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激流网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本国化问题

▲(采访者简称▲,下同):阿明教授您好!很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中国的很多学者对您的依附理论、全球化理论等都比较熟悉。能不能请您先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从1948年起,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当时我17岁,现在我85岁了,但是我认为我不会改变。我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我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的观点经常被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是马克思学的学者所误解。这些人研究马克思,但是从不将之与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改造世界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因素。这是第一部分。

其次,我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京。那时候我还年轻——不仅是因为那时的我充满热情,还因为我有些天真——我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的革命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会席卷整个亚洲,而且在20年内,东南亚、非洲等地都会取得革命的胜利。那时的我年轻天真,但这也是我充满热情的原因。后来我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成为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认为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典范。

1952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被译为西方的语言,我当时读到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成为毛主义者。我觉得毛泽东的书比其他人的书更好地回答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毛泽东的观点有何不同呢?我不是说它比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更好,而是说马克思和列宁属于过去的时代,而毛泽东的书则是针对当时情况。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学院派理论,而是斗争中的人民的理论。因此对于现时代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斗争中的人们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要比以抽象的方式、泛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更重要。当然,总体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有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只是第一步。然后就要将这种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有效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要将人民现实面临的挑战考虑进来。

▲:有些西方学者表示他们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正如数学、科学无法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指什么。很多西方学者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通过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加以考虑而变得有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回答法国人在法国、刚果人在刚果、中国人在中国所遇到的实际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法国化、刚果化、中国化。但是,并不是所有使用这个概念的人都是指同一个含义。有些人使用这一概念也许是为了替右的道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辩护,而另一些人则是做出左翼的回应,例如毛泽东。

▲:在此基础上,您能否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来具体谈一谈边缘、半边缘国家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情况相结合的问题?

●:资本主义历来就是帝国主义,在这一观点上,我跟列宁稍有不同。我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与垄断联系的新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征服世界,并将其划分为主导的中心与被主导的边缘。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块边缘地带就是南北美洲,后者作为殖民地从属于前者。西欧资本主义为了加速自己积累扩张的进程,摧毁了美洲印第安人本土的社会和文化。所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制造了中心与边缘。当然,这就导致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为了适应中心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就这一点而言,列宁确实是对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我认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这对你们而言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在1840年由于鸦片战争被迫对世界打开国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签署不平等条约,这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就开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理解的结果将是,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不是从帝国主义中心——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开始的,而是从俄国、中国、越南这样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开始的。这就是不平等发展的历史,这对资本主义有利,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因此,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是从边缘爆发的革命,那时主要是中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对这些加以考虑。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认为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不可能在欧洲之外的任何地方发生,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作为中心的欧洲开始。

但是这种革命——即列宁所说的最薄弱的环节上的革命——俄国革命,是在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发生的,而不是在中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的。因此,俄国革命就面临两方面的新问题。

一是如何发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来,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这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不同。因为,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农民只占人口的3%—5%。但是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则是农民占大多数,那么怎样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动员农民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呢?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列宁认识得更深刻。因为毛泽东是后来者,借鉴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并加以推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1949年中国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是人民民主的——工人和农民的胜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动员起了贫农,中立了中农——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很透彻,并且找到了很好的解决之道,即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不是将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平均分给农民,而是将土地作为国家的财产,但是农民有土地使用权。这一点很重要,虽不可能完全公平,但最大可能地保证公平。但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西方的学者。而在西方,农民并不占人口的多数。

二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憎恶。通常认为冷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认为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冷战始于1917年,之后以热战(武力战争)和冷战的形式交替继续。1917年—1920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联合武装干涉,然后是一段冷战,其后又是热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又是冷战。1949年后中国很长一段时间被孤立,不是中国人和毛泽东自己的选择,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打压。他们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而是支持退居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此,我们要知道西方国家为什么对这些革命充满仇恨。当然,部分原因是这些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但这不是全部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决心要独立,不依附于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接受的。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独立的国家,即使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了。这就是为何自1991年以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俄罗斯——它也无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想要在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保持独立。

二、中心—边缘结构与摆脱依附的关键

▲:如果说您近年关注的焦点从边缘国家的依附转向了中心国家的内爆,从经济批判转向了政治、文化和生态批判,您认同吗?

●:不,我要强调的是我一直关注的是整个全球体系,包括中心与边缘,但是更关注边缘国家发生了什么。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自己就是一个边缘国家的公民;二是我们是大多数,占据了全球人口的85%,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以及拉美都是;三是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也有令人困窘的贫穷,虽然并不像我们这些国家这么多。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只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经济、政治、文化、组织等各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只孤立地强调其中一方面。

▲:我注意到您的中心—边缘的理论框架与其他的理论框架有很大的不同,请您详细阐述一下好吗?

●:好的。我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分为四个部门:奢侈品消费部门、群众消费部门、出口部门以及设备生产部门。对于一般边缘国家而言,奢侈品生产部门和出口生产部门是主导性的经济部门。其中奢侈品生产部门为国内富人服务,出口生产部门为国外服务。由于不重视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生产部门,这样的经济结构既不能满足国内多数劳动者的需求,又不能实现工业化来摆脱边缘的依附地位。这一分析框架潜在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阶级分析来考察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因为在不同的阶级结构下,边缘国家可能关注经济的不同部门。如果是工人阶级主导的阶级结构,他们会注重四部门之间的联系,强调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生产部门;但如果是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他们就会重视奢侈品和出口部门。中国需要的是以普通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内市场能够优先发展,并以群众消费部门的繁荣为基础来促进设备生产部门的发展。

关键是看哪些消费品生产更受重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消费品,还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消费品?以交通问题为例。如果以汽车生产为重点,就意味着注重的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因为普通中国人买不起贵的汽车,但是中产阶级可以。但如果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优先——比如令公共汽车的数量是现在的十倍,那就是满足大众消费。

▲:请您谈谈您的理论框架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

●:我的理论框架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本的,就是阶级结构;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层面;第三个层面,也是最引人注意、影响最大的国际或称全球层面。大家一般更多地关注的是第三个层面,即中心—边缘的划分。但是对于前两者,尤其是阶级层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国内阶级结构的改变,就不会有国际上中心—外围的改变。因为事物的变化都是从内部、底部开始的,不可能凭空从天而降。正是底层的阶级斗争改变了权力结构关系,进而改变那些因变的关系层面,这为改变全球体系创造了条件。但是,你知道我不相信联合国的那些国际会议能够自上而下地找到解决国际问题的途径。但是1955年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体系不同——亚洲和非洲国家为了独立自主、为了“脱钩”、为了相互合作与支持而聚集到一起,他们同帝国主义国家斗争,希望调整和重建国际秩序。

我想,那是中国在世界上非常受欢迎的时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赤脚医生援非。在一个只有两名赤脚医生的村庄里,村民们就能都被救治。他们就说中国人真了不起,真好!中国人为我们所做的,比我们的政府、比任何人所做的都多。二是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卢萨卡的铁路。这条长铁路为南部非洲的国家带来自由,让它们摆脱对南非的依赖。同时也让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有获得武器的途径,因为这三个国家离铁路非常近。

其实,中国现在在国际上也应该负有重要的责任。因为中国可以、而且是唯一可以支持其他国家工业化的国家。中国可以通过提供自己掌握的大多数技术对这些国家予以支持。中国掌握着很多技术,可以建造小汽车、公共汽车、铁路等工厂。当然,我们不是想让中国将这些作为免费礼物送给我们。你们需要原材料。

比如赞比亚在卡翁达(Kaunda)之后选出了一个非常有合作精神(愿望)的政府。他们的总统邀请我商讨如何同中国进行公开的协商沟通。我说,中国别的都不想要,他们想要铜,而赞比亚是最重要的铜生产国之一。那么赞比亚就可以同中国进行协商:中国是否希望在铜产业中投资,以便生产更多的铜,并保证出口给中国?定价类型也可以协商,双方是准备采纳国际价格,还是准备逐步实现自行定价?这些都可以协商。

我们会保证中国在获取铜方面具有优先权——数量、价钱都可以协商。相应的,我们要求中国做两件事:第一是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业。我们希望出口铜获得的收入能从中国换取技术,这样我们就能把铜出口与工业化二者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工业计划。我们可以购买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中国也可以提供技术培训、技术人员教给我们如何做。第二是复兴我们的家庭农业,我们种植玉米,但是生产率低。中国有专家。我们应该就所有附带的这些内容达成协议。中国有能力实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全球政策。这不只是提供资金的问题,而是运用中国的实力来支持其他国家,作为对等交换,中国可以获得所需的原材料。对很多其他国家都可以这样帮助。如果中国这么做,会很受欢迎。但这不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中国的一些企业正在做两件事:一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只是在做生意。二是一定程度加入了圈地活动,将当地土地用于生产出口给中国的产品。这样做是在破坏当地的农业。其实你们可以提供帮助使当地农业生产力提高,让部分农产品出口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