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其实，体育与政治并不截然分离。争取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争取劳动者跨越地域、民族的团结，仍然是体育与政治、足球与政治的重要结合点。
今晚，法国队与克罗地亚队即将一决胜负，相信许多球迷、“伪球迷”都期待着11点的到来。不过，在世界杯的赛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足球竞技的精彩，也看到了基于民族情绪的喧闹。
民族主义，盖在世界杯上的一层阴影
韩国队战胜德国队的比赛充分体现了这一现象。在欧洲，与比赛没什么关系的英国球迷欢腾鼓舞，庆祝德国队败北。
英国《太阳报》：全世界都为此高兴
《太阳报》毫不掩饰“幸灾乐祸”之情（Schadenfreude）
在国内，除了赞扬韩国队战斗力，以及指出中国队在世预赛战胜过韩国队的文章外，也有许多人认为韩国队犯规次数居高不下，踢的不干净。问题在于，这些事实讨论往往被上升为“棒子就是恶心”的种族攻击。
日本队由于分数、进球相等但黄牌更少而晋级，在评论此事时，网友也不会去谈日本队犯规次数特别少的正面意义，而是抨击其保守比分的踢法。总之，对于我们的邻居，我们总是很难给出正面评价。
在这背后，其实是民族主义情绪作祟。而在我们的印象中，体育运动往往就是和民族感情紧密相连，而且不只是“期盼胜利”这么简单，还往往伴随着“轻蔑对手”、“幸灾乐祸”乃至“民族偏见”。
2017年新年，德国球员发推挪揄2014年巴西1:7败给德国，被翻出来反击
其实，足球运动、体育运动并不是必然如此的。我们完全可以回顾，并畅想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杯”。
1920-30年代：反对沙文主义的足球比赛
第一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的各个社会党奉行“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沙文主义”政策，纷纷支持或纵容本国垄断资本对外扩张，最终促使各国工人阶级在战场上自相残杀，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也分裂开来。
一战结束后的1920年，一个名为“体育运动文化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ports and Physical Culture）的组织成立了，它致力于使各国工人阶级通过体育运动变得更加团结。1926年，它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体育国际”（Socialist Workers' Sport International，德语简称SASI），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
社会党人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开始宣扬“和平主义”，同时也在反对共产党人的革命路线。尽管如此，受社会党人支持的SASI在增强工人国际团结上还是做了不少工作。1925年到1937年，SASI主办了“国际工人奥运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lympiads），与“资产阶级的奥运会”不同，这一奥运会不使用国旗，只使用代表着国际工人运动的红旗；没有国歌，只有国际歌。
实际上，现代“奥运会”在最初就充斥着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奥委会创始人顾拜旦一直反对女性的参与，并主张欧洲白人相对其他种族具有文化优越性。顾拜旦的继承者Henri de Baillet-Latour和Avery Brundage是公开的反犹主义者，并与纳粹合作。而“工人奥运会”则反对各种沙文主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社会排斥。
“奥运会”建立在各国竞争的基础上，而“工人奥运会”则倡导国际主义、友爱与团结。一战结束后，“奥运会”一度禁止战败国参加，而“工人奥运会”则向双方开放。运动员们借住在当地家庭，并只能获得奖状，没有奖牌。这与运动员往往出身精英家庭的“奥运会”不同，体现出劳动群众的特性。1931年的维也纳“工人奥运会”，吸引了10万运动员和25万观众参加，比1932年的“奥运会”规模更大！
SASI旗下的德国“工人竞技体育联合会”（The Arbeiter-Turn- und Sportbund，简称ATSB）在20年代拥有着77万会员和超过8000支足球队，到1930年甚至拥有了120万会员。ATSB将自己的足球锦标赛与“德国足球协会”（Deutscher Fußball Bund）的比赛分开，分庭抗礼，直到纳粹掌权。
1921年，共产党人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色体育竞技协会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d Sports and Gymnastics Associations）简称“红色体育国际”（Red Sport International）。1928-1937年，RSI举办了另一项国际赛事——“斯巴达奇亚”（Spartakiads）。
“斯巴达奇亚”源于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与源于古希腊奴隶主祭祀活动的“奥林匹克”（Olympics）相对。这一名字象征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为当时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军就是由不同种族的奴隶联合而成的。共产主义者们认为，国际竞赛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伦理的基础上去追求运动成就，而不是国家竞争和爱国情怀。
RSI与SASI在早期关系不佳，RSI的领导者主张：要将体育竞技“作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最佳工具、方法和武器之一”来吸引工农劳动者的注意力。RSI的建立导致了SASI前身的分裂，德国建立了“红色体育战斗团”（Kampfgemeinschaft für Rote Sporteinheit）与ATSB相并列，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竞技团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Workers' Gymnastic Leagues）以及法国的“工人体育联合会”（Workers Sports Federation）的大部分，都加入了RSI。
相应的，SASI也禁止RSI的队伍参加“工人奥运会”，也不允许其下属队伍参加“斯巴达奇亚”。直到1937年，共产主义者开始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对抗法西斯，双方才合办了第三届“工人奥运会”。而在这届“工人奥运会”中，苏联队赢得了足球比赛的冠军。
低潮中的闪光点：当代的左翼足球
二战后，苏联决定加入国际“奥运会”，不再主办国际“斯巴达奇亚”，使其成为了苏联东欧各国内部的体育赛事。
另一边，“国际工人和业余爱好者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and Amateurs in Sports Confederation，简称CSIT）继承了SASI的衣钵，旨在促进宽容尊重、公平竞争、友谊、对话和融合，拒绝暴力、狂热和种族主义，追求民主、团结，为所有公民提供更好的体育锻炼机会，以此来增进民众的生活质量。
话虽如此，CSIT实际上已经成为“奥运会”的附属，不再可能出现曾经“工人奥运会”中打破世界纪录的盛况了。其政治性的消磨也使其变成了一个更类似于公益组织的团体。和各个国家的社会党一样，成为了主流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一部分。
的确，在当今的国际体育竞赛中，敢于宣称自己政治主张的团体和运动员数量是大不如前了。然而，从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希望和亮点。
德国的圣保利俱乐部，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产生浓厚的左翼氛围。圣保利成为德国第一支正式禁止右翼民族主义活动的球队，公开与全欧洲的法西斯倾向的足球流氓对抗。1981年其每场只有1600名观众，到90年代末每场已经能吸引2万观众了。球队的大多数球迷认为自己是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
圣保利球迷会在球场内挥舞切格瓦拉的照片。球队支持者爷常常参加当地的示威活动，关注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等等。该俱乐部引以为豪的是，它们在德国足球界拥有最多的女粉丝。圣保利的女子橄榄球队也成绩颇佳。有研究估计，该俱乐部在德国各地拥有大约1100万粉丝。现在，世界各地公开宣传反法西斯主义的体育团体也越来越多。
另一支球队是意大利的利沃诺俱乐部，利沃洛是意大利共产党的诞生地，有着深厚的左翼传统。利沃诺的球迷组织“Brigate Autonome Livornesi”这样说明自己的主旨——为了工人阶级奋斗终身，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无论岁月变迁，我们绝不动摇。
克里斯蒂亚诺-卢卡雷利是利沃诺的功勋球员，刚刚宣布成为利沃诺的新任主帅。他毫不掩饰地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每当进球他都向球迷施以握拳礼，并把自己的球衣定为99号——Brigate Autonome Livornesi成立于1999年。卢卡雷利还曾参加过当地的暴动。在一次进球后，他拉起他的球衣，露出一件带有切格瓦拉头像的衬衫来庆祝。这使得他在国家队那里上了几年的黑名单。
回顾历史，工人足球、工人体育兴起于体育组织中社会上层的垄断。而在当下，普通劳动者缺乏体育参与的状况并未消失，反而更加凸显了。其实，体育与政治并不截然分离。争取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争取劳动者跨越地域、民族的团结，仍然是体育与政治、足球与政治的重要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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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小汇。来源：微工汇。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