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真正的统治者 —— 洋关故事（六）

之前五篇【洋关故事】提到，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成为大英帝国的附属机构，条约明确规定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担任。

大不列颠以商立国，重实利，轻名头，并不是很介意用什么机构来控制自己的地盘。比如1757年到1858年，英国用来统治印度数亿人口的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一旦以世界霸主的身份拿到了中国海关控制权，英国人就开始扩展海关的地盘和权限。

当然，海关首先要收关税，所以它的下属机构首先是各地税关：

从1859年上海海关正式设关开始，各地海关逐年增加，最终形成了一个密布中国主要省份的大网。中国稍微大一点的沿海和沿江城市、以及主要边境商口，都有一个洋人领衔的海关坐镇，都要向英国籍总税务司负责。全国有多少海关，就有多少外籍税务司，以及几千名永远停留在中下层的中国员工。

但除此之外，海关要管的事务还有很多。

英国人安格联（【洋关故事】第二篇介绍过）在北洋时代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北洋政府官员对他有一个非正式称呼：“太上财政总长”。

北洋政府16年，换了13任总统（包括临时总统、大元帅等），46届内阁总理。平均14个月一任总统，4个月一个总理，这还不算各分裂政权自封的正国级职务。

可是，从宣统皇帝到张作霖，从1911年到1927年，安格联风雨不动。北洋各派系高官沉浮兴衰，对安格联来说宛如过家家——因为关键的人事变动都是他安排的。安格联控制的海关掌握着旧中国最大一笔机动经费，没有他的同意，无论是总理还是总统，都发不出军饷，而军饷恰恰是北洋所有大佬的命根子。

更重要的是，北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至少有五分之一要来偿还外债（大部分年份都不止），一旦积欠外债，列强的军舰就要开进大沽口问罪了。作为偿还外债最重要的财源，海关总税务司就是北洋政府存在的前提，自然也可以对总统总理发号施令。

海关这份权力在1922年的【金法郎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按《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偿还法国庚子赔款以【法郎】为单位进行交付，结果一战后法国因为战争的创伤，货币严重贬值，觉得按法郎结算吃亏。

于是，1922年法国政府无耻地提出要求，中国必须使用战前币值的【金法郎】偿付赔款，法郎和【金法郎】的汇率差别导致中国实际赔款金额翻一番。

但凡有点常识，官员都知道不能同意这种无理要求。中国舆论一致骂法国贪得无厌，北洋政府也不敢答应，拖着不办。

可是安格联站出来维护欧洲盟友利益了，要求掌握实权的段祺瑞按金法郎赔款，否则扣下关税不给中国，什么时候同意什么时候解冻。

段祺瑞需要钱维持政府运转，需要给自己的嫡系部队发军饷，需要给其他派系的军队发钱安抚，所以明知会因此身败名裂，也只能接受。

在北洋军阀中，段祺瑞自诩袁世凯后北洋首领，个人操守不算非常差，但在英国控制下的海关面前，段祺瑞没有不当奴才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安格联做“太上财政总长”明显是谦虚了，明明是“太上总理”才对，至少也是拥有否决权的常务副总理

前面提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可以直接转为中国驻外使节，代表中国签订对外条约，他的任职提名来自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而且是蒲安臣的使节团除了他这个美国人之外，基本上都是海关的外籍职员。可见从19世纪开始，洋人海关就侵占了中国一部分外交权。

最典型的例子是澳门主权割让。

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澳门》非常著名：

这首常见歌曲有个小错误，中国真正失去澳门主权并不是在三百多年前，而是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割让的。该条约正式承认了葡萄牙永远治理澳门，中国丧失主权。

此时清朝虽然弱，但有铁甲北洋舰队在手，总不怕衰落数百年的葡萄牙。之所以还得割地，原因是英国人赫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替中葡两国起草条约。

英国人的赫德，为什么要给葡萄牙争取澳门主权呢？

因为葡萄牙承诺拿到澳门主权后，把【鸦片厘金税】让给中国海关。这样赫德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葡萄牙得到澳门主权，清政府可以多分一点税金弥补财政窟窿，给法国付中法战争赔款，三方都觉得很满意。所以赫德包办中国外交，反而成了中葡两国的功臣。

赫德的行事逻辑代表了近代中国海关的行为作风，英国人把中国海关看做自己经营的公司，为了扩大这家公司的营业收入，中国主权不过是随时可以出让的筹码。

赫德的后任，1932年第四任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也继承了这一原则，跳过中国政府与日本谈判，承认伪满洲国，换取日本继续承认英国统治全中国海关。

总之，旧中国对外不断赔款割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外交手续就是由海关代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