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村教育：未兑现的承诺
中国共产党当政之前，大力宣传农村和城市的教育不平等，并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及教育。早在1926年，中共河南省委在一份题为《农民阶级最低的政治和经济诉求》的文件中代表农村的贫困人民要求实行免费的普及教育【1】。同年，中共领导下的湖南农民大会回应中国的社会不公存在于教育体系中。大会指出，农村的贫困人民承担着教育发展的花费，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贫苦农民劳动创造的成果让少数特权享受了教育的好处。然而这个特权团体反过来却欺骗和打压农村的贫困人民，把他们看作是“无知且愚蠢”的人【2】。1926年湖南农民大会上的这些声言明确反映了当时中共和毛泽东的思想。
教育不公平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延续了1949年之前的政策传统，即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财政拨款支持城市教育。在没成为执政党前，中国共产党称社会的不公存在于教育体系中；然而掌权后，中共官员开始让自己及其家人在城市中站稳脚跟，他们以不同于之前的眼光看待教育不公，也许这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从这种教育不公中反而受益。无论如何，城市教育的发展远快于农村，而城乡间教育的不公也间接地造成了城乡间其他方面的差距。教育资源直接流向城市中的“重点学校”，在这些学校，官员们的孩子享受特殊待遇，同时农村的教育状况则无人关注。
中国重点学校秉持的观点是将更多的精力给予那些国家中最有才干的人，以培养出国家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这样的结果是是，在城市里，新、旧精英阶层的孩子接受着比其他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更好的教育。中央政府主导下的这种教育政策带来的后果是，由1949年之前的精英教育传统带来的社会不公仍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中延续。
重点小学和中学聚集于国家的首都北京、每一个省会城市以及每一个主要的省级城市和县城。高级官员的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入这些学校得到良好的教育。这些重点学校得到更多的政府资金，有着最好的教师服务。本质上，这些学校与古代的“宗学”并无二致【3】。（“宗学”是中国古代的学校系统。由中国历史上不同的贵族家庭为特定的孩子所建，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曾为贵族家庭立下军功。）结果，城市里的重点学校繁荣兴盛，而农村的教育缺乏关注以及政府的财政补贴。
要求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短期之内实现城乡的教育公平是不切实际的，这也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围。在城区，长时间建成的学校设施和受过更好教育、拥有更丰富经验的教师，促成了城市学校更好的教育机会。
1949年中国共产党当政之前，许多乡村地区还没有学校。在全国的农村地区，由于学校和教师的缺乏，无法为所有学龄儿童提供教育【4】。1950年的即墨县，7-12岁的学龄儿童中只有48%的孩子进入小学，极小部分上了中学【5】。到1956年，中共掌权后的七年里，66%的学龄儿童能够进入小学【6】。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但这个进步本可以更快些。
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这时却开始担忧农村教育发展地过于迅速。1953年，政务院下令乡村教育“休整巩固、正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发展。”这一决议言外之意是希望乡村教育的发展慢下来【7】。从1949到1956，政府在即墨县的收益增长了三倍多，从1949年的264.2万元到1956年的839.8万元【8】。然而在即墨县的教育支出实际从1953年的78.9万元降至1956年的72.1万元【9】。即便政府只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其收入的增加保持同步，那么农村教育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城乡教育差距也不会这样巨大。
大跃进和之后的退却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已非常明显，这也成为促成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原因之一。大跃进中，政府为了缩小城乡生活的差距，在提高农村教育和医疗健康方面做出努力。那时，使用最广的口号是“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体差别。在农民看来，这个口号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农村问题【10】。所以，最初农民乐意将大跃进政策看作是追赶城市人的方式【11】。
大跃进政策为即墨县的教育带来了短暂的、大量的成果。1956年即墨的教育支出比之前的166.2万元翻了一番；小学的数量从1957年的719所增至1958年的1434所；7-12岁孩子的入学率也从1957年的71%升至1958年的95%。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起先对大跃进抱有极大的热情【12】。
然而，随着大跃进的结束，政府开始缩小经济规模，导致农村学校的数量减少【13】。教育政策的改变与中国共产党内不同权力集团有关。大跃进以前的农村教育政策是保守的，基于城市的特权阶级制定的，而大跃进的农村教育政策则代表着中共内部激进分子的立场。大跃进中途遭受的挫折为保守者提供了在教育领域获得支配地位的机会，他们因此消减了农村教育的支出。很显然，中共内部有两条关于农村教育的发展路线。结果，在1949至1966年间，由于政府对农村学校发展的忽视，导致农村地区的乡村教育发展非常不完善。许多农村的孩子没有上过小学，上初中和高中就更少了。
农村孩子无法上学的原因
文革以前，许多乡村孩子无法上学的原因有三个。首先，这些孩子不能符合基本的入学条件或者通过进入更高年级的资格考试。小学通过让学生从1数到100，做简单的数学计算和读写简单的汉字来筛选有潜力的学生。那些有机会入学的学生随后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来进入更高的年级。
例如，为三个村庄提供教育的双庙小学，在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各有两个班，但在四年级只有一个班。三年级的两个班级将在四年级减为一个班，这意味着一半的学生将无法升学。在河对岸芳子街村的另一所高中，四年级只有一半的学生有望升到五年级【14】。
这种筛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校有限的空间决定的，不是由贫穷的农村儿童的教育需求决定的，而是由有潜力的农村儿童的数量决定的。如果有更多的教师和学校，学校管理者就不必利用四年级的难题来减少升到五年级的孩子的数量。孙希政（音），南江村官办双庙小学的毕业生，和朱秀英（音），同一所学校的退休教师，说那些没有从四年级升到五年级的学生都是学习努力的好学生。他们没有升学仅仅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空间。因为芳子街高校必须容纳这个地区的几所初小的毕业生【15】。
其次，是因为一些家长支付不起学费和学校的其他费用。尽管这些费用很低（学费1.2元；包括书籍、纸张和铅笔在内的日常费用要多出几元），但对于某些家长来说，这个数额还是造成了经济困难【16】。
第三，农村父母需要他们的孩子，尤其是需要女孩来做家务。当孩子们需要走很远的路去另一个村庄上学时，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做家务。由于许多农村孩子没有入学，家长们并不觉得他们拒绝给孩子受教育，而让孩子们留在家里在家务和农业劳动时帮忙的决定有什么问题。他们只是做他们的朋友和邻居当时也在做的事情。根深蒂固的生存文化给农村孩子的教育带来了很多困难【17】。
学校之外的孩子数量巨大，他们似乎生活地“很开心”。对于那些在学校里过的并不开心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吸引力。南河村张索成（音）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索成是父母送他上学的，但他家附近的其他六个孩子都没有上学。索成讨厌和他的玩伴分离。在每个早晨，他父母强迫他起来上学，而这时他的玩伴们还没有起床。在学校的时候，他总会想到和朋友们玩游戏和自己做玩具时的乐趣。一个星期后，他没有告诉父母，便逃学重新加入了他的朋友。
每天早晨，他仍背着书包离开家，但他不是去上学而是去找他的朋友。整整三个月，他的家人对此毫不知情，而学校也没有将索成长期缺席的事告知他的家人。直到某天早上10点左右，他的姑姑撞见他背着书包和邻居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这才引起了他父母的注意，这时父母才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原来一直都在逃学【18】。
韩秀英、刘梅君、王淑英、周玉华、刘思木和王振英（音）是南江生产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六名女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读完小学。韩秀英、刘思木、刘梅君因为需要在家帮助父母而辍学。周玉华、王淑英和王振英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名额而被迫退学。他们先是帮忙家务，后去田里干活。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事情【19】。
南河村孩子的情况是即墨县的典型情况。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村或邻近的村庄完成初等教育的前四年（初小阶段）。他们随后参加进入高级小学的入学资格考试，每个孩子大约会有50%的几率通过这场考试。那些没有通过升学考试的孩子就获得初小文凭，开始进入社会工作；那些考上的学生会去到离家更远的高级小学再学习两年。如果顺利地完成两年学习，他们将再参加另一个入学考试，以便升入初级中学。对于渴望接受中学教育的农村儿童来说，想要进入中学学习的难度比城市儿童更大。文化大革命前，即墨县只有八所初级中学（七至九年级），这比1949年增加了两所。但对于一个拥有80万人口的县来说，初中的数量远远不够。1966年，这些学校总共招收了1300名学生。学生们在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中有50%的机会成功；而那些没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将开始工作【20】。按照考试成绩，通过的学生会被安排到不同的中学。
未能进入普通中学的孩子年龄一般在十三岁到十五岁之间，女孩会在家帮助父母做家务；男孩则在农忙季时在生产队工作。除此，他们还要帮忙家务，照看山羊、猪等家畜，收集木柴和磨谷物。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走向犯罪的道路。
即使通过中学考试的学生也会发现之后的教育很难继续下去。1960年，张子阳是南河村十二名学生中唯一考上初中的学生。他被安排在李村一所距离他家大约25公里的普通中学，距离让他的上学之路变得十分困难；而经济上的困难迫使张在一个学期后辍学了【21】。子阳是村里最有天分的孩子，但他中学辍学后当了夜贼。他和他的弟弟子岭在政府仓库和百货公司偷盗，曾两次入狱，共14年【22】。
即墨县在1966年只有两所高中，比1949年增加了一所。但两所中学对于人口超过80万的即墨县远远不够，结果是大多数孩子没有机会接受高中教育，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孩子。事实上，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间，即墨县只有1616名高中毕业生，其中超过半数的人去上大学后永远离开了家乡（参见表1）。文革前的十七年即墨县的高中教育十分落后，这十七年全县培养的高中生分下去甚至都不到每村一个的水平。即墨县总共有1011个村庄，如果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模式继续下去，计算每个村子都有一位高中毕业生需要的事件将会非常有趣。
除了农村孩子几乎没有读高中的机会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些能上高中的孩子几乎都到了城里生活，不再返回农村了。自古以来，中国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谋官职，光宗耀祖；直到文化大革命，这种传统文化才受到冲击【24】。农民，和精英一样，把孩子送到学校，是希望他们能够从此走出农村。
在即墨，1953-1965年间，除了由大跃进造成的三年粮食短缺期间，大多数高中毕业生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作或大学深造，几乎没有人返乡。在即墨，1616名有幸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中，有841人去上大学再也没有回过农村；在775名未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中，有些进入当地政府或工厂，有些入伍参军，而几乎没有人返回村庄。
在南河村1200多人中只有4人在文革之前接受了高中教育。这四个人都上了大学，并永远离开了村子。王哲贤（音）的独生子是南河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青年。村民们说，他从1956年离开大学后就没有回来过【25】，据说他从军事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刘秀章的儿子从山东矿业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山东新汶的一家煤矿工作。另外两个大学毕业生都来自胡先生一家，胡先生以前是非农户口的资本家，但他和家人一直住在村里【26】。他在即墨县城的一家工厂工作，是一家八口中唯一工作的人。当他的儿子们上高中时，工厂里的许多同事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辛苦地养家糊口而让他的两个四肢健全的孩子继续读书；然而，等他的两个儿子都上大学的时候，同事们也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27】。
1949-1966的十七年间，由于农村高中毕业生很少返回农村，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即墨农村的高中教育对当地农村的发展几乎没有直接贡献。教育体制非但没有促进农村的发展，反而成为了农村人才流失的原因。结果就是农村缺乏能够快速有效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教育人员，从而即墨县在文革前发展地非常缓慢，经济依然贫穷。农村教育体制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村的落后。
课程与教育
文革前，课程和教材在全国范围内是标准化的。这是由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会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因此学校必须以同样的课本作为教材。那时，父母、学生和老师的教育目标只有一个：通过高考，进入大学。
学生的成功主要通过考试成绩来衡量，而教师的成功主要以学生的成功来衡量，所以学校和教师竭尽所能地给学生准备各种考试。除了早上7点到下午5点的课业外，老师还会布置让学生倍感压力的家庭作业。除了作业的压力，还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众所周知，为了光宗耀祖，中国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必须出类拔萃。他们要求孩子取得令人满意的高分，这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些父母甚至会在凌晨时分叫他们的孩子起来学习，主要是背诵课文【28】。频繁的考试以及大量的作业使得孩子们没有时间玩耍和锻炼。当时人们流传着“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为了取得高分，老师们疯狂地要求小学生每天把新学的汉字写二十遍，有时甚至一百遍，并且背诵整篇课文；记住所有的数学公式和模型；诸如哪位皇帝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等历史信息，这些都是重点需要记住的东西。在初中、高中或大学入学考试前，语言学科的老师会猜测考试中可能出现的作文题目，要求每个学生相应地写几篇作文【29】。之后老师给予修改并要求他们背诵；其他科目的老师则会为学生出模拟测试题。而另一方面，主考官们试图用偏怪难的试题为难学生【30】，所以整个过程变成了一场互相取胜的游戏。
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对某些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好的把握，但是是以许多其他有用知识的忽略为代价。一些他们获得的知识对考试非常有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毫无用处。在历史文本记忆上花费的时间事倍功半，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获得对农村生活更有益的技能。孩子们在他们的童年就要承受追求成功和担心失败的压力，他们也就失去了按照他们的自然发展阶段进行能力培养的机会。他们被迫在很早的童年就表现地像个大人，他们承受了很多精神痛苦，却享受了很少的精神欢愉。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样受到了影响。在高考冲刺的努力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教育的遗存。这种教育的目标是为皇帝培养忠于职守的公务员，而不是为社会培养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为了通过科举，开创仕途而记忆大量的儒家经典的行为被中国传统教育实践的批评家比喻为“敲门砖”(用来敲开大门的砖头)，一进门，砖头就没多大用处了【31】。同样的，对高考成绩的疯狂地痴迷被在文革期间一个学生认为是毕业颂（毕业后再也不会用到）。他说，学生们在学校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记忆这些公式和历史事实。但是他们离开学校后发现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用【32】。这样的学习结构同样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师在课堂上的霸主地位。学生在课堂中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接受老师想注入他们脑海的任何东西，认真听从老师的指示，以便在考试和测验中取得高分。谈话、评论在课堂上讨论是被禁止的。由于师道尊严（严格的教师权威）是当时的风尚，即使是心地善良的教师也会产生虐待倾向。老师用棍子和其他方便的东西如粉笔和黑板擦打学生的头是很常见的。一位南河小学的女教师在平常经常出现的用粉笔打学生的机会中完善了自己的技能。她很少脱靶。她上课时背身在黑板上写字，但她一听到学生说话的声音，就能很快转过身来把粉笔扔过去，而且她扔的粉笔总是落在学生双眼之间。她的学生也经常谈论她扔粉笔的技巧。严格的学校纪律和高要求的老师导致学生顺从和畏惧，也使他们害怕承担风险和进行尝试。
学生们对学校的办学方式和老师对待他们的方式并不满意。但在父母和其他社会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服从老师的权威。老师或学校的负面评价通常意味着他们会在家里遇到麻烦。他们在学校的即使在我们看来是很小的、无关紧要的不顺从的行为也会导致在家庭里严厉的惩罚，有时甚至是体罚。1965年，我看到三个男老师把一个学生从教室里拖出来，打他、踢他，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我不知道学生做了什么需要承受暴力殴打。在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协商和争论，问题完全是通过武力解决的。当然，这并非中国学校的常态，但在文革之前的即墨学校，这种暴力事件并不罕见。
教育政策选择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许多农村学校都处在村庙或其他临时房屋里。相当多的校舍都会漏水。外面下大雨时，校舍里面往往会下小雨（室外大下，室内小下），这时学校的课程不得不取消，学生也不得不匆匆赶回家。许多校舍窗户都破了，冬天必须用砖封住。还有一些甚至没有窗户，也经常没有灯。这些没有窗户的学校被当地农村居民称为“黑屋”【33】，在村民中风评极差，在这里学习的老师和学生的眼睛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此外，在寒冷的冬天，教室的温度经常与室外一样，因为学校负担不起教室供暖用的燃料。老师有时要求学生轮流带木柴到学校，以便在教室内生火。当教室变得太冷而不能继续上课时，老师会停止上课，要求学生跺脚搓手来保持温暖【34】。在寒冷的房间里学习是非常艰难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的教师和学生不得不选择忍受。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即墨县超过65%的农村学校没有桌椅【35】。学生们需要自带大凳子作为课桌，自带小凳子作为椅子。这些凳子都不一般高，这也使它们看起来不太整齐。因为合适的、规整的课桌和椅子会给教室带来秩序和威严。没有这些的中国农村的教室经常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可由于政府没有给教具和设备购买提供资金，村民必须想方设法利用他们现实拥有的东西。
如果单纯有这些物质上的障碍，农村教师和学生无论如何还是能克服的。但是，有些困难即使是最有资源的农村学生和老师也有可能克服不了，因为国家在文革之前垄断了学校管理。例如，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动规划，地方就不能雇佣更多的教师。因为教师太少，学校太少，许多农村儿童不能上学。
文化大革命前教育体制的受益者强调要牺牲农村学校来加强城市重点学校。他们认为鉴于国家政府的财政限制，这是管理国家教育体制的唯一明智方式。但是没有足够的钱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共产党执政前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如果共产党能这么做，清帝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可以用同样的借口来证明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正当性。
考虑到资源不足的问题，共产主义决策者至少有两种不同方向的选择。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在原来没有学校的农村建立更多的农村学校，帮助贫困的农村学校赶超城市化的学校。共产党人在上台前就已经多次提出了这样的政策方向。另一个选择是增加城市学校的资源使现有的城市重点学校更好，从而扩大城乡之间的现有教育不平等。共产主义决策者做出了第二个选择，从而打破了他们在1949年前为了争取农村人民的支持对他们做出的承诺。
文革前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争辩道，重点学校制度是提高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但是还有其他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本可以提高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农村地区以及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平。很难想象，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农村人口是文盲，大量农村儿童被剥夺了教育机会时，该国的教育水平会很高。只有广大中国农村人民享有充分的教育机会，才能全面提高国家的教育水平。但这一想法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层中在文革前并不占主导。
在广大的农村人口中，有许多未经教育的有天分的人，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为国家服务以及振兴农村。许多共产党官员，包括毛泽东、朱德和邓小平，最初都来自农村地区。他们之所以能表现出自己的才能，是因为他们享受了教育机会【36】。他们肯定知道教育能为农村儿童和整个中国做些什么。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正如国民党和清朝统治者之前没有那样做。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之前的统治者。但是，文革前大部分时期的农村教育政策与前代没有太大不同。
中国近代遭受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羞辱的历史在政府决策者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落后会导致外国的征服和羞辱。美国二战后的决定使日本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头号军事基地，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对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军事支持以及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都增强了中国领导者的紧迫感。即中国需要尽快提高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考虑中国的安全需要，以及现代战争的性质，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尽快提高其科学技术水平。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点。
中国本来可以大量投资于国民教育，特别是在大部分中国人居住的农村，更多的人会从这种投资中受益。如果全民族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也会提高。这种方法的特点可以是“水涨船高”（上升的海面同样将抬升水面上的船只）。这似乎是缓慢的，但最终结果可能更有效。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将是稳定和安全的。但中国的共产主义决策者没有选择这个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