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9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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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保案的关键人物、时任上海市劳保局局长祝均一：我的质变时间大约是在50岁左右。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年龄段都有一个个人发展“结构封顶”的心理阴影，而我对自己的提升不得志有着强烈的不平衡心态。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礼金、贿赂一百余万元。

在篇幅上，级别越低的官员，悔过书的篇幅往往越短，到乡科一级的官员，犯罪行为大多并不复杂，也不会在悔过书中过多追忆往昔荣光和曾经取得的政绩。

忏悔，是落马官员从被调查到入狱后几乎每个环节中必经的程序。也许是在纪委调查期间，也许是检察院侦查期间，也可能是在法院审理期间、监狱服刑期间。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孙美琪

“虽然自己来日无多，以后也不在党组织了，但我从内心里永远感恩组织，愿意终身追随组织，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修身养性，认真改造，重新做人。”已落马的原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忏悔书里这样写道。

2018年11月13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反腐成果，项俊波的这封忏悔书，与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等省部级高官的悔罪书、党纪处分决定等材料一起，至今还被陈列在展览中，接受着数以万计观众的打量。

这并非落马官员忏悔材料的第一次公开。2017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就曾经展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等人的部分忏悔书。

早在2013年、2014年，四川省纪委就组织编撰了《忏悔实录Ⅰ》《忏悔实录Ⅱ》，并在书中设计了“回执单”，要求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学完后填写回执单，撰写读后感言。

贪官悔过书，通常是指落马官员在梳理自身错误，反思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撰写的文字材料，记录其思想认识的转变历程。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收集了近百份贪官悔过书，上自副国级、下至乡科级，甚至还有村干部。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落马官员在接受调查的不同时间节点留下了不同的忏悔，而节点的不同本身就能决定忏悔书以何面目示人。

落马官员同中有异的心路历程，或明或暗的贪腐世界，都隐匿在这一颇具特色的文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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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过书的“三段论”    级别不同风格不一

贪官悔过书有着大致相同的悔过路径，较为常见的是“三段论”格式。

在开头，很多人喜欢追忆昔日时光。

苏荣在一封写于2014年10月的悔过书中提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因‘文革’的发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回家当了农民，从大队会计干起，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从十三大算起，一直到十八大，连续参加六届党代会，连续任候补、中委四届二十年，亲人为我自豪、家乡人为我骄傲….”

他在悔过书里用的“培养”一词，落马省部级官员在悔过书中也尤为喜欢用。浙江省委原常委许运鸿是这么写的：“我是一个在党组织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则在悔过书开篇感谢“党把我从一个穷孩子、苦孩子培养成为高级领导干部”。

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局长曾涛，是厅级官员，他在忏悔书的开端用较多笔墨呈现了自己光鲜的过去：“成为省直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院里的收入由我接手时的5000多万元增长到我离开时的2.4亿元”。

顺着开头往下读，便是悔过书的“第二章节”。

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相似的身影，他们家境普通，有些甚至出身贫寒，通过勤奋读书走出农村，步入仕途，但在利益的诱惑下，一步步坠入铁网。

大多数贪腐都因心理不平衡。“平时与一些老板的交往中，我看到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心理开始失衡，欲望开始膨胀。”成都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学文在悔过书中写道，“论知识、能力和水平，我不比他们差，可挣的钱却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些濒临退休的官员，往往是想为退休后的自己找条后路。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张泽忠在忏悔书里谈起自己曾做过的退休梦：“退休以后，冬天住海南，夏天住青岛，春秋住济南。有人请我，我就去讲讲课，每年到外地旅游，没事就抱抱外孙，尽享天伦之乐。”正是这种享乐思想让他觉得“钱多一点还是方便”。

更有甚者，贪腐是为了情人。江苏省南通市气象局办公室原主任余震东回忆，随着出入高档歌厅次数增多，他认识了一些“所谓的女朋友”，经济上额外的需要也是导致受贿的原因之一。

重庆市规划局原党组书记蒋勇也是因情人而贪腐，他的叙述中，情人唐某离婚后带着年幼的女儿，出于同情，他利用权力为情人谋利。

在悔过书里，贪官们分析完贪腐动机与路径，一般便到了“第三章节”。

这时，他们会从宏观角度总结思想根源，抑或分析造成的危害。思想原因的关键词大抵逃不出侥幸心理、价值观错位、自制力不强、义利观扭曲等。

上海社保案的关键人物祝均一，就认为自己的贪腐源于“产生一种要创造一个超越所有部门的光辉业绩”的心态。

这个当时的上海市劳保局局长甚至还分析了自己的质变时间大约在50岁左右。他认为，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年龄段都有一个个人发展“结构封顶”的心理阴影，“而我对自己的提升不得志有着强烈的不平衡心态。回顾自己的成功历程，我突然产生一种要创造一个超越所有部门、超越所有人的光辉业绩，并用这种业绩让所有人重新认识我的才能与能力的想法。”

于是，祝均一在企业年金与社保基金运作中，不顾国家法令与规定，违规操作。为了让自己的“运作业绩”成为全国第一，为自己脸上增光，“我贸然用十多亿元保险基金违规运作，……我在年金运作中为了掩盖实际已损失的某机构运作的业绩，用与保险基金偷梁换柱的方法，使保险的那部分实物资产被高估。为了个人运作业绩的脸面，使社保基金直接受损。”

不过，即使悔过书的反思路径相仿，悔过书的语言风格和写作口吻也各不相同。

不少落马官员喜爱引用古语。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来形容自己不拘小节，最终落得“淹死在酒里，烧死在烟里，压死在不义钱物里的可悲下场”。而“温水煮青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则是贪官们常用的几句教训。

此外，悔过书里，也蕴藏着不少具有文学色彩的陈述。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许志锐的悔过书记录了自己在看守所写的小诗：“冬日斜阳倚墙照，窗外小鸟林中跳。墙高庭深兰花瘦，空怀壮志仰天笑”。

有人喜欢在忏悔书中引用《阿房宫赋》里最切题的那句话作为结尾，借以提醒手中仍握有权力的官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在篇幅上，级别越低的落马官员，悔过书的篇幅往往越短，到乡科一级，犯罪行为大多并不复杂，也不会在悔过书中过多追忆往昔荣光和曾经取得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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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悔过书能带来什么？

忏悔，是“落马”官员从被调查到入狱后几乎每个环节中必经的程序。也许是在纪委调查期间，也许是在检察院侦查期间，也可能是在法院审理期间、监狱服刑期间。

每个阶段的忏悔书有一定共性，但也存在不同特点。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悔过书，写于他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他在悔过书里这样认为：“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最后悔的便是从政，“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现在应该已经是教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