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篇》提到，解放军在济南战役的半程已经开始考虑淮海战役问题，而国民党方面“徐州决战计划”最初也是对济南解放的反应： 济南战役后，杜聿明提出乘华野与中野分开休整之机，将当时 剿总下辖4个机动兵团共十二个军全部东出徐州，投入对山东解放区的再次进攻，目标在进攻过程中消灭华野主力。 1能执行的计划才是计划 杜聿明的方案，本质上是企图重现当年74师全军覆没也未实现的”四面包围，中心开花”策略。且不说解放军对付这种战术是多么得心应手，国民党军官也早已丧失进攻解放军勇气，绝不会执行如此积极的攻击方案，更不要说深入已经完全解放区化的山东内地了。所以，这个计划在蒋介石批了“可行”后，就因为杜聿明被派到东北指挥辽沈战役，无人推动而不了了之。杜氏计划唯一的影响，就是徐州剿总借此将冯治安部赶出城区，派到枣庄汪贾一线打头阵，为后来汪贾起义提供了条件。 从1948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的二十多天，正值辽沈战役最紧张关头，华东野战军在曲阜召开师级干部大会，为即将来到的淮海决战在思想与组织上做最后准备。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什么都没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直白地解释：“守徐州责任重，我个人是担不起的”。 剿总总司令都担不起责任，那谁能担起呢？自然只有蒋介石自己了。这里不得不说说当时国民党最高指挥系统的畸形情况。 1947年5、6月间，在孟良崮战役与刘邓突破黄河防线后，蒋介石认为陈诚、白崇禧分管参谋总部与国防部的格局内耗过大，对“勘乱”不利，便将陈诚派往东北，把白崇禧赶到九江，宣布亲自掌管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不断在南京、汉口、徐州、北平、沈阳等几个剿匪总部之间来回飞行并直接下令，被部下讽刺为“全国各剿总总司令”。 当然，蒋介石不能真的在各大城市坐镇，所以那些还能直接控制的各剿总，都让颟顸无能但听话老实的老牌将领担任司令，沈阳卫立煌和徐州刘峙都因这个理由而上任。当蒋介石坐着重庆号在葫芦岛外指挥反攻锦州时，刘峙自然不可能主动“负责任”。 到了10月底，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沈阳已经无兵可守，蒋介石知道下一步就轮到徐州了，才在慌乱之中要求总参谋部赶快重订“徐蚌会战计划”。这时国民党上下已经全无1个月前妄图进攻解放区，收复济南的勇气，拿出的甲乙两个方案都是撤退计划，只在集结地域上有所区别。甲案目标是将兵力收缩至津浦路徐蚌段沿线地区，而乙案则全部龟缩到淮河以南。
国民党总参谋部在四五天中紧急制定出来的两个方案肯定相当粗糙，无法和解放军在制定“小淮海”时上到中央，下到各师旅级领导都充分讨论相比。但 “再烂的计划只要执行也好过没有计划”，如果坚持执行任意一案，国民党军主力机动兵团应该还能逃脱被迅速全歼的命运。而且当时国民党各部队基本都处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完全有能力在解放军南下前沿铁路南撤到徐州和南京之间。但国民党却因为这两个执行难度并不大的计划吵得无法收拾。 依照过去几年的传统，国民党最庞大的机动集团战略后撤，必须蒋介石亲自到徐州坐镇才能保证执行。而据其私人医生回忆，当时蒋介石受辽沈战役战败的打击，：“连续吐血，几已不能起床”。所以打算让桂系首领，华中（武汉）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出面，到蚌埠设立国防部指挥所，统一指挥华中与徐州两个剿匪总部百余万军队南撤。但白崇禧从桂系派系利益出发，在考察了徐州实际情况后，基于四个理由拒绝了任命。 首先，自己肯定无法指挥邱清泉这种中央系“老蒋悍将”。 其次，一旦徐州方面战败，自己作为指挥者要背锅，桂系会被削弱。 再次，蒋介石可能因此要求调动桂系老本张淦兵团投入徐州。 最后，自然是希望坐视徐州方面中央系部队大败，和李宗仁联手问鼎国民政府最高权力。 白崇禧拒绝担任此职务后，国民党当局又希望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转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进行战役实际领导。但作为蒋军嫡系的宋希濂以邱清泉“骄横跋扈”，无法指挥为理由拒绝去徐州。实际上是不想离开自己的鄂西地盘。最后不得不让专职钦差杜聿明返回原任，但这时他还在东北指挥葫芦岛和营口国民党撤退。到11月9日东北行动结束，杜聿明回到南京准备赴任。粟裕方面已经策动了汪贾起义，华东野战军开始围攻黄伯韬兵团了。 为什么国民党执行这样难度不大，纯粹内线行军的计划却如此困难，光确定人事就要辗转花费半个月之久？这就涉及到马前卒工作室多次提出的国民党军队 “再军阀化”问题。上一篇我们指出，在抗战发展与美国援助下，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从军阀集团进化成一支半法西斯军队。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下，法西斯意识形态不可能长期维持稳定，随着经济崩溃，国民党统治区域日渐狭小，美国援助时断时续，国民党军队丧失了城市知识青年的认同，“自然地”回归军阀传统。 所谓军阀化，就是军队对个人与派系的忠诚高于意识形态。这时国民党主要派系首先包括桂系这个老对手，其他派系都是从蒋介石“旧”嫡系中分裂出来的新集团。因此国民党新军阀的派系形态，与过去那种各占一省的旧军阀不同，除了所谓“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派，剩下的往往都自称何应钦顾祝同派。但实际上，这两位总参谋长对中小军阀并无没什么实际控制力，各级军官在复杂的排资论辈中形成几十个小集团。各集团的头目几乎全是黄埔前几期毕业生，资历接近，都能直接通天（蒋）。蒋介石为了制约各大派系，也乐于见到中小型集团的出现，便于自己作为最高统帅-仲裁者进行指挥。现在蒋介石吐血失去指挥能力后，国民党指挥系统顺理成章地完全瘫痪。 就淮海战役计划而言，桂系刘斐与陈诚系郭汝瑰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交给十几个中将兵团级干部执行。在这些干部中，邱清泉和杜聿明为一系，李弥与宋希濂为一系，孙元良与李延年是已经失势的汤恩伯系，而黄百韬则自以为顾祝同唯一嫡系。即徐州几个机动兵团中没有明显的主导派系，唯有李弥因为辈份较小（黄埔四期），所以愿意和邱清泉一起服从杜聿明的指挥。宋希濂不愿趟浑水，也算是有自知之明。。 剩下较弱的将领，如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都是前西北军余部，对徐州剿总的态度近乎于”听调不听遣”，国民党中央对他们也十分猜忌。10月份，蒋介石把刘汝明与冯治安召到南京，要求他们发表“反共声明”以示忠诚，留在部队的张克侠、何基沣反而因此得到了起义机会。 总之，在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都不能到场负责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必然一动就乱。所以，明知态势不利，国民党军依然原地静坐，等远在东北的杜聿明先完成任务，再来指挥撤退。杜聿明11月11日回到徐州，这时淮海已经进行到第5天，但国民党军队还基本保持了9月底的部署：以十字形遍布徐州四方，完全是被动挨打的格局。
淮海战役发起时局势图 2束手就擒 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5日全军进入预备阵地，6日各纵队从四面八方向徐州外围据点进攻。同样在11月5日，国民党军决定执行“徐蚌会战甲案”，但正如本文上篇所说，位置最为突出的黄伯韬兵团在新安镇耽搁了2天等待海州撤退的国民党军，到11月9日——也就是汪贾起义第二天，黄伯韬兵团连同海州撤退守军才开始向西渡大运河，向徐州靠拢。同日，由于担心解放军直接越过已经起义的第三绥靖区，直取当时完全空虚的徐州。刘峙慌乱之中将参谋部预案全部抛开，把徐州东南西三面3个军团全部紧急调回徐州，造成各兵团之间出现了空虚的缺口——东面本来准备接应的李弥十三军团没等黄伯韬兵团接防，就退回徐州。解放军从这个缺口插入，南下切断陇海线，将黄伯韬困在运河西岸。 黄伯韬部主力在11月10日已经渡过运河，派部队占领了后来解放军坚守的曹八集与大许家，距徐州市中心40公里。当时解放军从缺口南下陇海线只有一个纵队，如果黄伯韬5个军全力西进，完全有机会冲到后来国民党援军打到过的地方。但黄伯韬基于军阀的本能，在前进遇阻的情况下不相信邱清泉会全力救援，决定以自救为先，把部队收缩到运河西岸的碾庄地区固守。国民党因此再次产生“中心开花”的幻想，要求黄伯韬固守碾庄，就地决战，其他部队从徐州向东攻击，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此外，11月9日刘峙全面收缩兵力固守徐州，却产生了一个意外效果。毛泽东将这一举动理解为国民党徐州集团即将“总退却”（实际甲方案预计要继续固守徐州），因此下定决心把“小淮海”扩大为“大淮海”，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计划扩大为歼灭整个徐州集团。中原野战军本来只负责牵制邱清泉兵团，现在邱清泉兵团也退回徐州，于是被调往宿县，插入国民党各兵团之中，切断了徐州集团南撤和获取补给的唯一通道。 中野攻占宿县是淮海战役最重要的转折点，但从战场态势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共两个兵团离宿县不足70里，北边守备徐州南面的孙元良兵团离宿县不过80里，而黄维兵团也已经到达百里外的蒙城。此时在以宿县为中心，方圆百里之内国民党共有四个军团十二个军，约三十万军队。中野只有不满编且缺乏重武器的六个纵队，共约十二万人，等于是自处于三面险地。因此，在11月15日之后的几天里，刘邓非常紧张，给中央电报中汇报：“困难颇多”。
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行军计划及实际路线要图 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根深蒂固的派系冲突：南线刘汝明与李延年互相猜忌，不能合力北上。李延年担心刘汝明起义，刘汝明害怕李延年让自己去送死，两个兵团互相观望。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覆灭，刘汝明见华野大规模南下，便借口守备蚌埠，让部队全部逃回淮河以南。得知刘汝明撤退，李延年也跟着逃跑，南线威胁因此解除。 同样在11月9日，远在平汉线驻马店地区的黄维十二兵团也从驻地出发，向宿县前进。一开始国民党指挥机构想让黄维先南撤到信阳，再经过光山六安到合肥，最后通过铁路运往宿县。路程虽然远了一倍，但全程是铁路和平坦公路，远离解放区。摩托化的黄维兵团预计只需要一周即可到达蚌埠，与李延年兵团合力北进。 但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把桂系利益摆在第一位，严密控制自己辖区内军队，不许蒋介石调往徐州战场参战。所以南京方面不敢让黄维兵团南下穿越桂系地盘，要求黄维从驻马店向宿县直线进发。这条路不但要横穿淮河及其6条支流，沿途还都是新解放区。黄维花半个月时间才走到离宿县还有100里的蒙城。到达蒙城后，为了等待因派系斗争（详见 淮海战役上篇）而临时编入其兵团的八十五军，黄维又停了五天。所以直到11月22日黄伯韬被全歼，在宿县等待的中野部队并未等到预期中的三面围攻，反而可以从容地出击外线反包围黄维兵团。 11月25日，来救人的黄维已经陷入华野与中野的联合包围，蒋介石才开始要求徐州与蚌埠部队“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但事实证明，国民党最精锐的嫡系邱清泉兵团面对华野最弱的两广纵队，依然无法达成突破。华野因此发出通报：“国民党军队进攻能力已经远低于我们此前估计”。 毛泽东致电提醒淮海前指，指出： “敌人很少有进攻能力，但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黄维兵团是陈诚系最核心战斗力，所辖十八、十、十四军，这三个主力军都是陈诚长期精心培养的嫡系部队，装备与干部配置非常充实。而解放军的参战主力是华东野战军，忙于阻击徐州与蚌埠两个援军集团，围攻黄维只能靠从宿县转出的中野十二万人。很难完全困住兵力相近的黄维兵团。 但在解放军压力之下，国民党潜在派系之争纷纷爆发，直接导致了黄维兵团覆灭。黄维在蒙城等来的85军与其他三个嫡系军不同，核心110师是西北军与黔军整编，23师是程潜湖南老部队，都是历经坎坷的杂牌部队，所以地下党员110师长廖运周在被派去打头阵时，很简单的把部队拉走起义，黄维兵团行军队列因此被冲散，被迫转入就地防御。12月10日又是23师带领八十五军余部全部起义，让出外围阵地，把黄维兵团总部直接暴露在解放军攻击之下，5天内就被歼灭。 至此，三个国民党野战集团只剩杜聿明身所率3个兵团，国民党将官们完全丧失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信心，一心指望黄维多抵抗几天，拖住解放军主力，让自己逃跑。可惜封建化的国民党军既无纪律，也无人愿意留下来掩护其他部队，快速行军通过400公里解放区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11月29日，徐州集团开始撤退，经过五天时间，杜聿明集团前锋才走到离徐州百里外的永城县。此时蒋介石下令部队转向，去救黄维，虽然杜聿明声称这是自己被全歼的原因，但实际上他心里也清楚，就算不救黄维，徐州集团也很难走到国统区。 3小推车的细节 读到这里，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本文并未详述双方将帅的决策与博弈——这根本不是胜负的重点。在双方兵力、火力没有数量级差异的情况下，部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已经预示了战役的结果。本文最后一部分将谈谈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个胜负要素——小推车后勤的组织方式。 淮海战役从11月6日攻击黄伯韬兵团开始，到1月10日歼邱清泉李弥兵团结束，在这两个多月里，解放军战线从山东内地延伸到河南江苏安徽。单线里程超过800里。60万解放军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连续作战，粟裕清晰地总结了原因：“淮海战场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 一般的战史文章都喜欢关注大连新建公司的炮弹如何生产，却很少有人详细分析人民的小推车是如何转动。而官方宣传只喜欢渲染人民自发自愿的积极支持，似乎党一声令下，人民群众就能自动从山东后方走过一千几百里路把粮食运往战火前线，淮海战役的后勤史在过度简化中逐渐变成神话。
淮海战役运输线图 但当事人陈毅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的后勤不是神话，而是： “一门巨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才的伟大表现”。 过去解放军在外线作战，大多后勤物资靠就地解决。到了淮海战役，数十万军队冬季远征，至少一半物资要来自山东根据地，甚至来自远在渤海之滨的滨海区与胶东区，否则就要断粮。千里调粮，方圆几千里的农业社会要抽出10%的劳动力参与远征，这是自古未有的动员，必然需要自古未有的复杂组织。 早在豫东战役结束后，华野就下大力气组建后勤部门。在济南战役开战前的1948年8月建立起一套复杂的预决算与会计制度，为了执行这套制度，从华东军队到团级部队都建立了四大野战军中独一无二的审计与财经处/科/室/组。在地方上自然建立了对应的各级管理机构。
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后勤结构图 为了使这套复杂组织正常运转，华东军区发行了九种票证，颁布了六七本相关条例，事无巨细地制订了新建道路规模、各地黑豆与黄豆兑换比例、临时雇佣保姆的口粮与工资等等非常细碎但广泛的需求，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惯性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一时期的军事动员。 为了在标准混乱的农业社会精确计算物资，华东军区还同步下发了公历日历与秤砣，标尺等标准度量衡工具，酷似秦始皇出关东征，灭六国的同时统一度量衡。 最大的难点是民工管理与动员，东北野战军以铁路为运输主力，简单将民工按地域来源简单分为大大小小的单级民工团就能管理。华东野战军以人力运输为主，不得不将民工分门别类进行量化管理： 按支前状态不同，民工分为三种： 1. 随部队移动，负担军事后勤，脱产三个月到半年的常备随军民工， 24万人。 2. 把后方粮食运到前方兵站，脱产一周到三月的二线转运民工。120万人。 3. 把自己粮食从乡村运到周边集中点，不脱产民工400万。 按工种不同，民工又分为担架，挑子，小车，大车工。以地域来源，分为支队（专区）大队（县）中队（乡）分队（村）。十几个专区，编出十几个旅级的民兵支队。在不同等级的“队部”里，有人数不等的脱产干部进行管理，都由民工所在地抽调地方干部组成。
教科书中多次提到那位将地名刻在竹竿上的唐和恩，就是一位二线转运民工小队长，他出勤88天，刚好在二线民工脱产三个月的要求内 只靠由上而下的命令和惩罚，当然无法调动几百万农民的积极性。所以，这个空前复杂的动员体系，最核心的工作是量化民工的付出，并和物质-精神奖励挂钩。 直接的物质奖励首先就是各种形式的工资：在当时的货币体系下，单纯纸币无法取信于民，必须以实物与可靠的票证付款。而不同的民工参战程度不同，生活待遇也必须有所区分。粗略地说，民工待遇分“供给”与“包运”两类。其中“供给制”主要针对常备与临时民工，常备民工享受解放军战士待遇，临时民工则由所在地粮食站提供伙食与茶水，运输时间也算入村里互助工，保证本户生产不受影响。 将粮食补给从后方集中点运到前线部队是动态补给线的主体。为了保证二线民工积极性，在“工资低于商运，但又使其有利可图”的原则下，在物资送达后，民工每运输百里可以拿走运量的15%作为提成工资。以大车队为例，一辆车两人两马（骡），一天能拿到得30斤左右的报酬，如果全队能够较好协调伙食支出，计入来回消耗，全程每人每天大概能够额外赚4斤粮食作为额外工资，已经高于山东普通季节性长工每月百斤工资的水平。华东军区以充裕的工资保证了民工积极性，但这也意味着补给线超过500里后运量补助将超过货物本身，代价巨大。 华东军区一直强调支付工资要尽量发给现粮，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保证前方军队粮食供给已经很困难，只能以公粮抵扣粮票或者政府公债进行兑付。就笔者所见，一直到1956年公社化改造前，山东省农业厅依然在文件里规定，解放战争时期公粮抵扣粮票可继续抵扣公粮。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淮海战役动员成本支付周期之长，以及解放区政府信用的可靠。 淮海战役过程中，除了人力运输外，我军还尽可能利用火车与运河，事后总结，河运的百公里综合成本为5%，而火车只有1%。充分体现了现代工业对农业社会的巨大优势。东北野战军的后勤问题相对简单，原因就在于发达的铁路网。 精神荣誉方面，除了土改之后形成“倒蒋支前，保家卫田”的大背景之外，还在民工中广泛展开“立功运动”。立功运动以民主互评为基本方式，量化换算，五个三等功可“兑换”为一个二等功，五个二等功又可兑换一等功，而特等功则需要纵队或者专区特批。虽然原则上立功除了奖状外并无其他物质奖励，但对于底层普通农民本身而言，政府所授予的官方荣誉也是一种自古难得的奖励。而且作为政治积极可靠的保证，立功民工回乡后，无论是入党，参军或者提干都有一定优先权。 在1954年全套引进苏联后勤体制前，这套体系是中国最复杂的后勤制度，是为中国革命决战而量身定制的“社会软件”，探出了中国农业社会动员力的短期极限。通过这次动员，新中国的领导人得出了两个结论： （A）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下，借助土改建立的基层组织，可以在短期内动员起来相当惊人的人力物力。 （B）基于农业社会的短期动员成本巨大且不可持续，在真正的工业力量面前不值一提，下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全面工业化。 4总结 蒋介石把华东统帅权交给杜聿明之前，提醒杜聿明这是国民党中央军最后的机动力量，如果丢给解放军，结果必然是是蒋系政权的崩溃：“你放下枪（投降）,我脱军装（辞职）!”。 1949年1月杜聿明集团覆灭，蒋介石能指挥的正规部队只剩下胡宗南，宋希濂，李延年四个兵团约五十万人，而且精锐程度远不如丢在淮海、辽沈两大战场上的主力。在解放军与桂系的内外夹击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兑现了与杜聿明的沉痛承诺，宣布辞职。国民党再也撑不住全国政府的面子，开始土崩瓦解。而解放军这时总兵力已经接近三百万，如陈毅所言，此后“已无大战”，解放战争的结果不再有任何悬念。 清末以来，人人都说“三千年大变局”，但从维新派到国民党，每一派走上前台的势力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大变局”，更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应付变局的力量。在连年的内外战争中，共产党逐渐找到了正确结论——只有工业化能应付大变局，只有改造农村才能得到变革的力量。淮海战役就是这一路线的总检阅，既是动员农村力量的高潮，更是为工业化积累资源的开始，新中国就此完成了奠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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