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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在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生前身后，他的科学成就，无论人们理解与否，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受到了普遍的崇敬，代表了人类理性的高度。
科学之外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作出的一系列划时代科学发现，刷新了人们的宇宙观，时空观，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此来说，爱因斯坦在BBC于21世纪前夕举行的“千年思想家”全球网络评选中位列第二名（第一名为马克思），与马克思、牛顿、达尔文、康德、笛卡尔等深刻影响了人类思想的人物同列，是当之无愧的。
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爱因斯坦就社会政治问题所作的许多思考和行动，这是他作为思想家的另一面——不只是探索宇宙、时空、物质，还关心社会、道德、战争与和平。
同许多科学家不同，爱因斯坦并不是不问世事的、象牙塔中的学者，也绝不是唯科技主义者，相反，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他，对社会矛盾、国际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科技的两面性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不遗余力地在重大事件中表态、发声，站出来呼吁和行动，担负起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曾经批评知识分子不问政治的冷漠态度，呼吁大家勇于担当，为重大问题作出行动，为人类未来负责；对于他所了解的社会黑暗和不义行为，他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态度，公开谴责，否则就会“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一战爆发后，各国科学家纷纷为“保卫祖国”效劳，为本国的军事行动辩护，爱因斯坦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发表反战宣言，积极参加德国的地下反战活动；纳粹上台前后，他时刻警惕德国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公开反对纳粹的法西斯行径，号召民众拒服兵役，以致被德国法西斯悬赏通缉，不得不移居异国。
二战中，发现德国有研制原子武器的迹象，他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陈述利害，促成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二战结束后不久，他又反思核武器这一“潘多拉盒子”的危险性，反对美国研制破坏力更大的氢弹，批评美国搞核垄断、核讹诈，揭露美国对外实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化、新殖民主义和对内高压的法西斯化，指斥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歇斯底里的反共反苏行径，以致被麦卡锡主义者列为“颠覆分子”“美国的敌人”，受到调查和监控……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爱因斯坦关注的重点，世界和平是他一生的追求，为此他作了不懈努力，也由于认识局限性和过于理想化（他曾表示自己在社会问题上受感情影响较大），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观点，如反对一切军事行为、支持甘地的非暴力、消极抵抗，呼吁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政府”等；也因此一度受过西方国家假和平、真备战，借联合国打压他国的霸权阴谋的蒙骗。但他对和平的追求始终是真诚的，一贯的，因而他也时常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反思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勇于发声而不畏风险。一旦发现谁才是战争推行者、和平破坏者，爱因斯坦总是毫不犹豫地予以揭露，并不遗余力地为反战进行号召、呼吁，从不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打压而屈从强权、违心说谎，对法西斯德国是这样，对二战后日益军国主义化的美国也是这样。
作为犹太人的一员，爱因斯坦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偏见、民族压迫，不光为本民族的自由呼吁，支持犹太人的不屈奋斗，也同情世界各地的受压迫民族和群体。他在1922年底赴日本讲学途中，两次经过上海，在旅行日记中留下了对普通中国人的印象，记述了中国人的勤劳和苦难，由衷地表示同情。他看到“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
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侵华事变后，他呼吁西方各国断绝对日贸易，进行经济制裁；中国国内抗日呼声高涨，发生了反动的国民党当局逮捕抗日救国进步人士的“七君子事件”，爱因斯坦闻讯后当即签署联名信要求无条件释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作出正义声援；他还多次就美国的黑人问题发表看法，指斥种族主义者的偏见和谬论，呼吁真正的平等。
爱因斯坦对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呼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一切形式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至死不渝，老而弥坚。他在去世前几天，还签署了呼吁和平、警惕核战争危险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他临终前几个小时的最后一次谈话，没有谈他辉煌的相对论，也没有谈他晚年穷数十年之力探索的统一场论，而是对两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忧心忡忡：一是美国压制民权的法西斯倾向，二是美国重新武装西德可能会引发的战争危险。对宇宙空间、物质本原的幽思玄想，没有湮灭他对纷繁尘世的深沉关怀，对现实危难的真切担忧；对浩渺宇宙的终极思考，往往被人世间沉重的现实引力所召回。
“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
除了国际问题和政治问题，爱因斯坦还十分关心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的问题，这就把他导向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这中反思同他亲身目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侵略战争、法西斯统治有关，同他对科技迅猛发展所产生后果的思考有关，也同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社会革命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关。他从自身经验、经历出发，提出过一些对资本主义弊病和危机的见解，表达对私人资本在美国取得统治的担忧，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对社会主义的赞同，甚至一度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1918年11月，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迫使德皇威廉二世退位，一战宣告结束；革命产生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初步建立起民主政权。身处革命中心柏林的爱因斯坦对此热情支持，他第一时间给在瑞士的母亲寄去两张明信片，报告自己亲眼看到的壮举，表达自己的澎湃激情：
【“伟大的事变发生了！我原先还害怕法律和秩序会完全崩溃。但到目前为止，运动正以真正壮丽的形式发展着，这是可能想象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经历。……能亲身经受这样一种经历，是何等的荣幸！”“事态的发展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只有现在，我在这里才开始感到心安理得。（战争的）失败创造了奇迹。学术界把我看作是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爱因斯坦论和平》）】
不久，他又在给好友米凯尔·贝索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心情，并对革命后的形势表示乐观：
【“某种伟大的事物真正出现了。军国主义宗教已经消失……老先生们大部分都晕头转向，惶惶不知所措……对旧经济表示留恋之情；而对于我们，旧经济的消失却意味着解放。”“在采取断然措施之后，我们还能活着吗？不少征兆简直令人怀疑。但是，我的乐观是难以动摇的。我享有一个无可责备的社会主义者的盛名。”（《爱因斯坦-贝索通信集》）】
的确，在大家纷纷以“保卫祖国”的名义为战争效劳之时，爱因斯坦坚决反对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他欢呼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欢呼革命取代了战争，人民取得了胜利，这确实同列宁等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态度不谋而合，而同许多社会名流——留恋旧制度的“老先生们”——截然相反，也因此他被看作“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享有社会主义者的盛名”。要知道，这时的爱因斯坦已经以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的发现轰动世界，成为物理学界的执牛耳者，万众景仰的一流科学家，而他对人民革命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如此热忱地鼓与呼，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这一时期，爱因斯坦热情地参加激进学生的集会，发表演讲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服从人民的意志”；他还参加了一些工人组织的活动，力图“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沟通起来”。直到晚年，他还同普通工人保持通信联系，就社会问题作平等探讨。在短暂的中国旅途中，他同路边敲石子的工人作了交谈，在旅行日记中记录了其辛劳和微薄的收入，对中国人的命运表示同情，对发生在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理解。
【“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指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了。”（鲁道夫·凯泽尔《爱因斯坦传》，据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的报道）】
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梓园（©上海黄浦区档案馆）
对于20世纪最重大的事变之一——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和社会改造，他总体上表示支持。他称自己“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他理解俄国人的选择和暂时的牺牲，“努力去了解俄国革命为什么会成为一件必然的事”；他曾在1919年领导德国知识分子，就资本主义列强对苏俄的“饥饿封锁”发表抗议声明，后又欣然出任一战后德国科学界组织的一个德苏友好团体的理事。
爱因斯坦一直关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一度受过西方反共反苏宣传的影响，但还是对苏联的建设成就、科技发展文化进步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贡献予以公正的评价，认识到社会主义苏联是反法西斯战线和世界正义阵营中的重要力量，呼吁西方国家放下偏见，与之联合。特别在二战后目睹美国的急剧军国主义化，对他曾经认为是自由民主之地的美国逐渐失去信心，对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反思更加深入，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随之加深，这也是他晚年受美国当局打压，被指责为“颠覆分子”“共产党人”的很大原因。
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有过一些反复。在30年代初到美国的日子，他对美国抱有很大好感，认为美国在民主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受到美国反苏宣传的影响，把苏联实行的制度看作是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相似的专制制度，表示对这种制度强烈反对。但在二战爆发前后，他看到苏联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出力最多，牺牲最大，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对法西斯一再绥靖，甚至联合分赃；他从1931年就呼吁的对日经济制裁也没有实行，美国直到1941年日本进攻东南亚前还在同日本进行贸易，供给其物资和军工原料，纵容其大举侵华，豢养和诱使日本北攻苏联。这使爱因斯坦对资本主义国家金钱至上、发战争财、支持法西斯打击共产党的恶劣行径有了进一步领悟，认识到真正的民主和正义不能寄希望于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家，转而对苏联产生同情和支持。1938年10月，他在给好友贝索的信件中愤怒地指出：
【“你信任英国人，甚至张伯伦吗？多么虔诚的无知啊！他牺牲东欧而希望希特勒向俄国发泄他的怒火。……他在法国把左派挤到角落里，而把另一些人捧上台，这些人奉行的金科玉律是：‘宁愿要希特勒，也不要赤党分子。’毁灭西班牙的政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有力地参与了扼杀西班牙的行动。因为，实际上统治着这里的是金钱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感，尤其是有产者为自己的特权所怀有的担心。要是我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我就不想活下去了。”（《爱因斯坦-贝索通信集》）】
爱因斯坦不曾站在力图维持自身特权的“有产者”一边，相反，他看到苏联人民取得的进步和牺牲，摒弃了以往反苏宣传带来的错误印象，公开发表演讲呼吁大家支持苏联：
【“多年来，关于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的努力与成就，我们的报刊都在欺骗我们。但今天，人人都知道，俄国以像我们自己国家一样的热情，推动了并且还继续在推动着科学的进步。……从不发达的基础开始，过去二十五年中它那非常惊人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史无前例的。”】
他把这些巨大成就归结于“主要由于改善了组织而取得的成就”，也即采取了新型社会制度和生产、组织方式。此外，他还指出苏联在二战中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意义：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这样的事实：俄国政府曾经比任何其他大国更加真诚而不含糊地努力促进国际安全。……俄国不同于西方大国，它支持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并且从未犯过加强德国和日本冒险家力量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