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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为解决剩余价值实现困难，保证资本增殖并提升利润率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它的核心理念是“反对公有制”“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提倡“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即：在放松银根的背景下推行金融自由化、垄断性公共部门私有化、经济运行完全市场化以及全球市场一体化。由此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范围，通过信用扩张、垄断利润、国际不平等交换、虚拟资本等方式改进资本积累结构，提升资本的利润率和剩余价值总量，缓解资本主义危机。

然而，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大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政治经济动荡、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已经彻底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如其许诺的那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为发达国家，从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大贫富差距、破坏社会秩序。甚至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内部也制造了日趋深重的社会矛盾，居民和政府负债率节节攀升，民众与资本对立日益严峻，甚至一度引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资本主义消费绝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的宏观经济矛盾，贫富差距扩大及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矛盾，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社会根本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大大加剧了。

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2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住宅建设事业的私有化和虚拟经济膨胀便是典型例证。

住宅建设部门的私有化，是世界新自由主义大潮的主要政策之一。它通过在住房这一必需生活资料部门建立垄断价格和发放抵押贷款的形式对劳动者进行二次剥削和三次剥削，以此提升资本利润率。这种通过垄断价格和信用扩张进行的不平等交换是比在生产过程中压低工资更隐蔽也更有效的剥削方式。正是在“住房自有”种种好处的包装下，一边让劳动者自愿倾其所有购房，另一边让房地产商和银行赚得盆满钵满。世界范围内住房自有率从80年代开始节节攀升，房地产业利润率居高不下。然而，正是这一新自由主义住房私有化、市场化的政策理念影响了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造成我国房价和居民负债高企，挤压居民消费的局面。

虚拟经济膨胀也是如此。在我国当前本来就消费不足的背景下，还一味学习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创新”，放松对虚拟经济的监管，任其募集大量资金投向生产端有价证券进行投机，或者投向消费端赚取高利贷。殊不知在消费不足，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剩余价值实现本就困难；而消费端本来就没有还债能力，如今更增加了债务负担。因此，虚拟经济不仅没有缓解宏观经济矛盾，反而进一步挤压消费，同时造成生产端“脱实向虚”，酝酿着金融风险。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新自由主义正是如此。它其实是政府配合资本，在银根放松的背景下，让资本通过垄断占有和虚拟经济等方式实现增殖的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积累结构，旨在让资本成为无拘无束的主体，自由进行增殖，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真谛。而这与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近年来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运行的困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制造全球混乱、严重干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已经被证明破产的背景下，中国还有一些人仍然公然宣传新自由主义理念，妄图进一步影响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这就是“某论坛”的部分学者。在9月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其成立20周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他们继续大肆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理念。事实上，此前在我国实践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正是出自其中一些人之手，他们对这些问题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反而继续一味鼓吹“市场化”改革，扰乱舆论。

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亟需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正本清源，统一认识，然后在实践中探索改革道路。为此，本文将对此次会议与会者层层深入的三点谬论及其逻辑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要评论，以期初步廓清一些问题。

谬论一：改革开放的主要教训（经验）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

论坛的第一位发言人W教授在发言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主要教训（其意应为经验）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他说，“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速度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他还说当前国内经济的状况是“跷跷板模式”，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而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当靠市场化提升效率。

对此，我们首先不得不佩服这位“W市场”教授罔顾事实的能力和理论思维的空乏。

先就事实来说，面对近20年来一味推行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谈医色变”、“望楼兴叹”以及P2P雷暴等虚拟经济的乱象，这位教授居然能气定神闲、置若罔闻地说出“凡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行得比较好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气氛能够保持”。

而对于存在私有制主体的市场经济消费必然绝对不足，不靠信用就无法维持扩大再生产的最基本的逻辑，他居然能说出不靠货币政策，而靠“市场提高效率”就能解决危机。

这种不顾社会事实，不考察经济运行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再生产结构的观点，着实让人难以理解。如果非要理解，只能这么想：这位W教授把“市场”当成了教条，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市场化造成问题以后怎么办呢？“那是你市场化不够”，“还要继续用推动市场化解决”。

这种不科学地考察现实经济运行的逻辑，而只是抽象地、谜之自信般地推崇“市场”的思维模式，我们把它叫作“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与迷思”。

谬论二：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不能靠政府，要靠市场。

更有甚者正是按照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与迷思”进一步认为，“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笔者在此很为这位论者着急，他为什么不把“贫富差距”加上呢？按他的说法，这种不平衡也可以靠市场来解决啊？

先不论对现实的考察，单从逻辑上来讲，这位论者难道不知道资本是趋利的么？难道不是资本的本性么？资本不正是不平衡发展结构的天生的创造者么？

而要求政府放松管控，让资本自行调节结构性失衡，这何异于与虎谋皮、盼水倒流呢？

这是教条与迷思的进一步深化。

谬论三：经济建设就是价值增长，中国2025要成为发达国家。

还有一类普遍存在的但又不易察觉的根本性谬论，就是认为GDP的增长，或者说价值的增长便是经济增长，因而是我国经济政策追求的首要目标。进一步有论者根据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而认为中国将于2025年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GDP或者说价值的增长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意义，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必需说清楚：

其一，这些“价值”有多少泡沫？换句话说，土地等非劳动要素造成非劳动性的“虚假的社会价值”对GDP有多少贡献？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又有多少贡献？它们拉动的GDP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的意义有多大？

图表 1 1978-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开放土地竞标的200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13.7万亿，2017年是82.71万亿，其间增长了5倍，增长率明显高于此前水平（如上图）。但这些非劳动创造财富的要素在GDP中的贡献，能否反映我国物质精神财富的增长？同时，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到2015年也达到了8.4%，超过了美日英的7.2%、4.4%、7.2%，这里面又有多少经济的泡沫？

如果扣除了这些，我国近20年来“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有多少？

同时，GDP中也包括了大量债务，存在着寅吃卯粮和经济可能不可持续的情况。如果再把这些考虑进去，我国的财富增长后劲又有多少？

其二，这些“价值”由谁支配？

毫无疑问，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经济总量中占据相当比例并具有初次分配权的社会中，私有资本，一定是价值增长的最大受益者。私有资本就是通过不平等分配、不平等交换进行自我增殖的价值，是这一社会的真正主体，当然最希望实现经济增长。而雇佣劳动者分配到的价值也即“工资”则完全由资产者决定，长期处于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对于雇佣劳动者来说又能如何？还不是继续处于相对过去提高一点的最低生活水平，甚至反而背负了巨额债务？

以上这两个问题是我们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时必须要研究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水分有多少？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有没有增加获得感？这更关乎民生。

然而，对于这些重要的增长问题与会学者无人提及。相反，“增长，增长！”，则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及其仆从的经济学家们每每挂在嘴边的咒语。他们闭口不谈社会结构，不谈分配，不谈社会责任，只谈经济增长，只谈希望能够更多、更自由地组织生产要素。其原因就在于只要经济增长，在这种通过交换占有劳动财富的社会中，私人资本就能够依靠土地、技术、货币资本等生产要素和产权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更多地占有“价值”。至于分配等其它问题，甚至他们的想法是否可行，经济是否可以持续等等他们都不关心。

该论坛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如此，在面对资本逻辑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结构性危机时，他们不仅不研究结构性问题的成因和根本矛盾，并探寻出路，反而一味鼓吹“市场化”、“效率”、“产权”、“私营”、“经济增长”。说白了，只要通过鼓吹实现了放松银根或者公共性生产要素市场化拉动了经济增长，他们就能赚钱，这就是他们的根本逻辑。他们“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都是马克思讲的地地道道的“庸俗经济学家”。

事实上，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通过社会和企业内部的分工，持续积累地发展生产力；二是通过形式平等的交换与竞争的交往方式配置资源。这是斯密最先初步论述，也常被之后的资产阶级和庸俗经济学家们当作为自身利益辩护的理由。而其消极意义在于，任由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体发展，那么不平等分配、不平等交换和由此造成的社会畸形积累机制一定是不可持续的，由其配置资源一定会造成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局面，一定会造成少部分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社会生产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与多数人对立，而最终又被剥夺的历史逻辑。

因此，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第一，利用市场机制的积极方面，限制其消极方面发展生产力，同时探索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积累机制；第二，进一步探索对市场经济进行扬弃的更进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历史使命。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闭眼不看社会结构，讲话如同念经，只会念叨“增长”、“市场”而为资产阶级利益鼓吹的庸俗经济学家们，就让他们迷失在自己的教条中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