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弃船前是否还有一条生路

中共还有救吗

—— 中共在弃船前是否还有一条生路

 

高 寒

 

 

最近，政变之声不断，换人小道疯传；个人迷信戛然而止，影射文字频见报端；还有头版呈晴雨表，直播现黑衣人，拥戴少跟进者，……等等、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目不暇给，给虚骄踌躇的中国政坛带来一股波谲云诡的气氛，给暮气沉沉的中国共产党带去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醒世景观。

 

（一）是换人，还是换制度？

“换人，换人！”从窃窃私语，到公开发声，似乎这“换人”说，越来越成为突破危机的共识了。但我却颇不以为然。从中共打得天下、坐进中南海算起，中国共产党不是换了好几代了吗？过去说是大老粗整知识菁英，中国自由派今天嘴上一口一个“土共”即导源于此。然自江泽民、朱镕基始，可是工程师治国，专家教授海归治国呀，可这个国，又治得怎样？

 

遥看习近平“登基”当年，倡导轻车简从，并率先垂范，视察深圳不封路、不清场。可近年来，习所到之处，岂止封路清场？商家歇业、快递停运、居民断炊、市民出游，均时有所闻，似成新常态。在香港，保镖的人肉墙，筑到机场的客梯旁，并还随防弹车启动一起奔跑，跟隔壁金三胖有一拼。今天，拿习新政伊始公布的《八项规定》来对照，仅看其中的第六条：“对中央领导人的新闻报道要压缩报道数量、字数、时长”；第七条：“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即可知他本人违反了多少。

 

诚然，这种中共领导人自食其言的事，并非自习近平始。较著名的，近有温家宝的“仰望星空”、朱镕基的“一百口棺材”和江泽民的退而不休；远则有邓小平的终身制废而不除，和毛泽东的不学李自成、洪秀全的赶考誓言。

 

如此看来，不讲诚信，没有诚信，甚至“不说谎话就办不成大事”，还真成中国共产党的某种传统了？如此看来，将“诚信”作为刷遍全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将“诚实”作为从娃娃抓起的《小学生德育守则》，岂不太讽刺了？这就难怪中国如今成全球造假之最，成毒疫苗、毒奶粉、毒食品的王国了。

 

对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政治诚信的缺失，中国自由派多从道德上探源，中国毛左派则倾向于选择性批评。而我，一个反思的毛派、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却宁可从治理体制自身的轨迹上去寻根。

 

如果不因人废言，我倒同意邓小平当年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一个说法：“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那么，何谓坏制度呢？尽管各种意识形态众说纷纭，但我想，一个逼迫最高领导人不讲诚信的制度，一个不食言执政者就无以立足的制度，一个层层说谎以致峰层根本就听不到真相的制度（想一想毛当年派秘书、警卫员下乡去调查饥荒灾情吧；想一想才不久传说中的习是从他女儿处才获悉泼墨事件的吧），一个上上下下奖励谎言惩罚真话的制度，这在古今中外总该算一个坏制度了吧。

 

就习近平来说，我倒还真不认为他当初的“轻车简从，不扰民”的宣示不是发自其内心。但是，几年铁腕反腐下来，党内树敌过多，不层层铠甲护卫，恐怕他自己连身家性命都难保了。可见，在某种意义上，此“食言”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其实，当年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食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如若按章乃器、储安平们的意见行事，长此以往，可以预见，中国资产阶级将发展壮大，共产党或将政权难保了。诚然，轮流坐庄，联合政府得以保全，但从来就以造反农民“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态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它会心甘情愿吗？更何况，当初毛泽东在发明“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操作系统时，压根儿未曾设计过发明者的退场程序。于是，系统中的这个 bug，便致使毛泽东当年对联合政府的食言与失信，似乎也属“不得已而为之”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然而，毛泽东当年惊天动地的失信保住了共产党政权吗？回顾大半个世纪的执政史，可以这么说：政权是保住了，但共产党却给保没了。乍一看来，共产党还在台上，明年就要大庆建国七十周年了。可是，定睛一看，除了衣着，这个政权与当年洪秀全、李自成的那个政权又有何异？中国共产党今天执掌着的这个政权，还是当年方志敏、夏明翰、江竹筠们前仆后继、拳拳“初心”中的那个政权吗？还是当年《新华日报》几百篇社论所鼓吹所憧憬的那个政权吗？它上上下下今天还有着一丝一毫工农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气味吗？

 

同理，习近平今天立竿见影的失信就真给他自己带来安全吗？比较一下人家德国总理默克尔大妈可以拎个篮子逛超市，比较一下人家荷兰总理下班后可以骑着自行车逛大街，你习大大作为一个泱泱大国领袖的人身安全指数，可被人家比得甩出好几条大街了。管中窥豹，你还“制度自信”个啥？

 

换一个角度来看，导致习近平不得不超强安保到离谱的那些个政治对手“贪官”们，其犯事不也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吗？在一个老百姓对官员的施政毫无发言权的制度里，在一个官帽全靠上司派发的体制下，在一个市场机制只是权力傲慢的应召女郎的社会中，官员们要做到既守清廉又要为官，难道不也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么？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国家领导人均无一不靠食言与失信治国，还是从官场中无一人有安全感来看，正是这个制度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运作惯性，正是这个制度以它“不得已而为之”这只看不见的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一步一步地逼人说谎、逼人变坏、逼人作恶，逼良为娼，……。试问，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是好还是坏呢？如此制度，近七十年来，其积重难返，其病入膏肓，已可想而知。既如此，今天仅仅靠换个人还有救吗？仅仅靠譬如“谣言”中说的换上汪洋替代习近平，还有用吗？如此制度，换上任何一个好人上来，欲站住脚跟，他能不变坏吗？

 

（二）中共正面临“六四”后第一次严重政治危机

自“六四”枪声一响，中国共产党就完全停止了政治体制改革。自习近平喊出“竟无一人是男儿”，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自那以后，官权肆无忌弹地扩张，民权惊心动魄地压缩。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腐败治国路线下，中国共产党上上下下均狂奔在纸醉金迷的“钱途”上。自此，中国共产党终于大体完成了它从一个被剥削阶级向着剥削阶级的转变，从一个被压迫阶级向着压迫阶级的转变。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从基层村官到中央峰层，均已堕落为一个与全体人民尖锐对立的特权利益集团，一个每日每时都在吸吮着全中国人民膏血的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人民今日与中共特权阶级的维权斗争，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是波浪壮阔的阶级斗争。没有这种全民觉醒、全民抗暴的阶级斗争，这个官僚特权阶级不会感到末日的到来，不会发生内部的分化，也不会考虑制度的改变。

 

事实表明，还在八九年学潮高峰、军队尚未进城之际，邓小平就已作出了最坏的打算：不得已让共产党流亡。记得刘宾雁先生就曾数次在我面前提起过：当年学生占领天安门闹得正欢时，中共高层就曾派员专程从日本赴美拜访过他，商请他出面在海外拉出一个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宾雁对我说：“后来开枪了，他们就再没来找过我了！”须知，当时刘宾雁并非中共党员，他的党籍早在两年前就已被邓小平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给开除了。宾雁后一直被禁回国，80岁客死他乡。中共急时求人、过河拆桥，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刘宾雁先生所提及的八九年旧事，就是中共“沉船计划”的雏形和缘起吧。苏东事变后，中共心有余悸地吸取了八九年险些翻船的教训，其“沉船计划”便由紧急应变转为战略部署了。而海航，这个集沉船计划与盗国阴谋于一体，党产与私产交融的阴阳胎，便在江泽民腐败治国路线之下应运而生了。如果再联系到郭文贵爆出的姚依林家族早在八九年即在美国置产，联系到姚当时的中央财经掌门人背景，很可能，这就是那时中共党产应急转移撤退计划的一部分吧。很可能，为因应当时的天安门危机，中共高层几大家族，均参与了这个应急转移撤退计划。这或许便开其后资产外流+裸官潮之滥觞。

 

在留好退路、将西方各国当作资产和人员安全撤退的“大后方”之后，中共特权阶级在国内盘剥人民、勒索商家、钳制舆论、镇压异议，也就更放得开手脚，更得心应手了。然而这一切，却在2017年亮起了红灯，出现了危机，而且是断其后路的危机。这就是横空出世的郭文贵爆料革命。

 

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同时在传统民运几十年来均够不着的两个领域展开。一是中心爆破：揭示出当下选择性反腐的主将居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大贪官大裸官，由此对体制内人心的震撼几乎是颠覆性的。二是从西方利益入手——传统民运只知从价值观呼吁或抱怨入手——调动起西方的法律资源，来让中共盗国贼们转移出的窃国资产陷入恐慌。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共特权阶级的合围杀着将军棋局，便自然是那帮早已被视为疥癣之疾的海外民运衮衮诸公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了。

 

郭文贵的爆料，是四十年来处于中共官权压榨下，一直战战兢兢、笑脸逢迎、逆来顺受、饱受摧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开发声；郭文贵的发声，其所代表的——犹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样——是远比他身处的那个阶级要宽泛得多的阶级利益。所以，今天郭文贵是在为着整个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等级”而战。他代表着杨改兰，代表着孙志刚，代表着杨佳，代表着邓玉娇，代表着雷洋，代表着袁宝璟，代表着高智盛和郭飞雄，……。更何况，这一场发生在中国内部的具革命性质的改良或具改良性质的革命，与由特朗普领军的重新定义西方与中国（政权）关系的国际大洗牌，似乎刚好在2017年巧遇了。这种历史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其摧枯拉朽的巨大能量及其伟大意义，如今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迄今还深陷在“农民造反-皇权复辟”这个已轮回了数千年的历史怪圈中，苦苦挣扎，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从目前中共当局内外交困的一片乱局来看，这是“八九六四”之后，它第一次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危机。这是过时的特权文明与新兴的权利文明的一次迎头相撞，是前现代的价值观与当代价值观的一次文明对决。面对中共这种前现代政权早晚要遭遇到的这种危局，你仅靠换个人上台就能应付过去吗？如今，西方世界还是你们沉船后的大后方吗？在这个信息化地球村时代，小小寰球，何处为你们弃船后的安身立命之地呢？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中国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们，中共红二代的太子党们，为你们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计，此时此刻难道不是已到了你们该静下心来想想“沉船之前还能为中共寻到一条生路来”的时候了吗？！

 

（三）中共还有救吗？

如今，似乎已成千夫所指的中共政权还有救吗？尽管眼下海外“推翻、清算”的喊杀声一片，可是我则要说一声：或有华山一条路，一条中国共产党如今可自救的唯一生路：

 

在意识形态上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承认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之不可省略和不可跨越；承认社会主义文明必须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前提。从而承认属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以反专制皇权复辟为首要任务的今日中国之必须。彻底摒弃斯大林主义（学名：“马列主义”）；在政治上以开放共产党内派别合法化来启动中国的多元化文明进程；给“篡党夺权”平反，执政党最高权力靠党内公开竞争上岗，受下岗者监督；由此来示范和牵引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中国宪政民主的有序转型。在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开放利益惠及全民。在国际上，则以一个转型期的宪政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制大国身份，理直气壮地参与同美国、欧盟的全球竞争。如此，内可逐步化解历史积怨，更新和升级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定力地去面对来自右或左的挑战；外则能以一个稳定、发展、富强之世界后发的新型宪政民主大国的姿态，负责任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订。

 

这便是今天我为中国共产党给出的“换人不如换制度，换制度亦无须改旗易帜”之路。无疑，它是一条有风险但也存有机会的路，一条维持既有法统也除旧布新从而免遭清算的路，一条可使中国共产党凤凰涅槃，逐步卸下历史包袱而轻装面向未来的路。

 

或问：哈，你这不就是鼓吹“党主立宪”吗？人家冯胜平早就提出过多年了。

 

否！粗心的人往往察觉不到事物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处。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冯胜平先生，前些年在他陆续写给习近平的三封洋洋洒洒的万言长信中，借鉴君主立宪制而提出来的“党主立宪”，尽管其设身处地、苦口婆心，竭尽进退得失的功利考量，但却仍可一言以蔽之：要中国共产党改信自由主义。这就犹如要无神论者信神，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反过来，要有神论者信无神论，要伊斯兰、佛教徒去改信基督教，其强人所难，莫此为甚。因此，它字里行间浸透着的意识形态优越与傲慢，与其文字上的放低身段和情真意切恰成反比。

 

而本人三十年来一以贯之地提出并坚持的“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定时空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则是从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的，也是从曾指引中共夺得天下的那段新民主主义的自家党史传统出发的。我的这套主张，不是要打倒共产党，而是要提升共产党；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不是要熄灭共产党人胸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要让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在遵从历史必然性的脚踏实地实践中，在摒弃乌托邦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反思中，重新高高飘扬。

 

为此，就必须彻底反思从“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革命史，必须彻底反思苏共和中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执政史。并在这种痛彻心扉、刮骨疗毒般的反思中，彻底抛弃那个导致专制皇权在“社会主义”名号下之大复辟的斯大林主义，即苏版“马列主义”。这在今天的中国，就是要彻底抛弃被王沪宁这位“三朝帝师”、“意识形态化妆师”所忽悠了三十年、且让中共道路越走越窄的那些个不断变换新提法之不伦不类的所谓“理论”。（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