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作者：井冈山卫士

前言

为什么 “贸易战”中中国一再妥协？减关税，降门槛，买美货，交罚款，美国要什么中国给什么。

为什么“敢打必胜”的中国还要被一再羞辱？印兵进，美舰来，撤导弹，吃“萨德”，别国做什么中国承受什么。

为什么看似凶神恶煞的官僚军警，竟压制不了维权老兵，恐吓不了进步青年，惩办不了讨薪教师，打压不倒罢工司机？

一句话，为什么近年来让某些左翼人士吓得不轻的 “中华帝国主义”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本文将和同志们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揭露“中华帝国主义论”的错误，为进一步的阶级斗争做准备。文章第一部分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和相关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路线。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第三部分分析“中华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揭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部分：一溃千里的“贸易战”

第一部分从三个角度梳理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行为。首先是针对关税、金融开放和购买美国产品的全局性态度；其次是“中兴案”集中体现的虚弱本质；最后是相关地缘冲突中的妥协退让立场。

（一）中华物力，与国欢心：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局性妥协

“贸易战”并未“战”，只是中国在做单方面的妥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束手就擒的指导思想。从2018年3月底到4月初，每当特朗普集团提出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进行调查之时，中国商务部总会在口头上做出与美方对等的关税威胁。同时，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也集中表达了诸如“中国不怕打贸易战”，“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等较为强硬的声音。但这种僵持局面被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的讲话打破。在讲话中，习近平承诺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资利益，强化知识产权，降低关税，主动扩大进口，即在原则上答应了美方的所有要求，也冻结了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反击手段。作为纲领性文件，习近平的讲话为后续谈判中的中国官方定下了基调，即答应美国的要求，以妥协求团结，以退让求共赢。这也无怪乎中国政府的后续行动中基本服从美方好恶。

“种啥买啥”的进口策略。“贸易战”尚未开打之前，中国就向美国下了37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强化了美国在中国大飞机市场的地位；博鳌讲话之后，中国又主动降低汽车关税，向美国汽车敞开大门；5月底，中美贸易协定又规定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和能源。美国完全达成了其“减少逆差”的谈判目标，以至于特朗普在推特上兴奋地宣布“中国将从我们伟大的美国农场主手里进货，我们种多少他们就买多少！”。特朗普集团所依靠的传统工业、农业和能源资本家的利益全都得到了保障，以至于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搞贸易摩擦的资本集团也被中国的妥协态度所震惊，一时阵脚大乱，降低了对特朗普集团的指责力度。

门户洞开的金融改革。博鳌讲话之后，人民银行第二天就宣布“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今年年底前，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同时宣布了降低银行和保险业市场准入等措施。此举威胁到国家金融主权，降低货币政策效率，同时，美国并未做出对等妥协，反而在中国对美投资领域上屡屡设限。

唯唯诺诺的产权立法。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知识产权是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劳动力、进行不平等交换的手段。在美国压力下被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加强中国对美国的剩余劳动净输出，将中国进一步锁定在为核心国家免费贡献剩余劳动的半外围地位。

败事有余的谈判表现。为修宪和连任寻求支持，也为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灭火，后来担任副总理的刘鹤在今年二月底访问美国。为表现中国不想打“贸易战”的诚意，中国在刘鹤抵美的当天就取消了对美国鸡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刘鹤在谈判中提出了“加大外国企业在华市场准入、包括允许外企进入保险等金融行业的措施”。不过，美方并不领情，特朗普不仅没有会见刘鹤，还在谈判当天就宣布了对钢铁征收25%、对铝材征收10%关税的决定。刘鹤无功而返。在博鳌讲话和中国释放出大量妥协信息后，美国贸易代表团五月初访华。他们丝毫没有给中国资产阶级面子，美方的谈判要求中包括：两年内减少中美贸易逆差2000亿美元；废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立即采取可核查（当然是让美国核查——作者注）的措施停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停止所有报复行动并不会反对和挑战美国对中国在特定领域投资的限制；降低关税并且不会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等。这些条件，尤其是美国自由报复中国而中国不能反抗的羞辱性条款在人民群众中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并未直接答应，美国贸易代表团也提前返回，朝野士气为之一振。然而，刘鹤五月中旬赴美谈判的结果却是，除了侮辱性条款以外，中国原则上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而刘鹤本人和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却把中美共同声明形容为“双赢选择”甚至“共同胜利”。不到十天后，特朗普政府完全无视刘鹤的“双赢”声明，再次宣布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和强化中国在美投资限制。面对完全没把自己当回事的美国政府，中国资产阶级颜面丢尽，人民群众情绪激愤，海外中文论坛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表现嘘声一片。环球时报删除了自己对此事的报道，只留下了商务部语无伦次的声明： “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2018年6月15日，美国正式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中国资产阶级终于做出一副如梦初醒状，做出对等加税宣告。但是双方加税措施都要到7月生效，而根据各方消息，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又要派出王岐山去美国灭火。至于王岐山能谈出什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今年四月至六月间，中国资产阶级前倨后恭的姿态已经令许多民众对王岐山赴美谈判不抱幻想。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至于具体为何如此，我将在文章第二部分予以解答。

（二）从“中兴”到末路：中兴案与半外围国家企业

在一些左翼人士看来，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有政府背景的高科技工业企业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些“官僚垄断资本”是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它们将绑架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新一轮的列强争霸。不过“贸易战”中中兴的表现恐怕辜负了这些同志的期望。

早在2017年，中兴就因为向伊朗等国出口美国部件而接受了8.9亿美元的罚款。2018年4月16日，可能是受博鳌讲话中“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开放”等措施的鼓舞，美国商务部再次禁止中兴与美国有关的业务。

面对处罚，中兴这位“帝国先锋”又干了些什么呢？4月20日中兴就成立专门委员会学习欧美法规，还必须拿到满分。5月6日，中兴通讯表示已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暂停执行拒绝令。5月9日，中兴就宣布：“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如此引颈受戮的姿态确实辜负了“小粉红”和“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的期望。而更不够“帝国主义”的事情还在后面。6月7日，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协议，缴纳罚款10亿美元，另交4亿美元由第三方托管；30天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并允许美方指派人员进入中兴团队监督执行状况等。

如果说在贸易谈判中，中国没有直接答应侮辱性条款还算有点“帝国气概”的话，这个被中兴一口答应的处罚措施则有浓厚的“辛丑”风味。当时中国答应了每名中国人赔偿列强一两白银（共计4.5亿），今日则是每人赔偿一美元（14亿）；当时清政府处决刚毅、徐桐等主战派，今日中兴管理层大换血；当时列强派兵进入中国监督赔款，今日美国派员监督处罚执行情况。

看来，这个帝国不过是“大清帝国”，这个中兴，充其量也就是“同治中兴”罢了。中兴如此，被称为“民族骄傲”的联想、华为又如何呢？联想自不必说，关于通信标准投票上“外举不避仇”的商业壮举，联合百名资本家向全国舆论宣战的行为和一直以来的“贸工技”路线已经说明了其买办性质，更不必说明显歧视中国消费者的定价标准。华为的“民族性”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任正非2012实验室座谈会纪要》上，这位“中国企业家”的良心是这样看待“帝国争霸”所必需的基础材料行业的：“我们的优势是数据逻辑，就是在软件，电路设计上的数学逻辑……我们在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持续领先的”；在硬件问题上，任总也颇有高见：“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为什么不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实验，把关我们的产品质量”；任总也非常排斥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会阻碍华为战胜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不像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在扶持本土供应商问题上，任总的选择一如既往的高标准：“我们不是扶持而是选择……扶起来的未必不是阿斗……中国遍地都是人，我就把做好的选来干就行了”；任总似乎提前六年预感到了中兴的遭遇，因此提前为不平等条约开脱：“李鸿章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理解这个结论”。

中兴、联想、华为，一个磕头认罚，叩谢天恩；一个“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个“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更谈不上为中国争霸保驾护航。相反，它们却通过国企改制、“公平竞争”、区别定价等方式帮助核心国家榨取中国人民的剩余劳动，这种买办性是典型的半外围国家跨国企业的特征。

（三）丢人丢到家门口：中国地缘政治的溃败

经济上的“帝国先锋”们糜烂至此，中国资产阶级近几年来的地缘政治表现也乏善可陈。

首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对美国无底线的妥协。2015年10月，面对美国宣布美军随时随地可能在中国南海执行任务的挑衅，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香山论坛上表示“即使涉及国家主权，也不轻言动用武力”。果然，2017年7月，美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领海，并驶进岛礁12海里领海线。2018年5月，刘鹤签署中美共同宣言后一周，美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巡洋舰驶入西沙群岛12海里。同时，美国不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面对逐渐升格的挑衅，中国资产阶级是如何回应的呢？2018年6月5日，中国撤走了西沙永兴岛上的红旗-9地空导弹系统，对此中国国防部的解释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无需过度解读”。范副主席的话讲得很明白，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第二，在美国压力下出卖朝鲜。2016年至2017年间，为配合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也发布对朝制裁措施，包括拒绝从朝鲜进口矿物原料，主要是煤炭；禁止对朝鲜出口航空燃油和火箭燃料。同时，中国还威胁朝鲜不再续约《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算不考虑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资产阶级背盟败约的行为也在国际上使中国陷入孤立，尤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传统盟国的对华态度不可能不受影响。同时中国的背叛行为也使得朝鲜方面脱离中国影响，向美国靠拢，2018年6月的“金特会”就事实上将中国排除出了半岛和平进程之外。

第三，花拳绣腿的“一带一路”。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工程过度照顾中国承包商、腐败横行、担心经济主权被侵蚀、无法支付债务以及担心破坏环境等理由纷纷取消或推迟一带一路项目，或要求更改报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截至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连续三年停滞在144亿至148亿美元之间，占总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从未超过15%。在“金特会”美朝取得谈判成果、中国对朝鲜的影响逐渐削弱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在青岛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当着中国领导的面公开宣布拒绝“一带一路”战略。至此，“一带一路”不仅早丢了里子，现在连面子也都保不住，不知道那些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无限强大的“大棋党”们要如何解释。

此外，中国资产阶级没能阻止印度军队占据中国领土，也没能阻止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从全局到局部，从经济到政治，中国资产阶级执行的是一条彻底的对外妥协投降之路。用汪洋和楼继伟二位先生的话讲：“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这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局“观。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要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必须首先明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去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不平等交换，即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用较多的本国劳动换取较少的外国劳动。即向核心国家无偿输出剩余劳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进贡”。不平等交换的途径主要有如下三个：

较早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核心国家）具有较大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其产品以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交换，而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产品的价值却高于生产价格。因此，核心国家的产品包含价值（无差别人类劳动）较少，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产品包含价值更多。故而国际贸易中核心国家事实上在剥削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剩余劳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

核心国家占有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通过知识产权等方式强化技术和准入制度等的垄断。这种垄断主要被现有国际分工、市场份额、军事和地缘政治霸权等因素所巩固。核心国家由于占有了这些先进的生产资料和垄断了市场份额而占有了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即免费劳动，如专利费和品牌溢价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地主阶级，外围半外围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则类似于租地农场主，核心国家获得的垄断收入则相当于地租。

第三种情况则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劳工组织较弱，环境保护较差，金融市场不完善，跨国公司可以规避诸如工伤赔偿、保险、教育、污染治理、金融监管和部分税收等成本，以低于当地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价格支付工资。这种劳务外包、产业转移和金融投机的本质是剥夺性的原始积累，即以不可持续地压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破坏社会安全网络的方式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

对于外围半外围国家来讲，该国统治阶级对待上述三种途径的态度和政策决定了该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国策。任何强化上述三种途径的政策，都会强化核心国家对本国剩余劳动的榨取，锁定本国外围或半外围地位，这是充当国际资本在华利益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国策；任何对抗上述途径的政策，都会弱化核心国家对本国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尝试突破外围半外围地位，乃至改变世界体系格局。

中国资产阶级走的是哪一条国策呢？开放金融市场，降低准入标准，放任外国资本涌入高利润行业，会促进利润率平均化，为外国资本攫取剩余劳动创造条件，有利于第一途径和第三途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服从美国立法规则，会强化美国在技术和贸易规则上的垄断性，提高美国的垄断租金，有利于第二途径；缴纳罚款和接受惩罚性关税则是直接鼓励外国资本通过第三条途径来掠夺中国劳动人民，更何况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一切政策都指向强化中国的半外围地位，继续为核心国家提供剩余劳动，绝无挑战美国霸权、搞帝国主义争霸的“僭越”之心。

中国资产阶级为何会走妥协投降的路线呢？这要从世界体系中处在不同地位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两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的特殊国情来讲起。

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享受着外围国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也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如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都是具备一定中端制造业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从外围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低端工业品，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尤其是材料、芯片和机床方面严重依赖核心国家。核心国家需要半外围国家提供的数量庞大（小国做不到）、质量尚可（外围国家做不到）、价格便宜（核心国家做不到）的工业制成品以满足跨国垄断资本家压低本国工人阶级劳动力价格、维持高利润的贪婪欲望。半外围国家则需要核心国家提供军事保护，以提供安全的能源、原材料和制成品交通线，同时维持原料和能源产地秩序稳定。

就中美关系来讲，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廉价工业品是美国资本主义得以一方面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豢养一部分“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据远航一号估算，中国每年免费向美国输出大约5000万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中国对美国的劳动净输出为美国垄断资本家带来了高额利润，并与产业转移带来的失业威胁共同作用，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产阶级打败工人阶级的物质力量。美国资产阶级少不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从中东、非洲和南美进口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在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低于30%的情况下，维持印度洋石油交通线、维持中东产油国政局稳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至关重要。中国海军显然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军队，就充当了“治安军”和“护镖队”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也需要美国。这是中美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存在平白无故的“争霸”，也不会有毫无利益的妥协。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眼睛一直盯在利润率上，而一方出钱、一方出枪的合作当然比胡乱炫耀肌肉乃至真打起来的“争霸”有利得多。纵观四十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对美关系的表述，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到“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广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再到中美“夫妻关系”。两国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即共同剥削两国无产阶级（主要是中国无产阶级），维持利润率，确保资产阶级统治长治久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

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从外围国家获取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因而半外围国家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例如半外围国家的综合税率总是显著低于核心国家。相比起核心国家，它们的行政效率、社会稳定和镇压能力总是疲弱的。这会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半外围国家政权机关孱弱。半外围国家无力供养强大的暴力机关，因此其官僚系统，尤其是军警宪特组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现地自给”，即通过灰色手段直接从人民群众攫取资源。这会造成行政机关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腐败化自不必说，半外围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不足以反映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小，又缺乏足够经费建立监督机制，因此权力寻租行为广泛存在，这表现为贪污腐败、吃拿卡要、卖官鬻爵、官商勾结等，例如卡车司机罢工时反映的警察乱罚款现象，就是地方专政机关人员重要的创收渠道；诸侯化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少，内部分配纷争严重，因此不同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会结成派系，这些派系的政治力量表现为对具体官职的控制，其经济基础往往是地方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家，在基层则是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当派系自身巩固，其他派系乃至中央机关无法插手时，就会演变成诸侯式的独立王国。许多地区县委书记乃至村领导一手遮天的现象就是这种“诸侯化”的普遍反映。本世纪初，两广云贵地区自建武装的毒品村，就实质上具备了“中国小车臣”的特点。诸侯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时可以发展到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一般规则的程度。例如薄熙来事件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同属新自由主义阵营，已不存在任何“路线冲突”，但是各派系以“反腐”为名的倾轧烈度反而不断增强。由于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依附性特点，各派系的冲突往往需要核心国家统治阶级来仲裁，这一方面表现在各派系主要人物都有海外产业和存款，以便在派系斗争失败后跑路，如《巴拿马文件》所曝光的那样；另一方面，各派系也以相互曝光对手海外资产为乐事，如2017年的郭文贵事件。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的倾轧以2018年初修宪为标志，达到一个小高潮，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派系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局；对于资产阶级某个小集团来说，其内部倾轧失败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本阶级统治失败的成本。这一方面授人以柄，导致中国资产阶级在与美国的国际纷争中处于极其劣势的地位（如“贸易战”中的无底线妥协）；另一方面某一派系遭难、其余派系看戏的状况也为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破局提供了时间窗口。非正式化则是中国阶级矛盾逐渐尖锐的产物。阶级矛盾越尖锐，无产阶级越有斗争经验和组织性，镇压的成本就越大。据“非新闻”统计，中国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近三万起，每天80起左右，比2014年增加34%。实际数字可能远大于此，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表示，2011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群体性事件高达500起。随着参与过群体性事件的民众数量增多，单位数量军警对群体性事件的威慑能力逐渐减弱。至2015年，甘肃永昌县少女跳楼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示威群众与镇压军警数量已经接近一比一，以至于上级金昌市、周边武威市和兰州军区都不得不抽调军警前来支援。群众斗争性的增强使镇压成为了“劳动密集型”任务，只能以人力对人力。军警数量显然无法满足镇压需要，大举扩充军警队伍成本太高，因此除频繁抽调、疲于奔命外，不得不大量补充协警和临时工，乃至动员地方黑社会穿上制服维持治安。一方面，这些非正规队伍增加了镇压过程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受群体性事件影响的资本家必须要给军警经济报酬才能买到镇压“服务”，镇压成了生意，军警成了私兵。这种非正规化破坏了军警在人民群众中的专业形象，以至于几乎每次军警出动，都会被民众质疑，“你是为谁服务？”。军警的意识形态威慑功能已经烟消云散，在斗争性强的民众眼里，军警与自己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条枪而已。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的发展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速。它降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力、行动力和镇压力，巩固了基层事实上的自治状态，鼓励了地方潜藏着的离心倾向。封建王朝时期“皇权不下乡”的格局，正在以压倒个别领导人集权意志的必然性发展着。同时，一部分非正式和退役的军警，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甚于与专政机关的联系。可以说，阶级斗争是革命的预备学校，今天的抗议群众、昨天的协警老兵，都是未来革命大军的预备队。

第二，半外围国家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已占到所有劳动力的60%以上。由于农村产业后备军逐渐减少，城镇净增就业人口已成停滞之势，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和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加强，另一方面斗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围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数量少、比例低，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因而难以组织强大的工人运动。核心国家由于有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也并无广泛迫切的斗争需要。半外围国家的斗争土壤是得天独厚的。由于要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并不具备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的手段，不得不频繁地使用武力镇压。而领教了军警手段的无产阶级斗争，也很快明白了只要斗争成功，“非法“的也是合法的。比如2018年6月的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就不再满足于拉横幅请愿、呼吁统治阶级满足诉求，而是以直接堵塞运输交通线、盘查过路司机、扣押罢工叛徒的方式逼迫资产阶级做出反应。中国无产阶级斗争走在了幻想“议会模式”包打天下的小资知识分子前面，也走在了部分认为“中华帝国蒸蒸日上，无产阶级只能挣扎”的左翼人士前面。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许多青年学生也在思考为何读书也改变不了命运，这构成了小资产阶级中左翼进步思潮的阶级基础。一部分学生则投入了帮扶工农、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例如，2017年底被番禺公安非法拘押和追逃的广工读书会“八青年”，就因为服务工人引起警方的注意。而在解救“八青年”的过程中，各地工农进步群众也广泛参与进来，在“八青年关注团”中的比例显著超过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交流融合，逐渐打破了知识分子“不接地气”、革命群众“不达天听”的分裂局面。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正在朝着行业联动、全国支援、工农学结合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能源危机浮上水面。如上文提到，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不到30%，同时石油产量正在下跌。由于人民群众反雾霾、反污染的斗争，煤炭的开采使用受到遏制，中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天然气。但是世界石油产地政局恶化，美国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制造了战略真空。伊拉克事实上处在分裂状态，沙特阿拉伯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社会危机，伊朗饱受制裁、社会动荡，委内瑞拉经济也开始崩溃。目前维持世界石油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美国西德克萨斯的页岩油，页岩油的增产几乎构成了2014年以来全球石油增产的全部。但是据预测，美国页岩油产量有较大可能在2022年（即中共二十大的同一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如果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在四年内彻底改变，当油价再度超过每桶150乃至200美元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变为逆差，同时高能源成本会和工人运动一样压迫利润率，加剧经济社会危机。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一系列次要的危机。例如小资产阶级数量增长和工资上涨受阻，即所谓“阶级固化”问题；在为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繁荣”所需要的维持房地产利润和维持房地产行业规模与众多小资所梦想的改善收入房价比之间的“不可能三角”（笔者会另文探讨），即住房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下金融和高融资成本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问题虽不及阶级斗争和能源危机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后者的爆发会加速前者发展的速度，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势必是一浪接着一浪，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会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走向成熟，并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

综上所述，在半外围的中国，我们有一个色厉内荏、派系倾轧的资产阶级，我们有一个数量庞大、逐渐成熟的无产阶级，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本文的第三部分就来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