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

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

（讨论提纲）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广义的“马列毛左派”的发展。

       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首先是表现为数量的增长（目前全国无产阶级的总数约为2亿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约四分之一），又表现为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增强，表现为无产阶级斗争数量的增加，表现为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发生了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

       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是中国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目前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但是，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力量增强，是曾经反复出现过的现象。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是资本主义出现重大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先兆，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革命形势的必要条件。但是，以往，在其他国家，这种不稳定和危机最终都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要发生革命，其基本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增强到资本主义积累所无法容纳的限度，在经济上表现为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并通过经济危机（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也不是单纯由于债务、泡沫、需求下降引起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危机，不经过革命或重大制度调整无法克服的危机）与持续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从而决定性地削弱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我们在现阶段的理论任务，是努力了解中国未来革命形势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及历史规律，了解未来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了解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与无产阶级有机结合的政治力量，但是是一支在政治和思想上十分活跃的力量。就其阶级基础来说，在前期（2000-2012年），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原国营企业反私有化斗争积极分子（“老工人”）、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原官僚特权集团中被排挤出来的部分（“老左派”）、原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其社会经济地位基本属于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半无产阶级）。2012年以来，激进的大学青年社团及由此派生的各种小组已经成为“马列毛左派”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说明在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趋势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正在成为“马列毛左派”最新的、增长最快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没有公认的、统一的理论和行动指南，带着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天生缺陷，在政治作风上充满着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理论上和哲学上则往往沦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俘虏，各种错误思潮流行。这些缺点，是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尚未真正与无产阶级结合、中国革命形势尚未高涨之前不可避免的。我们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要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宗派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做斗争，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宣传并扩大正确思想在左派队伍中的影响，逐步形成符合当前中国阶级斗争实际的新时代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为未来的大革命做思想上初步的准备。

       在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质，正确地总结毛主席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又为什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里还是沿用“复辟”这个说法）。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派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不是必然性）。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即被“走资派”篡夺），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至于为什么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为什么会上台，文革理论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旧的剥削阶级残余的思想、文化、习惯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党内的反映。这一套对修正主义上台及资本主义复辟的认识，目前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所接受的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上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这一套理论的实质，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不是群众或奴隶创造历史。这一套理论，回避了“修正主义”赖以产生并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无论是旧剥削阶级的影响还是小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不能解释“修正主义”为什么会成为革命党内不是某种个别倾向，而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占优势的力量。这一套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修正主义”上台，没有遭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坚决反抗。这一套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新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马上陷入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而是在相当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为顺利地发展。

这一套理论的产生，在当时有不得已的地方，即毛泽东及其同志们无法直接面对新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已经形成并占统治地位这一历史事实（不是思想感情上无法直接面对，而是政治现实中无法直接面对）。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一理论仍不加以鉴别和改造，并给予扬弃，就不仅不能指导当前革命的实践，还可能造成相当的危害。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可能重蹈覆辙，失败或者短命。

       要正确地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就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搞清楚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社会，什么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什么是阶级社会在未来走向消亡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消亡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是这样总结的：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实现“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要“废除阶级”， 仅仅“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说，自从阶级社会产生起，自从有压迫和剥削起，劳动者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斗争，为什么在以往都失败了呢？为什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失败了呢？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什么“生产不大发展”就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过去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论述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割裂开来，笼统地讲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把共产主义降低为是要满足人们无限的消费欲望（反过来，只要这种消费欲望还没有满足，共产主义也就不能实现，各种不平等和剥削也就顺理成章）。

       什么叫做“生产不大发展”？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就是说，当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展的时候，社会剩余产品的总量还不够多，因而全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得不不把自己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时间用于生产必需品的劳动（这种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产品占全社会总产品的比例并不低。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地租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往往占到农民收获物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但是，按照当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以及按照当时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形式），无论这些剩余产品怎样分配，都不能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普遍大幅度减少的条件。

       只要绝大多数人仍然被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体力劳动所束缚着（“完全委身于劳动的”exclusively bond slaves to labor），就只能由少数人来“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这些少数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所以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就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说，直接生产劳动与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劳动之间的分工，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

       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但是，“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都不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持久的和决定性的因素。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失败，表面上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上台。但是，“修正主义者”上台只是一定的现实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结果。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导致了“修正主义者”上台而且使其权力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不是“修正主义者”如何利用“狡诈和欺骗”，如何违反公平和正义。

       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统治阶级就必然要“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从而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所以，只要还没有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只有社会的少数人能够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社会剩余产品就必然为少数人所占有，就必然有压迫、有剥削。

       恩格斯在晚年的这些论述，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思想的。

       还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克思在这里讲，只要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就必然要“死灰复燃”。就是说，除非绝大多数人能够从“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中摆脱出来，阶级社会是不可能消灭的，社会分裂为阶级是不可能避免的。

       紧接着，马克思又讲了一段话：

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关于“一下子”，英文翻译是：Empirically, communism is only possible as the act of the dominant peoples “all at once” and simultaneously。这一段论述，提出了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包括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问题。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在过去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教育中，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产生简单说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这一套官方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在斯大林时期成型，又被中国社会主义继承过来。毛泽东主义者，由于理论的局限，也由于政治现实的限制，只能将“走资派”的产生（实际上即新的剥削阶级，毛主席曾在个别场合用过“官僚主义者阶级”）说成是旧的剥削阶级残余思想和意识的结果，到了后期，又提出是因为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也包括因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差别造成的不平等）只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造成的一部分结果。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阶级社会的一个阶段（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说，没有超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部分外围半外围国家为了形成现代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而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也可以说，不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还不仅仅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关键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是少数人，而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占有和支配社会剩余产品。

       历史上官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者的理论局限，又被现在中国的各“马列毛左派”青年小组毫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历史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来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迷”。他们对于历史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还在重复着前人的错误，将少数个人的历史作用无限夸大，将“走资派”的欺骗和劳动群众的上当受骗当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淖无法自拔。还有一些托派分子，则简单地将历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形式民主。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基本上完全是由当时社会中主要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来从事的。祭司（僧侣）和军事领袖往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祭司即天主教会（包含了中世纪社会中主要的“知识分子”），国王和各级封建领主即军事领袖。在中国古代，士绅地主阶级既是社会经济剩余的主要占有者，又是脑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形有所不同，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员来从事科学研究及其应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持和巩固又需要大量人员来从事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意识形态等活动，仅靠占全社会人口1-2%的统治阶级成员已经完全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脑力劳动的需要。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家阶级本身仍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以外，还需要一个庞大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来从事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教育、经济管理、行政司法、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等工作。其中，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是为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服务。医疗教育是为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服务。经济管理、行政司法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社会科学、人文艺术是为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现代小资产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是因为他们从事脑力劳动，他们的劳动力有一定的垄断性，他们从事的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至关重要，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往往显著高于无产阶级，并且有一定的上升入资本家阶级的机会。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无论是否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都包含一部分剩余价值。

       现代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分布，依各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在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大约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20-25%；在半外围国家，大约占10-15%；在外围国家，则一般不到10%。

       这种差别，除了反映核心、半外围、外围国家资本家阶级可以与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分享的剩余价值的量依这些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有所差别以外，也说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脑力劳动高度集中在主要核心国家，而体力劳动则主要由外围、半外围国家承担。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阶级社会消亡的历史条件又是哪些呢？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是这样讲的：

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已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说，“阶级的划分 ... 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历史的理由”在英文版中是historical justification。就是说，阶级社会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有根据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恩格斯说：“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恩格斯展望了未来无阶级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商品生产的消除、用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来消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灭人对人的统治，消灭人被自然界的统治，实现人们自觉调节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自觉调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的问题是，“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怎样才能消灭“生产的不足”，从而消灭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呢？是不是仅仅是通过“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呢？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阐述，但是结合前面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论述，不难推断出大意。

       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所以，“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只有通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才能消灭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而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必须使得绝大多数人不再为直接生产劳动所束缚，从而“社会的共同事务”不再是少数人专门从事的特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普遍地、大幅度地减少绝大多数人的劳动时间，使得他们可以有时间从事各种脑力劳动，有时间参加各种公共性的、创造性的、有利于体力智力发展的活动，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并且从事社会的各种“共同事务”。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中的一大段论述：

我们还看到，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象是自由协商同意的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象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失；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英文版的这两句话译为：“It is one of the civilising aspects of capital that it enforces surplus-labour in a manner and under conditions which are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elements for a new and higher form than under the preceding forms of slavery, serfdom, etc.  Thus it gives rise to a stage, on the one hand, in which coercion and monopolis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its 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advantages) by one portion of society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are eliminated;  on the other hand, it creates the material means and embryonic conditions, making it possible in a higher form of society to combine this surplus-labour with a greater reduction of time devoted to material labour in general”；其中“on the one hand”之前的it，和“on the other hand”之后的it，实际上指的都是“资本”而不是“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由此可见，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在这里说，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将“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自由王国”才真正开始了，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已经终止以后，从而“劳动”不过是人们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体力和智力充分自由发展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

       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创造条件；这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并且会大大超过人们的物质需要提高的程度，从而能够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从而全体社会成员（而不仅仅是少数人）能够参与管理“社会的共同事务”，这样才能造成阶级社会消亡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才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认识，全世界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决定了全球物质消费的上限。未来建设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斗争，只能在全世界生态可持续性要求的范围内，在限定全球物质消费总量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缩短劳动时间来实现。

       那么，历史上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无阶级社会的一个初级阶段呢？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生产方式（哪怕是过渡性的）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一部分？

       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来自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又指出，苏维埃政权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但是那时还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说法；毛主席在非正式场合说过，马克思、列宁都不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到了后来，只有“一国”，怎么办）。马克思、列宁都指出过，在这个“初级阶段”，还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还会有“资产阶级法权”，还会有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但是，绝不是说，这个“初级阶段”还要分裂为阶级；绝不是说，社会剩余产品由少数人控制；绝不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不但没有逐步消亡，反而巩固和扩大；绝不是说，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而且绝大多数人仍然将其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束缚于直接生产劳动中。

       而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虽然形式上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实际上广大劳动群众不掌握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和使用。社会剩余产品事实上由占整个社会少数的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有同志可能会说，当时的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来支配社会剩余产品的。但是，首先，当时的劳动群众实际上没有有效地监督和替换官僚的办法。连形式民主都不具备，中国也没有经历过短暂的苏维埃民主的时期。客观上，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官僚物质特权。从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来看，早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中上层官僚已经腐化变质，可以为了个人政治算计而不顾人民死活。在文革前，毛主席曾经说，三分之一的各级党和政府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实际上大大低估。从后来的实际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党内没有受到大的反对。包括陈云集团，与邓小平争夺的只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办法及主导权而已。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这个特权集团并且控制党和国家权力的大部分（毛主席基本被架空，只能依靠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系统来平衡党政官僚系统的影响）。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就其独占剩余产品的支配来说，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剥削阶级；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仍然是阶级社会。但是就这个官僚特权集团的历史过渡性来说（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是作为未来巩固的资产阶级的前身），可以不称其为阶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中国，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核心国家水平，建国初期绝大多数人口尚为文盲，完全不具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条件。只要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划分为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就不可避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不是某种形式的阶级社会。

       那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社会呢？过去，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有“国家社会主义”说，有“国家资本主义”说，有“退化的工人国家”说。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归根结底，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形态，那么，它有没有历史的进步性呢，有没有历史上存在的根据呢，还是如污蔑社会主义的人所说，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最漫长、最痛苦的道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性质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