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最重要的几点。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着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难道这个预言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难道我们不是又经受了20年的俾斯麦统治？对蛊惑者的迫害不是换成了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警察不是专横如故，法律不是同过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吞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休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各种族的战争”。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20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前常为“神圣俄国”卑恭效力之时？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的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的蹂躏；这场战争之所以还没有爆发，是因为连最强的军事大国也为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证明国际在1870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远见性的光辉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着作。这一着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能保证他们的政党取得统治地位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这些阶层的背后是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比资产者以及甚至比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打起了巷战；路易－菲利普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国，而且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工人并企图把失业者流放到边远省份去，逼得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政府早已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保证了压倒优势。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当时不能，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叁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第二帝国开创了这样一种局面：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先前在路易－菲利普的目光狭隘、畏缩不前的统制下，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干这些事情的人麇集在皇帝宫廷周围，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又经削割的疆界内，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而扩大疆土，再没有什么会像朝德国莱茵河左岸扩张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法国沙文主义者了。莱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区或其它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宝贵得多。只要第二帝国存在，要求收回——一下子收回或是一块一块地收回——莱茵河左岸地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指望获得“领土报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麦的亏，吃了他自己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亏，除发动一场战争之外也就别无他法。这场战争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门口；帝国的那些军队不是被死死地围困于梅斯，就是在德国当了俘虏。在这个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人民之所以欣然同意这样做，还因为此时所有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保卫国家而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从而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占了绝大多数。但是此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爆发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背叛，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释放；而为了避免在遭受外敌围困的城内爆发内战，人民仍然让原有的政府继续执政。 终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武装解除了，战斗部队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视为战俘。然而国民自卫军却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实行了停战。胜利者不敢耀武扬威开进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而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却处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之中，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隘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让全部帝国军队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那样敬畏。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可是现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军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期间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开始。 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为止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免除了从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转作以后的预付租金，并且停止变卖市立典押借贷处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４月８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扣压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137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决定是在5月16日执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定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还取消了从第二帝国时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于剥削工人之道的家伙们独家经营的职业介绍所；这职业介绍所交由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当铺是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权利和进行借贷的权利相抵触。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造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制度。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作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断增多的凡尔赛政府大军作战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取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进攻时却被埃德将军击退，伤亡惨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击，而下令开炮的恰恰是曾经指斥普军炮击巴黎为亵渎圣地的人。就是这些人现在乞求普鲁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当和梅斯被俘的法国士兵，好为他们去夺回巴黎。由于这批兵员陆续开到，凡尔赛军队从5月初起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用作为人质关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及其它许多神父来交换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但被关在克莱尔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尔改变了的说话口气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慎重而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咄咄逼人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于５月３日占据了穆兰－萨凯多面堡，9日占据了已被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据了旺沃堡。在西线，他们陆续攻占城墙外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一直推进到主墙的脚下；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卖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得以闯进城内。占据着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准许凡尔赛军队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带向前推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巴黎人想必认为这一地带有停战协定作为保障，因而防守得不力。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闯入的敌军越接近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贝尔维尔和梅尼尔蒙坦的高地上倒下去，这时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机关枪去成百上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伫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杀，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命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比对上司命令更加服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里，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只是作为例外——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即对于大工业和大企业，譬如对于铁路来说，工人的联合才管用（见《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 其实在1871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中间丝毫不亚于在“马克思派”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有蒲鲁东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在此以前，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压迫所凭借的力量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机构。正是这支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后来每届新政府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自己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经消除那样。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它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 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叁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任务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二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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