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者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扩大和加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掠夺和压迫，激起了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反抗，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大的地区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通常把民族问题看成是欧洲“文明”国家的内部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越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变成了影响全局的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性问题。只有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才能加强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保证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和大战期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著作中，对党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作了全面的论证，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1. 民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

机会主义者一方面抹杀各国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同时也抹杀国际上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列宁指出：同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可以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庸俗的机会主义的乌托邦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问题，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 第22卷，第141页。)。“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从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或小市民的空想主义（即认为各独立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议和平竞争〕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分是不重要的，但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看来，它却是重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8 页。)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8 页。) 列宁还说：“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

列宁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他说：“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 页。)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吞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128页。)

2. 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

列宁反复说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目的是使各民族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主张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列宁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不能不加剧和扩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它是从帝国主义的后方打击帝国主义、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基础的伟大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同盟军。列宁说：“作为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的弱小民族，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 第四卷，第352 页)

列宁非常关注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热情歌颂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英勇斗争。他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写道：“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共、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列宁全集》第18 卷：第583 页。) 列宁认为，中国的革命，表明“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新生的中国》。《列宁全集》第18 卷，第395 页。) 。他还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写道：“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19卷，第82 — 83、83 页。)

3.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同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打败共同的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被压迫民族决不会袖手等待，它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时机来发动起义。他又说：为了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力量的削弱、它们的战争、它们的对抗性矛盾等等，无力进行干涉）特别有利的配合，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这后一种情况，从无产阶级胜利所期望的和对之有利的观点来看，是最主要的）。”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 — 306 页。)“亚洲数亿劳动者，有各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 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同解放出来。”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19卷，第82 — 83、83 页。)

列宁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马克思鉴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 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举行起义，如果情况许可，还应当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5 页。)他在《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又说：“如果我们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7 页。)

列宁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只支持民族运动中进步的东西。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争取人民和民族的自主权利，这是进步的，是应当坚决支持的。如果超过这个界限去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正是忘记了达个界限。

列宁教导各国无产阶级要“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 411、410、412 页。)。他指出：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要求冒充全民族的要求并把它提到第一位，他们最关心的是保证自己的利益，“因比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 411、410、412 页。)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是空谈民族起义，实际上却同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暗中的反对本国人民的反动勾结”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戈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 55 页。)。

列宁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追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 411、410、412 页。)

4. 批判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谬论

机会主义者大举攻击列宁所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取消派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借口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联系的加强有进步作用而赞成帝国主义的兼并政策，极力反对实行民族自决，考茨基主义者则仅仅在口头上虚伪地宣称拥护民族自决，实际上完全附和前一类人，认为要求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是“过分的”。托洛茨基站在折衷主义立场，对于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被压迫民族的实际问题避而不答，客观上支持了社会沙文主义。俄国的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还用“民族文化自治”这一类民族改良主义的口号来同列宁所提出的关于民族自决的革命纲领相对抗。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把所有‘大’国变成了许多民族的压迫者，所以帝国主义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思潮划分得更加清楚。”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 354 页。) 他斥责了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说：如果压迫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们国家的统治者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列宁揭露了“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质，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工具。 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一些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机会主义者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是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有利于地主、神甫、资产阶级利用自己在文化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去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

列宁指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实际上就是要使文化教育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领城中分割出来。他说：“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学校部门从这领域分出来，第一、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使学校（以及一般‘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第二、处处迫使打破荒谬的和陈腐的民族壁垒和偏见的，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而把学校等等事业分开恰恰是保存、加剧和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 19、9 页。)

有些左派社会党人，在民族问题上也曾经有过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任何战争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列宁指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显然错误的，而且在政治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人们会从这得出‘解除武装’的荒谬宣传，因为除了反动战争以外，仿佛再也不会有任何战争。人们从这还可以得出对民族运动更荒谬的和简直是反动的漠视态度”。 列宁肯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于》。《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 页。)。

列宁说，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 19、9 页。)

列宁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思潮，表现了无比鲜明、无比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革命者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指南。

本文来源：《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郑言实编，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激流网编辑部整理录入，有删节。

原标题：列宁反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作者：郑言实。整理：聂文远。来源：《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