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 1958年以前即墨没有农村工业。随着公社的建立,农民用很少的资金建立了许多工业项目。当时有两种农村工业企业:公社企业和生产队企业。截至1959年8月,已建立各类企业254家,职工47,932人。大队经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他们的产品有铁锹、锄头、镰刀、纸张、水桶、篮子、酒、豆腐干和豆腐干,大多涉及传统工艺和技能。在南河,村里印了装饰纸和豆腐干。另一方面,公社企业通常比较大,比较复杂,有一些基本的机床,生产或修理农用机械。 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调整政策关闭了新的农村工业企业。即墨只有10家农村企业在最初的调整中幸存下来。这十家企业只有253名员工,年生产能力估计只有17万元。到1963年,所有公社经营的工业企业都停了下来。大跃进的失败伤害了人们对公社的信心。由于严重的粮食短缺,许多地方的集体被解散了。土地被分配给各个家庭单独耕种。在公社工业工作的职工,在集体分配制度下得到集体补偿的,现在必须回家种田。在中央的鼓励下创办的农村工业企业,也因中央的命令而关闭。 集体和农村社会服务 即墨集体分配制度中嵌入了大量的社会保障。无论村民能否工作,集体都承诺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五保供养”、食物、衣服、燃料、子女教育和葬礼。杨柳和吴凤琦是南河村的单身汉。杨柳来自第一生产队,吴凤琦来自第六生产队。他们的生产队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给他们简单的任务,比如看田里的庄稼,照顾农场里的动物,或者帮他们带饭。作为对他们服务的回报,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衣服和住房。当他们生病时,他们从村里的诊所得到免费治疗。他们死后,生产队为他们举行了体面的葬礼。 集体收获的百分之七十按人均分配,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按劳动投入分配。从短期来看,那些为集体贡献更多劳动的人似乎受到了欺骗,而那些为集体贡献较少劳动的人似乎从集体制度中获得了更多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往往被消除。例如,宋顺道和他的妻子是南河八队的成员,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在中年时做全职工作。刘增顺来自同一个生产队,有六个孩子,一开始只有刘增顺自己在这个集体工作。宋和刘每年的工作分数相同。但由于70%的粮食是按人均分配的,刘家的粮食仅比宋顺道少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宋顺道是通过他对集体的劳动投入来帮助支撑刘的大家庭的。但随着宋顺道年龄的增长,逐渐失去了工作能力,刘的六个孩子也逐渐长大,加入了生产队,开始帮助宋顺道和妻子。因此,集体为村民提供了事实上的机构退休计划。政府对这种独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些思考。 虽然集体结构改善了家庭的经济保障和某些社会服务,但医疗保健仍然几乎不存在。对于小的医疗问题,村民们不得不在没有医疗帮助的情况下强忍着。对于大问题,一些村民依靠巫医或神婆。这些巫医声称,他们为一些强大的神灵服务,可以在人们恍惚之间治疗疾病。他们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例如,南河的巫医声称,在她的服务中有一系列可以诊断人们疾病的神灵。尽管她是一个好巫医的名声,她的治疗偶尔会让她的病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村民们偶尔会向县人民医院寻求帮助。但是人民医院的医生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村民。1958年,张英文唯一的儿子皮肤出现问题,她带他去了医院。刚从山东省医学院医院转到即墨的外科医生杨伟军(音译)为张晓刚的儿子进行了治疗。但几个月的昂贵治疗未能帮助男孩的皮肤问题,反而导致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一个硬币大小的皮疹发展成覆盖男孩整条腿的感染。他再也走不动了。当男孩快死了,张家人绝望地问他怎么了,医生只是告诉张家人,他不知道,他们不应该再来找他,把张家人踢出了医院。 气管炎是即墨农民普遍存在的一种疾病。这个问题在冬天变得更糟。这种疾病的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许多人拒绝向人民医院寻求医疗帮助。来自南河的长期气管炎患者刘英海(音译)说,他宁愿死也不愿去县人民医院。费用对他来说太高了,而且治病的费用也太高了,所以他不能忍受医院里医生和护士的傲慢态度和粗心大意。 农村的集体组织改善了以前只有家庭才能提供的经济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某些方面。但是,农村集体提供的服务和经济保障,远不如城市职工和国家工作单位的干部得到的服务和经济保障。村民的收入不仅远低于城镇居民,而且还取决于个人生产队伍和生产大队每年的收成好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没有医疗服务。 集体组织的政治弱点 农村集体组织的主要缺点是政治性的:普通成员没有政治权力,依赖于合作社管理人员。共产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服从权威的政治文化,也没有显著地弥补农村教育的缺失。集体化使普通村民在进行经济事务的决策方面更加依赖官员,而没有真正赋予村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力。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农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将得不到开发。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受过教育、有政治权利并参与的农村群众。它还需要城市的资源投资,特别是以发展农村教育和保健所需的知识以及使农业机械化和生产化肥所需的技术和机械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些资源是无法获得的。“大跃进”时期,由于社员在政治上无权制止公社和村长的错误行为,“生产夸大”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跃进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它的整体设计和理论基础存在缺陷,还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农业集体化引入的新生产关系不同步。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优势,必须通过教育和改变农村政治文化来赋予普通人以权力。 注释: 1.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87卷。 2.1990年夏天,山东农民访谈。许多农民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家庭如何出售他们的土地时,作物歉收和迁移到其他地方。近年来,当地记录在案的大量案例表明,农民因自然灾害而被迫变卖土地并进行拆迁。参见张恒祥,《1942年灾荒见闻》,《1942年自然灾害的故事》,《向城县文史志》,(《向城县地方史料》,1991年6月,第四卷第28页)。参见李向斌,《旧社会襄城县土地局占有状况、经营方式》(解放前襄城县土地权属与经营),《襄城县文史志略》,1987年9月,第2卷第65页。 3.即墨村民访谈1985年。参见《即墨县志》226。 4.《即墨县志》,223页。 5..《即墨县志》,287页。 6.即墨农民访谈1995年。 7.《即墨县志》,301页。 8.《即墨县志》 293 - 295页。 9.《即墨县志》,298页。 10.《即墨县志》293 - 298页。 11.采访农民,1995,1996。 12.即墨农民访谈1995年。 13.《即墨县志》,9:2 14.即墨农民访谈1996年。 15.这本书中使用的人民币是1970年的定值。 16.《即墨县志》,9:2。 17.在农村企业工作的工人和在田间工作的农民,工资以工作点的形式支付。1963年,即墨县将土地划分为一个个家庭用地。工作积分一文不值。大跃进之后,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工人不得不回家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以度过粮食短缺的难关。 18. 在集体制度中,家庭仍然是经济分配的基本单位,家庭的首脑通常是男性。 19.即墨农民访谈 1997年夏天。 20.即墨农民访谈1997年夏天。 21.文革初期,石磨地、川头、三里庄等地的受害者家属纷纷前来与她结算。他们在城里游行,一些愤怒的受害者的家人狠狠地打了她一顿。她在游行中险些丧命。采访即墨村民,1990. 22.即墨市村民访谈1990年夏季 23.即墨市村民访谈1990年夏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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