出，简单商品流通本身已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8]134-135；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发达商品流通，更使危机成为现实性。因为私人商品生产必定具有自发性，势必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社会收入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势必造成生产过剩，由此社会再生产必然发生周期性的比例失调，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事实上，从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1825年开始爆发经济危机近200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从单个国家内部发生，扩展到区域性的、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这对固有矛盾的必然现象。这种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人类生产力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绝不是优点。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使城市的人粪尿不能返回农村耕地，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8]579。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掠夺式地使用土地，还导致了土地肥力的降低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所有这些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弊病，决定了我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决不能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参照。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是处在世界先进水平的。但是这包含几百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累，包含着历代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提供的剩余价值。应当说，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不能适应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证明了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高新技术和某些先进管理经验，但是决不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也是先进的。恩格斯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生周期性危机的痼疾时，曾深刻地指出：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13]646-647】
这告诉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病的根本出路。
恩格斯的论述绝没有过时。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和完善全民所有制为核心为支柱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因此，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不仅应最大程度地吸收人类社会生产力在现代条件下已经创造出的先进物质技术成果，而且应当明确，它应当是趋向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光辉前景——共产主义制度的经济现代化。
三、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公有制为基础
1.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
用唯物史观指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社会总生产过程的动态存在的，它必然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因为“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8]653。而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体系的不断再生产。可见，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而高质量的发展，则涉及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社会再生产中，如何实现不断优化、向上前进，实现良性循环。如果按照本文以上所述，只有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体系的弊病，那么，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体系的内在要求。
如同社会再生产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生产力的高质量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高质量再生产两方面。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中，社会生产力相对于社会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所以，必须抓好社会生产力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指出的，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
这对社会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我们有必要从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角度来理解。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生产关系的高质量再生产即高质量发展。因为同样根据唯物史观，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从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人们更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看，促进社会生产关系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乃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要求[1]，笔者认为，这都属于对社会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
简而言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但要遵循社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还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的要求，巩固和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这可以从下述方面来认识。
2.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8]68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只要明确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发展方向，就必然会把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而每个人的发展达到这样要求，也就是高质量的人。因此，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这就必须相应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断巩固和完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促进每个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不具备这样的前提。资本主义经济以机器生产为物质技术基础。机器使接触劳动对象的工具不再直接用手工操作，而是把工具安装在一个机构上，机器的这种特征，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8]560，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和深化，这就为消灭手工生产方式条件下那种生产者只能从事某种局部劳动的旧式分工，从而畸形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可见，“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不是一种主观的美好愿望，而是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但是，“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却使雇佣工人无法享受现代工业进步对人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把工人转化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8]557，这就必然会再生产出手工劳动那种旧式分工，使雇佣工人不得不片面、畸形的发展。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尽管在工人阶级长期反抗的压力下，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改良主义，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础，没有改变经济发展以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为目的，这就不可能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做到。
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是适应社会化大工业生产本性的要求而产生的，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私人所有者的私利，这为发展经济，促进人自身的逐步向高质量目标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当然，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国家管理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就要求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中，确立人的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意识；把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革管理体制与调动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协作精神，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教育和多方面知识教育等结合起来。
3.公有制具有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优越性
万丈高楼平地起。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企业经济。这包含许多方面的要求，诸如：企业产品的使用价值做到物美、适用和耐用，在同种产品中处于国际先进；单位产品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也就是做到物美价廉，生产效率高。这又要求企业面向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善于捕捉机遇，科学决策，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重视原材料、能源使用的节约、降低废品率和非生产性杂费，重视合理组织分工协作，重视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等。但是，所有这些高质量的生产，都需要通过企业的集体生产劳动来实现，这就离不开在生产中建立有助于适应上述要求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
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企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优越性。公有制生产关系决定了企业中管理者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平等地位，每个劳动者都是企业的主人，这就有条件做到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管理，形成列宁所说的“自由的自觉的纪律”，这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监督劳动和强制性“炒鱿鱼”纪律或“饥饿纪律”，有利于调动工人在生产中的责任心、能动性和积极性，挖掘蕴藏在劳动者中的智慧潜力。新中国建立以来，企业普通劳动者中不断涌现诸如孟泰、王进喜、郝建秀、李瑞环等各类劳动模范，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主管理”，如在德国就有所谓劳资合作共决模式。在一些公司监事会中，工人代表法定人数已经可以占二分之一，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资本所有者对雇佣劳动者的统治权和强制权，因为监事会主席是由资方指定的，在工人一方与资方僵持不下之时，主席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14]。从分配关系看，企业贯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按劳分配原则，与资本主义按按劳动力价格分配相比，不被私人剥削剩余价值，这是实质上的公平激励，更有利于劳动者关心自己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争取获得较多物质利益。在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中，不少企业实行“职工与企业岗位双向选择”、“优化劳动组合”和“量化”按劳分配，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现实表明，国有企业工人收入普遍高于私营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和上交给国家的税收则高于私企。从企业总体工人的生产组织看，社会主义企业要求管理者、科技人员和劳动者的相互结合，取长补短，协作分工，这比那种单纯依靠“管理精英”、而把工人群众看成简单劳动者，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众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鞍山钢铁厂曾总结出“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结合），是有效的管理方式。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有人认为公有制搞“大锅饭”，是养懒汉的，无效率的。这在理论上不值一驳。而从实际来看，这也是以偏概全。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少数懒汉是存在的，但是不劳而获、偷懒恰恰往往是私有制观念的产物，这种社会累赘绝不是公有制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但有懒汉，还存在食利者阶层。要纠正把公有制生产关系在具体管理体制实践中存在的某些“平均主义”弊病，归罪于公有制本身；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绝不是要改掉公有制基础。发展高质量的公有制企业经济，应当把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