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弹一星到运十下马

引进技术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工业获得了成熟产品所包含的经验，但中国铁路装备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把引进的技术结合于自己的创新，是因为其技术能力基础很强，而这个基础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在长达50多年的自主产品开发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04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 个工业从来没有中断过产品开发，包括 自主开发高速列车。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基础的形成过程是60年，不是30年，更不是10年。一旦最初的引进路线在国家方针发生变化的影响下转向自主创新，这 个能力基础的能量就迅速迸发出来，在 大规模建设高铁的条件下“意外”地把中国高铁技术推向世界领先的位置（路风2013）。

2015年5月7日，中国首个自主开发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在福建省福清市开工。要明白为什么中国能够建设这样的核电站，就必须回到历史，把目光投向四川夹江县的一条山谷。

中国开发核动力技术的努力始自1958年，当时在北京组建的一支团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开始研究设计核动力反应堆（孟戈非2002）。1965年，中央决定在四川省夹江地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于 是以北京团队为核心，从 全国调集几千工程技术人员在那个从未有过工业踪影的丘陵地带建立起“909基地”。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它在大西南的一个山谷里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1971年9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在 开发出来第一代核潜艇动力堆之后，从909基地演变而来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几乎20年没有再接到任务，几千人似乎被遗忘在那片山区，并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人员大量流失。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这 支披荆斩棘的队伍仍然于1980年建成了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是设计反应堆的关键实验设备），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这种堆型的国家。1980年代末，闲着没事干的核动力院自筹资金，开发出来在美国之外绝无仅有的脉冲堆（可用于模拟核爆试验）。

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工程师们，为中国设计开发了秦山一期、二期核电站的反应堆。当中国再次开发新一代核潜艇时，依靠的仍然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在21世纪初年再度依靠引进来发展核电时，这支队伍又差点被抛弃。但从美国西屋公司购买的AP1000问题多多，工期一拖再拖，于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再次被证明是中国核电发展的大梁（路风2009）。

中国的电信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而当 时的国际主流电信技术正在转向数字程控交换。在主管部门的“三段式”方针下，该工业经历了大规模进口国外程控交换机（所谓中国电信业的“七国八制”时代——从七个国家的八个企业进口了八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合资生产（以上海贝尔为代表）以及模仿开发等阶段。当这个工业仍然沿着“三段式”道路蹒跚时，解放军郑州通信工程学院的邬江兴团队却于1991年开发出中国第一个万门程控交换机——04机。

邬江兴等人参与过1970年代中国军方主导的大型计算机研发项目，在他们参与的项目部分因裁军而下马后转向通信领域，并经过数年的努力以设计5亿次浮点计算机的思路开发出04机。04机经过1992—1993年的实验局阶段，从1994年开始大量进入市场。这 个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直接导致“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的崛起，致使电信设备成为中国工业中一个罕见的技术研发密集型工业。发人深省的是，04机不是“技术引进”的结果，其开发团队的知识和能力起源于自力更生年代的研发项目，而这个项目也是中国超级计算机的技术源流（04机只不过是这个项目“溢出”的支流），其成果之一就是从2013到目前运算速度名列世界第一的天河二号。

上述例子也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业精神出现复苏，而它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中国工业在“自力更生”阶段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由于这种能力和精神的基础，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可以更大地发挥首创精神时，一些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走上了违反“三段式”政策的自主创新道路，而且每每造成中国工业的技术突破。正 是因为中国工业精神的存在和复苏，才促成了2005—2006年在国家层次上提出“自主创新”的方针。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在极度落后并遭到封锁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技术的努力与奋斗，当 这种实践被概括为精神符号和行为象征之后，它 就被保持在民族的记忆中，变成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因此而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

例如，被“枪毙”掉的运10和红旗仍然“阴魂不散”，虽然它作为产品或研发体系的物质形态已经消失，但它只剩下象征意义的身影却一直纠缠着今天的人们，甚至仍然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运10下马后，围绕着中国要不要再造大飞机的争论从来没有消失过。

每当政治气氛允许或出现什么契机，中国再上大飞机的建议就会被重新提出。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争论在2007年得到一个结果：国务院于这年2月正式宣布中国再上大飞机项目。最 后压倒所有反对意见的力量来自一个历史事实：中 国曾经造出来过运10。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中国工业精神的力量：虽然运10作为一个项目因被抛弃而以失败告终，但40年前的壮举却永远改变了历史：因为有过运10，所以中国造大飞机的梦想一直不灭；因为有过运10，所以反对中国研制大飞机的人一直不能占上风；因为有过运10，所以国际航空工业界一直对中国“另眼相看”。

于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10，竟然继续在塑造中国的历史。中国工业精神能够被顽强地继承下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主流世界观的框架。从那个基础被奠定后，中国人从此不再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被任何强权所主导：一 旦遭受强权的威胁，社 会主流思维就会转向认同“强国”；一旦遭受经济上的压制，社会主流思维就会重新讨论“富民”的途径。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框架的存在，中国社会对于“强国”和“富民”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主流认知在最近论对于必须掌握“核心技术”的议论甚嚣尘上，成为促成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社会条件。

运10模型

人们认识到，由美国霸权所维护的国际贸易体系天生具有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压向低端的性质，所 以西方国家可以对中国禁运高技术产品，但 中国不能不向西方出口稀土和焦炭。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时，中国人不再认为中国可以依靠外资加工组装厂而致富，“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变成政策失误的负面典型，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工业。

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当中国社会的认知朝着上述方向变化时，对“强国”和“富民”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朝着两者本应相辅相成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强国”优先和“富民”优先两个历史阶段后，中国第一次出现把“强国富民”看作是统一体的社会认知。虽然 在政治层次上是否能够形成与之相符的方针仍然是不确定的，但这种社会认知的形成及其背后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就是中国工业精神复苏的历史条件。

中国工业精神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要实现“强国富民”就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发展型国家”或“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挤入与大多数较穷国家相对的富国俱乐部。

但是，中国仅仅从其人口规模来说也不可能复制它们的模式。如 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那 么中国的GDP总量就会是美国的两倍多。当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时，美国已经“暴跳如雷”，它在自己主导的体系内能容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它的两倍吗？因此，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命，她只有两个选择：（1）如果服从美国体系，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台湾和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条件，在 经济上接受充当廉价打工者的地位，于 是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强国”和“富民”之中的任何一个，遑论同时实现两者。（2）如果服从自己的大国宿命，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技术和工业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 够与发达国家鼎足相立，并 以自己的发展带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 样做并非意味着中国要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也不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发生恶性冲突，但它的确意味着中国必须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政治独立、经 济自立和国家安全。

由于 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尚未达到这种必要的水平，所以鼓舞中国企业敢于在技术上突破的中国工业精神就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信？那你就问问自己，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团结一心奔小康”这两句口号之间，哪一个更能激起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斗志？

本文摘自《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路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