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 | “新革命史”: 由来、理念及实践
李金铮 保马 2018.05.21 编者按：近几十年来，解构中国革命的言论甚嚣尘上，其中不乏学术研究的参与。这些声音中固然有翻案、抹黑的成分，但并非所有言论都带有恶意。应当承认，某些观点的确暴露出了传统革命史叙述的局限。因此，革新传统革命史研究的问题、理论，对于理解、保卫中国革命的成果是必要的。在这个方面，南开大学的李金铮老师倡导的“新革命史”研究做出了范例。保马今天推送李金铮老师的文章《“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该文详细阐述了“新革命史”的产生背景、理论内涵及相关实践，对这一研究的详尽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思考这一研究潮流，并在此基础上“再出发”。 文章原载于《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感谢作者李金铮老师授权保马转载。 “新革命史”: 由来、理念及实践 李金铮 中国近代革命史尤其是中共革命史，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之重要性，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而毋庸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所谓“重提革命史”，如果放在七八年乃至十年以前尚有必要的话，到今天恐怕已经不是什么重提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开展研究、推进研究了。只要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动态多少有所了解，就不难看到，近些年革命史尤其是中共革命史研究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 的热潮。在这一热潮之中，尽管仍有不少出版物 老调重弹，重复劳动，但更要承认一些成果取得了 显著的进步。这些成果，既有扎实的实证研究，也 有宏观的方法论思索，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革命史的认识，乃至引起了学界的讨论。笔者虽不专门耕耘革命史，但也算得上革命史领域的一员，而且由于较早以 1949 年前中共革命史为例提出了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而受到学界的关注。经常有同行尤其是年轻朋友问我: 你是经历了怎样的研究过程才想到这个提法的? 新革命史作为一种理念，与传统革命史观究竟有什么区别? 新革命史有哪些具体方法能够深化革命史的研究? 新革命史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研究实践? 应该说，以上问题在我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但以上追问，仍然促使我对此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思考，并作出更具说服力的阐述。① 本文仍以1949 年前中共革命史为例，在以往研究之基础上，继续对此做一阐释，希望得到相关学者的批评。
“新革命史”的提出 我对新革命史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较长的研究与反思过程。当然，我的研究经历恐怕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革命史学术发展的一个见证。将这个自我解剖的个案呈现出来，或许对年轻学者有些微启发。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开始起步，这一选择与我出身农村的经历和当时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影响有关。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近代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和延续》，硕士论文题目为《论近代冀中定县的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两篇论文的时间下限都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与中共革命史没有关系。此后又做过中国近代企业家卢作孚等人的研究，与中共革命史同样无关。但我偶然翻阅到期刊《中共党史研究》，却为我增加了一个研究领域。此前在学习名家论文时，我最关注的史学期刊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当我看到《中共党史研究》时，了解到这是一份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专刊，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近代史专刊本来就很少，发表文章不易，如果能关注一下中共党史，或许能多一条出路。何况，我的老家河北是中共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从这里面大概不难找到有价值的课题。1991年《抗日战争研究》创刊，读了魏宏运先生发表的一篇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综述，更坚定了我的想法。现在看来，这是很功利的动机，但在当时的确促使 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1990年初，我开始搜集和阅读晋察冀边区的资料，1992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这是我研究中共根据地史的处女作。此文虽然对以往所谓“直线上升”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边区农业生产呈曲折上升的趋势，也谈到农业生产的失误和教训，但总体上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政策—贡献”框架，所谓失误和教训只是在“贡献”之后一种轻描淡写的“但是”表述，既没有详细探讨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更缺乏呈现其间的矛盾、冲突、艰难和复杂性。此后，我在《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 4期发表了第二篇党史文章《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救灾渡荒工作》，与上一篇一样，其价值只能说以往学者关注较少，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仍一如既往。读博士之前，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1期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一文，意在呼应社会史复兴的潮流，提出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抗日根据地普通民众的生活史，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不过，更多仍是领域或课题范围的扩大，并没有触碰传统革命史的思维方式。 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迎来思想转变的契机。我的毕业论文是《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不仅研究传统借贷方式和现代金融机构的借贷，也涉猎中共根据地的革命式借贷。我在梳理中共减息废债政策及其实施的过程时发现，农民既有减轻高利贷负担的欢欣，也有政策执行后借贷停滞的痛苦。更没想到的是，共产党为此做过借贷政策上的妥协，甚至宣布新的借贷利率自由。看来，减息废债政策的推行比以往所谓雷厉风行要复杂得多，我由此开始了对传统革命史观的反思。博士毕业后，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以及《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3 期相继发表了《私人互助借贷的新方式———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互借”运动初探》《论 1938 ～ 1949 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都比较注重革命政策实施过程的描述，并将“绩效与问题”并列起来讨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多少改变了传统革命史思维。 而后，两年多的博士后是我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空档期。我的博士后报告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继续探讨近代中国乡村的借贷关系，但没有涉猎中共革命借贷问题。出站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接续中共革命史研究，在《历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先后发表了《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 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 以 1937 ～ 1949 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这两篇文章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革命与传统、革命与乡村、革命与农民关系的曲折和复杂性，是我用“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共革命史的标志。与此同时，我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目标也是用新的理念和方法来探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 不过，至此我仍然只是在研究实践中运用了较新的理念和方法，还没有正式提出新革命史的说法。2008年10月，山西大学主办“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此提供了契机。我决定借此会议，将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想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此文重新阐释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价值、革命史的传统书写模式的问题以及向新革命史视角转型的思路，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的《向“新革命史”转型: 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的雏形。不过，当时论文的标题为《何以研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并未突显“新革命史”四个字，只是最后一节的标题为“向新革命史视角转型”。翌年9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全国社会 史研究生暑期学校，由我主讲一次，我对上文的内容进行了充实，标题也改为《向“新革命史”转型: 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之后，又对标题和内容做了进一步修改，投稿《中共党史研究》，正式发表。 文章发表后，一些中共革命史、社会史、乡村史学者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理念…… 可谓对中国革命史研究学科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贡献”。“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为中共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构架。”“不仅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对于今后切实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和普遍的指导意义。”②以上评论显然为过誉之辞，但的确使我深受鼓舞，大大增强了信心。 也有学者指出，应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以便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中共革命史的内容，这一建议推动我继续思考。特别是经过数年的研究实践，无论是个人研究还是指导博士、硕士研究，我发现《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主要强调中共革命史与乡村史连接、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 两个路径有其局限性，至少还应该增加几个方面， 即突出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从全球史 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和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这一进展以《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为题，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以上就是我进入中共革命史的学习历程、研究历程和心路历程。由此表明，新革命史的提出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渐进的思考过程。这里面，主要是对中共革命史研究进行学理性的反思，但也有对中共执政机制进行历史溯源的目的。不能不说，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其他领域相比，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步伐 是较慢的。思考无止境。发表《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之后，我仍在琢磨如何更好地回答同行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问题: “新革命史”是如何提出的，如何继续完善“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如何梳理比较成功的研究经验和不足? 本文即在以往基础之上，对这些问题分别阐释，也是我自以为更加合理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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