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将毛时代江苏省在1966-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进行了比照。对比发现,集体时期江苏的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积累了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可以说,毛时代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

文章要点:以往的研究显示,在毛时代,经济增长缓慢没有实现起飞,农村贫困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1949中国革命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实际上,毛时代经济发展存在增长的转折,但这些成就很快被1976-78年重要的政治变革掩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评估的指标“经济增长总量”显示毛时代没有明显的增长。用总量指标来判断中国经济状况,是不对的。就算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地区开端,并且它们发生的背景是缓慢的总增长和停滞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我们既不应只关注1978年之前中国缓慢的整体增长,也不应停留在普遍贫困问题上,而是要寻找是否有新兴地区增长极(an emerging regional growth pole)的存在。

本文认为,在毛时代晚期,江苏是中国的一个增长极,江苏记录的很多状况能够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相比。文章还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使没有1978年后的政策变化,中国的经济腾飞还是会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普遍认为,毛时代晚期(1963至1978年)的经济表现很差。具体而言,即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农村贫困现象普遍存在。就贫困而言,有一种说法经常被人引用,它指出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1]Dikötter(冯客)就是其中一个代表,“……直到1976年,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饥荒仍然普遍存在。[2]”至于增长, Maddison和Wu的研究指出,在1966年至1978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仅为2.5%。事实上,就连官方数据也支持这种说法,其显示增长的比例不足3%。[3]1981年这一官方结论,在李成瑞和薛暮桥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呼应,后者更进一步强调 “……经济停滞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长期、严重的错误。”[4]最近,西方学者也重复着类似的论断。[5]例如,根据Dikötter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经济不是一味停滞,也有上升的时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彪在1971年去世后,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逐渐崛起,部分抵消了日益僵化的国有部门的影响。[6]同样的,Walder也认为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明显的迹象表明,农业和工业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问题也在恶化。”[7]

以上对毛时代晚期经济表现的论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假定“总量指标”(国家增长率、生活水平和农村贫困)可以合理评估中国的情况,我们也无法找到清晰的记录去了解毛时代的情况。首先,要知道,官方针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虽然他们承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总的来说还是认为“前三十年”(1949-1978)的成就现在被认为与“二三十年”(1978年后)的成就一样重要。[8]其次,当前有越来越多的“新左派”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提出与Walder、 Dikötter不一样的论点。[9]再者,已经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新左派”等学者的修正观点。例如,1977-78年间,中国每天的热量可达2400千卡,远远高于1956-57年期间每天2272千卡的热量,更是远远超过了1800-09年间英国的2176千卡。[10]

这个论断的第二个问题是,要评判毛时代的经济表现,其所使用的总量指标是错误的标准。如果这一标准不存在问题,那我们同样用它去评估英国的工业革命,就会发现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历史情况来看,1850年以前英国不仅物质生活水平很低,而且基本停滞不前,国家增长率也很缓慢。事实上,正如 Crafts所观察的,19世纪早期英国最显著的特征是增长缓慢。[11]有意思的是,学者在评估早期英国工业化成就时,他们不会采用集聚的标准(the metric of aggregates),也几乎没人会质疑19世纪早期英国工业革命的概念。这种做法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工业革命有地区开端。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英格兰北部。19世纪日本发展的农业革命始于Kinai(译者注:Kinai畿内)。美国工业革命始于新英格兰地区。换句话说,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增长缓慢,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区域经济充满活力(dynamism)。

结论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在毛时代晚期找到中国工业革命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用总量指标去做评估。我们不应该问国家增长是否缓慢,或者农村贫困是否普遍。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存在一些地区在增长规模、范围和影响上,能与工业革命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相媲美。如果存在这样的地区,那我们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换句话说,要客观评判毛时代晚期的表现,我们需要一个区域比较的视角,而不是只停留在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上。

方法论

这篇文章会做一个区域比较,通过对比江苏毛时代晚期的记录(late Maoist record)与1780年到1850年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历史,来了解毛时代晚期的成就。我之所以选择江苏有三个原因。首先,大家都认可它在乡村工业化方面的突出表现。[12]第二,文献材料相对丰富,江苏省统计局编制了大量数据,特别是县级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关键经济部门的数据。[13]县的记录和省级的记录都很有用。不过现有的文献提供的数据可信度可能存在问题,考虑到县一级为了少上交税收很可能会压低产量谎报数据,[14]我们大可以推论江苏各地的实际增长比文献数据呈现的更高。[15]第三,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江苏至少在历史和地理位置都存在有利条件。在1949年之前[16],江苏省原始工业发展非常快。建国后,它幸免于大跃进三年大饥荒。该省农业条件很好,气候、水资源和地形都比中国北方或西部有利。地理位置方面,因毗邻上海这个大都市,江苏相比于广东,能更快引入工业技术,有更广阔的市场。换句话说,如果连江苏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那中国其他更贫困的地区就更不可能发生,所以我选择使用江苏的材料。这篇文章将结合有关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量文献,重点关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情况,以对比江苏与英国工业革命中心地带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当然,需要说明这篇文章目的不在于详细对比,而是利用英格兰北部的历史经验为解释江苏的发展提供另一种视角。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将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要考察江苏省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我们不单要了解城市的情况,也要纳入乡村。换句话说,我们要考察江苏是否存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工业部门反哺其农村产业?其次,需要了解江苏农业部门的表现。农业部门的情况,会影响到多个方面。可以说,农业革命几乎是所有工业革命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江苏在去集体化(上世纪80年代初)之前的记录。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将结合以上讨论从整体上评估江苏的增长速度。[17]第四部分将对比江苏和英格兰北部的差异。第五部分则会考察江苏的增长是否可持续。

一、工业化

工业化通常推动经济起飞,在英国也是如此。工业化以英格兰北部为中心,通常发生在一些没什么制造业的地区(如Salford)。在英格兰北部,土地主要用于生产棉布。在1784到1786和1814到1816年之间,棉布在英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上升到34%。到19世纪早期,[18]兰开夏郡多达40%的劳动力都在从事棉花生产。当然,在这些地区不仅仅是棉花产业在扩张,煤炭产量也在迅速上升(表1)。要知道,工业中如果要使用蒸汽,就必须使用大量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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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时代,快速工业化也是江苏的一个特点。从1952年到1957年,江苏的工业增加值每年以国际标准快速增长,增长率约10%。需要指出的是,因江苏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它在这一时期的增长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不过,这一时期之后,在1966年至1978年期间,当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降至9%,江苏的工业增长率却开始加速并攀升至13%。江苏在毛时代晚期加速发展,其工业增加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5%升至70年代末的7.5%左右,[19]生产出远高于贫穷国家的资本品(区分于消费品,资本品可用于进一步生产更多的产品),为全国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便可见一斑,在1952年,江苏的重工业在全国的占比仅为6%;到1965年,比例已攀升至25%;到1978年,占比高达48%。[20]

1、乡村工业化

与英国的兰开夏郡、约克郡相比,江苏的工业化历程在地理分布上有一定的差异。当然,不可否认,江苏在工业化初期与英国在地理分布上有相似之处。英国的圈地运动驱赶了乡村在地佃农,为工业部门带来了地理上和职业上的流动劳动力。随之出现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化,其特点是工资较高的城市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江苏的工业化也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当时国家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限制不多,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江苏的城市贡献了四分之三的工业产出,与英国的情况相似。不可否认,江阴、常熟和吴江等县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GVAIO)的占比都超过36%,但即便是这些增长相对可观的县级地区,与城市的90%相比[21],它们贡献的份额(平均40%)也十分有限。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江苏的工业化特征开始变化。因为城市的劳动力出现短缺,其工业化日益受到限制。上世纪50年代,江苏农民尚且存在较多流动,使得城市企业蓬勃发展。不过,到60年代,为保证农业的劳动力供应,中共领导层决心实施户口制度,城市的劳动力开始供应不足。[22]

为解决城市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江苏一方面不断提高资本密集度,更为重要的措施则是,促进乡村工业的发展。[23]如若出现粮食短缺,这一举措还便于稳定局势,因为劳动力可以迅速从从乡村工业转移到农业中去。户口制度实施之后,新的工人可以离开农业但不能离开农村,即“离土不离乡”。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实县级和社队工业的大多数工人并没有真正“离开土地”,他们通常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从事农业工作。中央这一新的战略促使江苏乡村工业产量大幅增长:在1971年至78年期间[24],实际产出年平均增长了11.3%。虽然其中部分的增长来自县级国有工厂的贡献,但增长最快的仍然是公社及社队企业。例如,1971年至1978年,江苏的社队工业总产值(GVIO)每年增长34%,远高于全国的17%的增长率。[25]无论是受县级所有企业驱动,还是被社队工业企业驱动,我们可以看到江苏几乎所有县在毛时代后期都实现了快速的乡村工业化(图1)[26]。到1978年,江苏各县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份额为50%,相比1965年的23%,增长了一倍多。如图1中的阴影所示,尽管有不少县仍低于这一阈值,仍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之中。

江苏南部农村的工业化增速尤为瞩目,好几个县(包括扬中和江阴)在工农业总产出中占比达到70%,大多数都快赶上城市的增长速度。[27]不过,江苏乡村工业化的中心仍在苏南的东部地区:苏州、无锡和常州(Suxichang)[28]。在1971 - 78年三地的乡村工业增长率达到20%,远高于省级工业10%以及三地县级工业9%的增长。[29]农村社队工业增长尤为迅速,实际平均每年36%。

2.城市工业

仍需指出,尽管乡村工业化快速发展,但在毛时代晚期,江苏各市的国有及集体所有制企业通过增加生产的资本密集度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江苏工业增长的主要功臣。如果我们细看数据,结果会令我们吃惊:江苏的12个城市在1965年至78年间增加了四倍的工业产出。[30]南京一马当先,尽管按中国的标准来看还只是一潭死水,但它在1978年的工业生产中占比高于16%,异常夺目。到1978年,江苏省城市工业的份额仍然超过全省的60%,这使得乡村的工业化相形见绌。

实际上,因为城市工业生产了江苏的大部分资本品,其取得的成果比数据展现的还更重要。以南京为例,其重工业的比重从1965年的57%上升到1970年的71%,[31]到上世纪70年代末,纺织和食品加工在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8%,这些数据反映出南京日益成为一个石化中心。在南京,石化产品占整个城市工业产出的14%,化工产品占7%,机械行业占20%。[32]即便不少行业效率低下,它们仍为南京的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江苏其他城市尽管有不少重工业部门,但其重工业比重仍远不及南京,例如,毛时代后期无锡市的重工业份额有所上升,但到1978年还只占42%。苏州的情况(46%)相似。[33]

二、农业

众所周知,农业革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促进工业化,一是提供剩余劳动力和资本,二是利用国内价格效应(domestic price effects)(增加实际工资和降低工业投入总额)。英国之所以出现工业革命,与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快速的农业发展有关。农业的快速增长显然可以降低工业投入总额。农业增长虽然很大程度上仍要归功于畜牧部门,但可耕地的产量也做出了客观的贡献:1801年,对比英国小麦和大麦的收成标准,北方作物产量很高。[34]此外,尽管在北方这些工业化重镇,小麦和大麦产量在1600至1830年期间也有所增加。北方农业在1801年播种面积占全国26%,1850年为32%,在这两个时期都对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贡献。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是在19世纪中期,小麦在北方地区播种面积达30%;在同一时期,黑麦播种面积达41%。[35]

1、江苏农业的表现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江苏粮食部门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1952至1957年期间,江苏的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76公斤,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为298公斤。不过,到1966年至1970年,该省的人均粮食产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公斤(319比283公斤);到1975至1978年,这一差距升为46公斤(360公斤比314公斤)。江苏甚至超过了邻省浙江:浙江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954至1957年间比江苏高35公斤,但浙江在1975至1978年的时候落后了江苏28公斤。[36]

更让人侧目的是,即使国家实施的粮食提留统筹政策,也没有抵消掉江苏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成果状况(见图2),要知道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江苏库粮(粮食配给)可是从1957年的人均368斤上升到1978年的人均477斤。粮食增长的情况,在苏南和西部各县的上升幅度最大,东部由于土壤退化和盐渍化上升较小,但总体而言江苏的每一个县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37]在江苏,只有1.2%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低于人均150公斤,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全国平均有11%的生产队产量低于这一标准,贵州和甘肃低于这一产量标准的甚至高达38%。[38]苏州作为江苏最先进的地区,在农业上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在1976-78年期间,8个县的人均粮食产量平均为577公斤(相比于,1965年至1967年的518公斤),远高于该省的平均水平。[39]此外,尽管苏州乡村在快速工业化,它仍然算得上是一个粮食净输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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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江苏粮食产业的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农业部门为代价的,而且江苏的农业附加值增速也低于东亚“奇迹”经济体(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es)[40]。但是这一结论存在三点不足。首先,江苏官方的增长数据比实际要低,因为社队公社等集体为避免国家提取过多粮食,会压低产量[41]。其次,人们也可能会说,考虑到中国在政治上被孤立,还有饥荒等遗留问题,(备战备荒)集中粮食生产这一做法本身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政策的影响,农业附加值的实际情况无法如实反映在国家制定的采购价格中,这恰恰说明中国生产粮食的实际“价值”非常高。第三,改变了日本、台湾及韩国农业经济的绿色革命技术,到1970年代中期之后才开始引入中国。国家研究项目到1960年代才成立,导致绿色革命技术引入很晚,可见这项技术带来的益处只有等毛泽东去世之后,才能促成在中国农业的增长率快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