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长江三峡坝区，察看三峡工程和坝区周边生态环境。他举目远眺，气势磅礴的坝体、水波荡漾的江面、郁郁葱葱的江岸尽收眼底。在听取了有关三峡工程发展历程、综合效益和科技创新的介绍后，习近平深情地对大家说：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奋。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3亿多中国人民要齐心合力、砥砺奋斗，共圆中国梦！”】
笔者曾在王震老身边工作十多年，他曾说：“我是三峡工程的大喊大叫的促进派！”所以，看到上述电视画面时，王震老生前关心、支持并大力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众多情景又重现在笔者眼前，一个念头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升腾：“王老若能看到、听到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充分肯定三峡工程这一消息，该有多好呀！”
一
王震之所以始终坚定地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多年来对实际情况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正确的判断基础之上。
王震曾两次实地考察长江三峡。一次是1973年，他作为国务院业务组的列席成员到湖北天门考察棉花生产。出发前，协助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对他说：“既然到了湖北，就到葛洲坝走走。葛洲坝已开工，它是为将来的三峡工程作准备的。”第二次是1982年11月。在那次考察中，王震详细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负责人及有关专家的汇报，实地察看了三斗坪三峡坝址、葛洲坝工地、荆江大堤，观看了三峡工程的模型，并听取了湖北省及荆州、宜昌等地、市负责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听取汇报中，他边听边问，不时把有关数据记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地图册上。他详细了解了长江流域历史上多次洪灾，特别是几次特大洪灾的情况：自汉代至清末2000多年中，长江中下游曾发生较大洪灾214次，平均约十年一次。1860年、1870年接连发生两次特大洪水，两湖地区一片汪洋，损失惨重。1931年的大洪水淹没了长江中下游5090万亩耕地，造成14.55万人死亡，其中汉口被淹3个月。1935年的洪水淹死14.2万人，一夜之间，汉江下游淹死8万人。1954年，一场百年罕见的洪水考验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实力，在防汛斗争中，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为保证荆江大堤和中原重镇武汉市的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全国人民通力支援和沿江广大军民奋力抢险下，重点防护对象虽然保住了，但仍有4755万亩农田被淹，直接死亡人数超过3万，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行车。听到这里，王震问道：“如果万一再出现1870年型特大洪水，将出现什么后果？”长办副主任季昌化回答：“江汉、洞庭湖平原的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将遭到毁灭性灾害。”
接着，王震又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在发电、航运等方面的巨大综合效益。季昌化说：
【“长江流域年入海水量近1万亿立方米，蕴藏着2.68亿千瓦的水能资源，其中可能开发量1.97亿千瓦，占全国可能开发量的53.4%。三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可达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相当于10座大亚湾发电站，相当于同时建成了7座250万千瓦的火电厂和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煤的矿区及若干条相应运煤的铁路。与火电相比，每年可以少排200万吨二氧化硫、1万吨一氧化碳、37万吨氮氧化合物，以及大量工业废水，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特别是对于扭转华中、华东和川东地区由于严重缺电而制约生产发展的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王震还详细询问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对三峡工程的有关指示，询问了水库泥沙淤积的处理方法、诱发地震和滑坡的可能性、对生态的影响、大量移民的安置、战备防空预警，以及兴建这样大的工程国力能否承受等问题，还询问了为什么修建支流水库不能代替三峡工程。他常常刨根问底，直到得到圆满的解答为止。对个别尚未得到满意答复的问题，他便装在脑子里，适时再向有关专家请教。
王震和华罗庚（左一）、方毅（左三）、钱学森（左四）、周培源（左五）在1979年中国科学院在京学部委员新春茶话会上。王震称华罗庚为“良师和挚友”
1983年4月13日，王震与他的好朋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广州南湖宾馆见面。谈话中，王震没有忘记三峡工程。他讲道：“有人说，做了坝，水下温度要低10℃，这要影响生态平衡，影响鱼类生长。”华罗庚说：“对这个问题，我是外行，又没有研究，待请教有关专家后再向您报告。但是我要讲一句话，生态从来没有绝对平衡过。我们所讲的平衡，应该是积极平衡，而绝不应是自然主义的消极平衡。”过了不久，华罗庚给王震回话说：“我请教了有关专家，他们说，三峡库容393亿立方米，年流经坝址的水量为4510亿立方米。库容和流经坝址的水量低于1∶10，水库水温则会降低。设计远远高于1∶10，肯定不会形成稳定的温度分层。”听了华罗庚的回话，王震说：“对这个问题，心里有底了。”
1982年，王震几次对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说：“美国、巴西都是水电发达的国家，美国水电装机居世界首位，巴西近几年水电发展很快，其装机容量及在建规模均超过我国，建议你率团到这两个国家走走，对上三峡工程能有借鉴作用。”1983年10月底，钱正英终于成行。12月上旬归来，月底向国务院呈报了访问报告。报告中说，三峡工程及其配套的输变电建设影响较大，对外国有吸引力，如能部分或大部利用外资，可争取早日开工。钱正英将报告抄报王震。王震很认真地阅读并作批注后，又约钱正英专门谈了一次。
二
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开发三峡的宏伟设想。1953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时，听取了关于长江治理的汇报。1955年，长江流域规划全面开展，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亲自过问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工作。就算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三峡工程的勘测、科研、设计等也从未间断。
王震一直关注着三峡工程的研究论证工作。他一直主张，如果论证充分、条件具备，三峡工程应及时上马，早上早受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先后用各种方式数十次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自己坚决主张三峡工程早日开工的鲜明观点。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经济工作的三年调整时，王震建议组织精干力量，立即全面展开对建设三峡工程的最后论证。他说，要搞水电站，不要把建设周期长的都停下来，如三峡近2000万千瓦总装机，可以彻底解除长江中下游1亿亩高产水稻和棉田被洪水淹没之忧，对于这样一个对国民经济全局起作用、经济效益好的大工程，希望能抓紧开展相关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此呼吁得到不少中央领导和有关省市领导的热烈响应。
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长江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相关部门负责继续组织论证。参与论证的绝大多数专家赞成三峡工程早日上马，但有人也提出不同意见。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到王震住地看望他，并对王震说：“我不赞成在三峡做坝，否则影响水温和生态平衡。还是开发长江上游好！”王震回答：“开发上游的问题，实质上毛主席早在1953年视察长江时已经讲清楚了。毛主席说：‘费那么大的力量修建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把它卡住呢？’我还是主张早上三峡工程。至于生态平衡问题，我一时讲不清楚，请教专家后我再向您报告。”这就引出了前文王震与华罗庚的对话。事后，王震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位国务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三峡的死硬派”，“他是想先做通我这个死硬派的工作的”。
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过去倾向于海拔200米，由于移民规模太大，水利电力部要求长办提交正常蓄水位150米的可行性报告。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一报告，并决定立即进行施工准备，争取在1986年正式开始主体工程施工。此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一位同志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重新提出投资、泥沙淤积、航运、移民等问题。为此，组织研究三峡工程建设达35年之久的原长办主任林一山向中央写报告，对这位同志所提意见逐条进行说明。王震认真研读了他们的诘难和反诘难后说：“林一山同志的意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1984年11月19日，王震写信给钱正英说：“三峡开发实属我国开拓资源宝藏”，“现代科技进展之速，所谓难题，均能获解”。“当前有些学者尚持保守见解，可不与多争辩，在工程做成之后请之与全民共乐。虽不纠缠，但可听取言者之言，信则以现代科技为准。论证成为俱乐部实不利创建新局面。”“我在三、四年有生之岁月，实可在（三峡工程）现场工地生活”，“当一顾问，帮助组织施工队伍施工、库区养殖等项事情实属可也”。12月14日，王震又致信钱正英和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信中说：“大家一心一德拥护党的十二大路线，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我约了一批老头儿向水电部要求承包兴修水电站”；“放手放开干，水电站要先行”；“新技术再发展也少不了电，农民用电做饭，山才能绿化起来”；“李鹏同志可以调动一些老头儿去包工，我也投标包个工程”；“千言万语一句话，要电！”在“要电”两个字上，王震又特意打上了着重号。信以“向建设电站的同志们致敬”为结束语。钱正英和李鹏看了来信后都说：“王老精神，实属可贵！”
1984年12月11日，《经济日报》的“情况反映”说，有关部门水利专家认为，长江三峡是我们的“国宝”，目前开工，在技术可靠性和经济合理性方面还存在重大问题。技术可靠性主要是航运、泥沙和崖崩、滑坡，经济合理性主要是国力暂时还无法承受。1985年1月5日，王震在该文上批示道：“我是坚持拥护中共中央常委领导下，要加速三峡工程准备工作。现在遇到一些专家提出对三峡工程宜缓。只能将这些意见交长办三峡工程专家加以科学研究。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这个工程是相信长办专家技术人员所做的有成效的工作的。”接着，王震找林一山谈话，征求他对这一“情况反映”的看法，并嘱他写份材料报来，再转报中央。1月28日，林一山写来报告，在对“情况反映”提到的担忧逐条作了答复后说：“我们调查研究了国内外大小水库300余座。三峡工程所涉及的问题，葛洲坝工程都有，现在葛洲坝工程做成功了，并已运行四年，经受了时间考验。”王震即把此报告连同自己在《经济日报》“情况反映”上的批语一起报送中央。
三
1985年5月，王震收到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的来信。信中说：“您一直关心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并力促长江三峡早日上马，使我们十分敬佩。目前社会上起了一股主张不上三峡或推迟三峡之风。”李伯宁认为，持这种主张者，除个别人固执己见，“自己既不懂水利，又不调查研究”之外，“多数是不了解情况的好心人”。“现呈上一份资料，这对反对上三峡的所谓理由及社会上的一些模糊认识都有答复。”王震阅后，在信上批示道：“李鹏副总理并报总书记、总理、军委主席：我都聆听了上三峡工程决心。葛洲坝工程上马是弃重就轻之举。李伯宁同志送我一份资料已读，甚好，请阅。”
12月12日，王震看到新华社记者喻权域、王海征所写的内参《充分的基础准备工作世界罕见——对三峡工程问题的采访调查》。这份采访调查说：“三峡工程要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长办’的老主任林一山定了一条原则：三峡工程涉及什么问题，就成立什么研究班子，进行专门研究。目前‘长办’的研究部门已有100多个专业。整个‘长办’已发展到13000人（不包括葛洲坝工程局等施工单位），其中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1200多人，中等专业技术人员3000多人。组成这么强大的技术队伍潜心研究30年，这在世界各大水利工程中是罕见的。”“中华民族是富于历史意识的民族，正史和地方史浩如烟海。这些史料对于研究三峡工程帮了大忙。三十多年来，我国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水文、地震工作人员密切合作，通过查阅古籍和故宫档案与实地验证，把三峡地区两千多年的历次洪水、八百年来的历次地震，考证得清清楚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水利工程做得到这一点。专家们分析古代和当代的资料，并经过大量实地勘察和研究，断定三峡地区为弱震带，地震烈度不会超过6度，普通不防震的建筑物都承受得了。”“国外（以及国内）一些外行人往往以教训的口气说：‘你们搞三峡工程应该到国外看看，到阿斯旺水坝看看’。他们以为我国的水利工程人员都是‘土包子’，不知道国外的事。实际上建国36年来，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人员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而且遍及五大洲，凡是国外比较重要的工程，几乎都去考察过。”“泥沙是水利工程的大敌，必须妥善解决。为了研究泥沙对三峡工程和川江航运的影响，从六十年代开始，就进行了关于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的原型观测和大量资料分析。近年来又在北京、武汉、天津、南京四处建立了物理模型试验基地。”“试验开始后，接连几十天，水泵昼夜轰鸣，江水昼夜奔流，几十名科技人员轮流着昼夜监测，把未来几十年间这一河段泥沙淤积、河床深浅的数据，都记录和计算出来。一次试验搞完，没有一个人不掉肉，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熬红。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国科技界的同志就是这样工作的！近几年，许多国家的泥沙专家曾来这里参观，他们无不佩服中国人的求实精神。有的拍照，有的要求装一袋模型泥沙——塑料细沙，带回国去。美国有些泥沙专家初到中国时高谈阔论，自视甚高。听了中国泥沙专家的学术报告，看了中国专家的学术论文，参观了中国的物理模型试验，他们说话的语气变了。因为在美国，这样大规模的模型试验设备也不多见，很少搞过这样精细的物理模型试验。他们说，美国的水利工程一般是包给私人公司建造，公司为了省钱，通常只搞数学模型（通过电子计算机）试验，即使搞物理模型试验也是小型的。只有中国才肯双管齐下，既搞数学模型试验，又搞物理模型试验，以保准确无误。记者在九万方基地一口气参观了4个试验大厅。老实说，记者在每个大厅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们被我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感动，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感到自豪！”王震是让秘书为自己读这份内参的。其间，他的眼圈发红了，秘书的声音也哽咽了。念完后，王震要过这份内参，用铅笔在首页上批示道：“采访调查报告，看了发人深思，使人受鼓舞。该调查文简理明，把长办科技职工几十年辛勤劳动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表达明白，建议总理批示，刊登在《人民日报》。”
1986年4月14日，长办主任魏廷琤致信王震说：去年11月中旬，北京有同志在广西南宁对长办技术顾问曹乐安说，前年一股上三峡的风是他自己站出来顶住的，“一顶就顶回去了，现在不是推迟了吗？”魏廷琤写道：“政协的一些人提了许多问题，说不定，今后顾委会的老同志一发问，更有力量，其实这些人对问题并不清楚，可说起话来，作用很大。”4月23日，王震阅信后，对那位同志的观点表示“十分愤慨”。他在信上批示道：“理应请专家工程人士驳斥，使我国水利工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顺利发展。我的意见供你酌情上报。”根据王震建议，8月11日，魏廷琤写信给邓小平，信中说：“近几年来极少数历来反对建三峡者，利用各种机会制造舆论……并自称是代表民意，不同意他们意见就是不民主，混淆是非界限，影响四化建设。他们说建了三峡其他什么事也不能办了”，“把有计划地进行重点骨干工程建设说成是好大喜功。他们还说，三峡工程未经科学论证，就迫使中央点头上马，是‘点头工程’‘钓鱼工程’，这是比贪污盗窃更坏的不正之风。他们完全不顾客观事实，全盘否定几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所进行的大量勘测设计、科学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能够充分表明建设三峡工程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葛洲坝工程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不久以前应我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组织了国际权威专家到三峡实地考察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绝非谩骂所能否定的客观事实”。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一位同志被认为是“反对建三峡工程的代表”。1986年春节以后，曹乐安等几名老专家专程从武汉到北京拜访了这位同志及其他有关人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长办几十年来对三峡工程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以及一些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并对政协经济建设组所作的三峡调查报告提出的疑问作了解答，并赠送了有关资料供他们参阅”。随后，那位同志写了一封信，阐述自己对三峡工程的看法，“比起他去年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有较大的变化”，“这表明对不了解真相的人是有可能做工作的”。另一方面，对个别反对者则很难做工作。例如有一位同志，“他在中央决定建三峡时一方面向中央表示他最后一次提意见以后再不提了，而另一方面他在最近又出版了一本专门反三峡的书，并在南宁召开的水力发电学会上和曹乐安作了一次谈话，表明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今后的想法，曹乐安同志回武汉后对这次谈话整理了记录，我们看了这些记录后明显看出在继政协以后要在中顾委制造反对建三峡的空气，为此我们将这份记录寄给了中顾委王震副主任，王震同志批示让我考虑他的意见，酌情上报”。“今年四五月间我曾陪同紫阳、李鹏、任重等中央领导同志到鄂西川东三峡水库回水区、三峡大坝坝址、葛洲坝工程、荆江防洪有关地区进行了实地视察，紫阳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详细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汇报，很深入地了解实际情况。”“他们着重指出现在三峡技术资金问题都可解决而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到时在人大讨论通过有三分之一不举手就成了政治问题，并指示要钱正英同志和我多做一些反对上三峡者的工作，我思之再三，很同意王震同志的意见，现在需要釜底抽薪，不然三峡工程就会被一些毫无道理的扯皮拖垮，而这种扯皮已继续30多年了。”魏廷琤请王震阅转这封信。王震在看到“把有计划地进行重点骨干工程建设说成是好大喜功”时，提笔批注道：“昨好打败蒋介石之好大喜功，今好建有国民经济动脉之好大喜功，都是振兴中华之功。”在信的抬头，王震批示道：“转呈邓小平同志，并建议支持赵总理等兴建工程的决心，以振兴中华民心。8月21日，王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