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好人?
原创: 荻 微工荟 2018.5.23 核心提示:求好人不如靠自己。 郭德纲的相声《怯富贵》,讲述了一个“善良”地主的荒诞故事。他说自己心善,见不了穷人。一次闹饥荒,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抱着孩子的穷人,不禁感叹:“太惨了......快把她赶走,我的心都碎了!”
于是,“善人”地主住宅方圆二十里的穷人,都被赶跑了,无家可归。 今天,谁好谁坏? 在如今的主流媒体里,好人的头衔,不少都给了“慈善家”们;但凡是自以为有头有脸社会名流,总要做点慈善,包装一下自己。
前有陈光标,后有马爸爸;从漫天撒空头支票的裸捐,到今天成制度的精准扶贫,慈(zi)善(ben)家们的善举好像越来越规范而无可挑剔;“好人”宝座好像也毋庸置疑,越坐越稳了。
不过,问题是钱都捐到了哪,贫扶到谁的头上?这点和资本利润相比九牛一毛的捐助,又能帮到多少?
我们不知道——如果真要问,就去找一天洗五六次脚的老人、和非洲天天“被上课”的孩子们吧。当然,本就只为了镀金的“好人”们,也不必在乎——反正是贫困人口迟早要“消灭”的。
说完了好人,对应的,坏人们又都是谁呢?
有句老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过去查暂住证、现在查身份证时候,穿着拖鞋半袖上街的工人们,就总会被警察叔叔“关照”;
去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里,出现了全剧罕见的人民角色:面相凶煞、杀气腾腾的维权工人,就像按“坏人”的标准量身定制的。他的名字,也让资本家老爷们吓得一哆嗦:王文革。
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敌视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也不止停留在对个人上。
比如,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务工;本就一口一个“盲流”的本地小市民,自然也少不了阴阳怪气......久而久之,“河南人”就被污名化为内涵模糊的贬义词。
经过网络文化炒作,和一些媒体为吸引眼球的拾人牙慧、恶意强调,如今从网上到线下,“地域黑”天天都在旁若无人的狂欢。 过去的好人、坏人怎么样了?
说完了现在的好人坏人,要不要问问老一辈?
《白毛女》作为经典样板戏,被人口口相传了半多个世纪。
提起戏里的角色黄世仁,大家的反应无非是戏谑和咒骂;然而几十年后,为黄世仁平反的声音也强了起来,甚至搬出来工人讨薪当做例子,美其名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相比之下,雷锋就幸运多了;从他被人熟知以来,就和“好人”好像绑在了一起。不过,现在雷锋的形象,似乎只剩下四处给别人帮忙、和做好事不留名——好像他人畜无害、又整天在大街上乱转一样,被人指责虚伪、作秀。
确实,这样的一个好人,让人无法理解。
可是,谁记得雷锋是一个出身贫寒、全家死于饥荒,土改中才获得温饱和受教育权利,又被丰富的知识武装,熟练使用推土机、卡车等各种大型机械、精通其维护修理,能歌善舞又手握钢枪的战士?
马克思说过,“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从上面的例子里,不加善恶评判也能看出:所谓的好人、坏人标准,不是自古如一,而是随着时代和阶级关系的变迁而变化的。所以,才会有从坏人被平反的黄世仁,才会使雷锋从一个完整、丰满、大写的人,变成一幅空洞又缺乏内涵的皮囊。 好学生变坏了?
在好人、坏人中,学生的角色很微妙。
对于古代士大夫的要求,一直是道德色彩浓厚的“兼济天下”,成为“一方父母”。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有学生发起、工人做中坚力量的五四运动,也有学生主导的(5+1).4事件。
这两次运动的动机,都远不止是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而是出于“道德情怀”,为民族国家而战——可以说,是很标准的好人形象了。
然而,为民请命的好知识分子们的情怀,却无力得让他们自己也感到恐惧:即使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白色恐怖也使得一大批热血青年妥协;(5+1).4事件里的学生代表,在接收外媒采访时无助地哭诉:“我不知道中国人值不值得我这样为他们奋斗”。
又要搬出国际歌的那句歌词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先烈的精神固然可贵,可劳苦大众们接不接受精英、学生、好人们的代表和帮助,让他们做劳苦大众的“父母”?如何真正地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是有志的青年学生们需要努力思考的问题。
时至今日,作为“好人”的学生,功过是非都是历史了;今天的学生要站起来,做为自己抗争、凶神恶煞的“坏人”。 坏事只是因为几个坏人? 性骚扰、或者更广泛的性别暴力,只是因为几个“耍流氓”的坏人吗?
不,恐怕不是——各个大学的官方回应里,把矛盾归罪给“师风师德问题”,显然就是想让大家这样想,好像只是少数坏人的个人行为。然而事实上,学校里的性别暴力屡见不鲜,以老师对学生居多——学生对老师的高度依附下,没有什么能当做反抗的武器,老师动辄就以学历、挂科、处分等为要挟。
高校权力膨胀,对学生的侵害并不只性别暴力这一种形式:不计其数的本科、研究生,被导师当做廉价、甚至免费劳动力使用:在武汉理工的王攀事件里,导师曾要求学生帮他洗衣服、带饭,并称自己为爸爸;
每年寒暑期,上千出入富士康的学生工,也学校以实习学分为威胁,从事低于基本工资、无保险和加班费的高强度劳动,学校和工厂从中谋取暴利......在“师风师德”四个字面前,高校的以上特权都统统掩盖了。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类似行径绝不是首次出现,比如几年前就臭名昭著的“临时工”;在他们的逻辑里,好像从来几个坏人的个人问题,好像从来没有权力、集体、阶级的矛盾。
善恶观,在我们潜意识里,长久以来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然而在上面的例子里,我们看到了:在更广泛的集体、社会、阶级矛盾里,简单朴素的善恶、好坏的武断逻辑并没有解释效力,甚至成了掩盖内在矛盾的遮羞布。它只教会我们指责别人,却从不知道为什么如此,也更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不管是道德、法律,和它们的具体执行,也包括另一封建社会“优良传统”——刑讯逼供,都建立在它基础之上。讽刺的是,古往今来,道德、法律越是严苛的时代,却往往都是所谓坏人越多、越坏的时代;个人主义影响的道德、法律,反而从不懂得理解、尊重社会、集体、和阶级里的个人。
回到开头的问题:谁是好人?
这样的武断判断可能没什么意义。再乐于助人的、再好的好人,也是别人,也而不是被帮助的本人;大家都会在某些时候急需别人帮助,可长远得看,日子还是得我们自己过,路还得我们自己走。
在更多的时候,一百、一千个乐善好施而又高高的好人,可能真比不上三五个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阶级兄弟。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