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刺激政策的高峰时期，往往也是卖官鬻爵盛行的时期
安生 · 2018-05-14 这种刺激经济的行为实际上相当于直接给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发钱。在财政已经面临大规模赤字，流通中已经法币过剩的情况下这么做，后果可想而知。官僚及其附庸获得黑色收入的行为，是权力的套现，与实体产业无关。 “只要稍微注意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列宁[1] 准确地说，滞胀应该是滞胀沫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第三种表现形式：经济在政府的刺激下半死不活，大量失去投资方向的价值符号四处乱撞寻找获利的机会，造成物价上涨，泡沫膨胀，金融风险增加。这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有效需求小于社会潜在产能的必然结果，是经济长期停滞在政府干预下出现的一种变形。缓解经济危机，必须从改变分配结构入手，否则任何经济刺激政策或者治理行为都必然是无效的、顾此失彼的，或者使危机以一种新的形式爆发出来。滞胀就是一种新危机形式，失业率和通胀率顾此失彼。 被豢养的庸俗经济学为了掩盖社会阶层间的压榨，一直回避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具有先天博弈优势(如果承认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有博弈优势必然推论出资本对劳动力有博弈优势，进一步就可以推论出所谓的人人自由的社会其实是不平等的、存在强烈压迫关系的社会)。他们以货币总量分析经济过程，回避了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的经济地位，经济之中货币的所有权，以及货币进入经济循环的目的，于是滞胀过程显得不可思议，除了把滞胀的责任推卸给政府以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分析。 言归正传。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控制生产过程，必然压低工人工资，提高利润。因为资方的主要目的是发财而不是消费，少数占有大量资本的人获得过量社会总产品份额且不能消费这些份额，所以潜在产能和有效需求之间难以平衡，导致经济危机。少数人聚敛财富，多数人日益贫困的分配方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从未改变，因此经济危机从未消失，只是不断变换马甲反复登场。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进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有了三种表现形式。 自由竞争时代，危机表现为周期性全面生产过剩，大量产品被销毁，仿佛黑死病，来去匆匆。垄断时代，危机表现为长期萧条，仿佛无尽的严冬。实行刺激政策后经济危机的形式为滞胀，萧条、通胀、泡沫和崩溃的危险并存，整个过程仿佛海啸，波涛汹涌，波诡云谲。这时，大规模的失业、长期的通胀、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产品滞销(甚至售价下跌)、垄断产品价格暴涨、虚拟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贫富差距分化、官僚资本获得统治地位以及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并存，其它的表现还包括刺激经济政策的作用不断弱化，负作用日益明显以及政局动荡。 垄断时代，垄断资本没有竞争对手，具有超强的博弈能力，迅速征服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财富，占据经济核心地位，对总生产量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利用限产和涨价，无情压榨其他社会成员。全社会形成金字塔式的利润食物链，垄断资本居于塔尖。塔基向塔尖贡献利润：劳动力向资本贡献剩余价值，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垄断资本扩张产能无利可图，搞研发创新很可能得不偿失，适当压缩产能利润更高——由于不存在竞争压力，完全可以把生能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水平。上下游企业受其影响，也把生产规模控制在低水平。这时，全社会实际总产能与有效需求基本吻合，远远低于潜在产能。于是，产品过剩型经济危机基本消失了，变为长期的产能闲置和劳动力过剩。这就是长期的经济停滞，即经济危机的第二种变形。(如果国有垄断资本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并为其聚敛财富，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虽然这些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全民，但实际控制权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些国有垄断资本获得的大多数利润通过种种途径转化为私人收入，并未促进国民共同富裕，反而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压低有效需求。) 此时，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少数社会顶端的有限的消费需求，而不是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获得生存、劳动和发展的权利。雇用工人的数量由顶端的需求和每个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总量所决定，与劳动人口总量无关。由于社会顶端消费能力有限，大量产能被闲置。大批的失业人口虽然降低自己求职所要求的薪资水平，也长期无法找到工作岗位。无论如何降息，也无法刺激企业扩张产能——没有有效需求，产品卖不出去，申请贷款扩张产能增加人手，就意味着更多的滞销产品。 “工人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情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出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张开来以后，每一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了一个不满的阶级。”[2]在经济复苏期，工人虽然地位低下，情绪尚且稳定。在经济萧条期，工人生活窘迫，不满情绪会发酵。由于工业社会劳动者大批聚集在核心都市，这种不满情绪可以迅速扩散弥漫。此时，资本主义外壳随时可能炸裂，社会日益难以维持稳定。 从社会顶层的角度看，这不足为惧，他们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肉食者鄙，不鄙就不叫肉食者了。社会底层对现状不满，就让庸俗经济学家去“忽悠”他们。如果经济学家不好用，就让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去收拾他们。“失业者没有工作，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是他们的个人问题。社会上失业人口太多就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还不听话就枪毙!”顶层宁可花钱加强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也不愿意出血解决就业问题——虽然这些钱转几圈之后，很快还会成为利润回到他们手中。(当然，大规模增强国家暴力机关也可以算为一种经济刺激政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资产阶级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依照他们的意志制订的法律，保护他们财产，维护有利于他们利用财产优势进行掠夺的社会秩序，并保护掠夺来的战利品。 当事人往往不像局外人那样信心爆棚。对政府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工人拥有选举权，掌握相当数量的选票，有能力决定政治走向，执政党就有选举失利的危险;如果是工人没有选举权(比如沙皇俄国或者克伦斯基统治下的临时政府)，就将面临工人起义的风险。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难解决。既然起因是垄断资本抢得太多了，自己又吃不了，于是导致全社会限产，引发大规模失业，那么只要对症下药，解决的方案就有了：让垄断资本少抢一点，或者把垄断资本抢来的利润给挨饿的人分散一下，社会总消费能力增强，一切就都解决了。但是，这样做显然违背垄断资本的利益，顶层必然坚决反对。对顶层来说，政府的经济政策既不能触及现有的对他们有利的分配模式，也不能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政府不能触动顶层的利益，调整贫富差距，又不能坐视失业率居高不下，于是推出了刺激政策。既然社会上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就由政府增加支出，创造有效需求，增加就业，稳定社会。短期看，顶层再额外发一笔财，失业者暂时有份工作;长期看，顶层抢的更多，吃不了的部分更多。 政府支出刺激经济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分配行为，打破了原有的分配格局。如果以垄断资本为一方，社会其它阶级为另一方，政府的投资可以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也可以削弱垄断资本的地位，增强社会其它阶级的博弈能力。当然，政府也可以成为独立一方，替代民间资本的垄断地位，民间垄断资本成为官方资本的下属，官方和民间成为博弈对立的双方。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必然和垄断资本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政府的支出方向注定被局限在有利于巩固垄断资本博弈地位的领域内。某些由政府控制垄断资本的国家或地区，则会发生国有垄断资本不断加强的现象。无论是垄断资本控制国家，还是国家控制垄断资本，削弱垄断资本的政策都不会施行，任何可能削弱垄断集团博弈能力的政府投资方案都会被否决。刺激政策的项目选择必然以不触动顶层既得利益，并让他们发大财为基本前提，必然兼顾控制垄断资本的顶层和官僚的利益，而忽视底层的诉求。政府扩张开支虽然有三种方向，增强现有垄断，打破现有垄断，创造新的垄断，但是最终往往选择增强现有垄断或者创造新的垄断，而不是打破现有垄断。所以，本文之中的分析也是默认政府的经济行为，增强原有垄断或者创造新的垄断。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政府开支会转移私人开支，能保证没有转移办法就是使政府把钱花费在完全无用的东西上。”这些“完全无用的东西”不是生产生活必需品，控制了也榨不出钱。所以，政府在这些方面增加开支，不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不会减轻底层的负担，不会造成劫富济贫式地“转移私人开支”。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政府大规模增加开支，比如建设各种高大宏伟基础设施，比如远征中东，但是能源、住宅等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仍然供应严重不足，价格居高不下。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这些政府开支能保证没有转移，所以必然无法缓解病情，只能加重病情。 因为垄断资本天然具有压缩供给谋求最大利润的倾向，所以中小企业是扩张产能的主体。这时，中小企业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压到最低，继续扩张产能必然面临原材料涨价、制成品跌价、利润下降的局面，抑制产能扩张的力量压倒扩张的力量。这时，很难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没有外来的“增量”资金，“存量”资金就不会增加对实体产业的投资。没有外来资金成为中小资本的利润，中小资本扩张的运动很快就会停下来，否则它们就会因为原料涨价、销售不畅陆续破产。如果政府不增加支出，就不能有效形成投资高潮，即使出现民间的投资潮，也不过是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被垄断资本吞并的过程。这种吞并过程是单向的，必然加剧垄断的集中。 常见的现象是，政府扩大开支，新增的订单提供了额外的有效的需求。于是，中小企业扩产，垄断资本控制的能源、土地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涨价，大部分利润很快归垄断资本所有。垄断资本获得利润后，绝大部分的利润脱离实体经济，既不用于扩大生产，也不用于消费，而是什么紧缺投机什么，什么不可再生囤积什么，或者进行金融兼并、投机去收割中小资本。中小资本被迫脱离实体产业，跟风投机。 垄断资本在抑制产能和刺激通胀方面起关键作用。对新增订单，各个环节抑制产能和涨价的能力与垄断能力正相关。越是竞争激烈的行业，扩张产能越激烈，越难涨价。相反，越是高度垄断的行业，扩张幅度越低，越容易涨价。垄断资本控制着生产生活必需品，占据社会化大生产的关键节点，是整个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总阀门，是社会化生产的实际组织者，有能力影响甚至操纵全社会生产规模。由于它们具有“抑制生产规模、谋求最大利润”的本性，所以社会经济极难复苏。一浪接一浪的扩产循环，一旦达到垄断资本这里就会被打断。垄断产品价格稳步上涨很难下跌。竞争激烈行业的产品产量完全不受控制，难以稳定提高价格，价格始终像过山车一样，即使短期出现价格上涨，最终也会因为产能过剩而下跌。 垄断资本控制生产生活必需品，所有投资、消费行为都离不开。任何需求很快都会转变成对垄断品的需求。政府刺激经济支付订单的货币迟早都会经过垄断资本这一关，其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成为垄断企业的利润。在此之前，这些货币会不断刺激实体产业的生产过程，比如铁路公司的订单刺激钢铁公司，筑路工人的订单刺激服装厂，服装厂的订单刺激纺织厂。这些订单很快会变成对垄断品的订单，比如服装厂和纺织厂都会增加对能源的需求。这些货币一旦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就与扩大产能无关了：一方面垄断企业往往只向下游企业增加有限的供给抑制下游企业扩张，一方面垄断企业不向上游发出新的订单。这时，物价不断上涨，全社会订单总量却在稳步下降。 垄断资本经常大规模投机土地资源。对土地的投机必然会推动物价上涨。房屋的价格无非是房产建筑成本加上长期地租的套现，其中长期地租的套现是主要部分。房产价格的上涨，必然影响地租价格的上涨，加重租户的负担。商业地产地租的上涨必然推动商品零售价格上涨。比如，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菜农却没有获得好处。 随着各类商品价格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也必然上涨，必然直接影响其它企业的生产。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上升，而中小企业利润本已微薄，实在无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如果工人的生活水平不变，那么企业就难以招收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如果工人不要求更高的工资，就难以维持生计。虽然工人的名义工资大幅度上涨，但是因为各类衣食住行的生活成本激增，增加的工资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往往下降。忽略房租等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垄断资本获得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不断上涨，谈论路易斯拐点是很可笑的，目的是掩盖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的现实。 随着物价上涨，订单减少，经济重新下滑。这时以法币为单位的GDP可能很高，但实体产业的生产规模却随着原料价格上涨、需求下降，利润下降，而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萎缩，就业量不断下滑。 政府推动刺激政策，必然加剧贫富差距。顶层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决定他们在政府推行刺激政策过程中，必然不断获得利润——不符合他们利益、不能让他们发财的经济政策必定胎死腹中。与所有的投资高潮一样，由于顶层具有博弈优势，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他们必然在政府扩大开支的过程中积累大量财富。 顶层手中的利润，只会越积越多，不会自动减少。顶层既不打算用这些利润消费，也不打算扩大实体产业的投资。所以，与这些利润对应的政府支出必然无法顺利收回，与之对应的债务必然不断同步积累。这些利润和对应的债务必然无法正常顺利湮灭，湮灭时必然对应资产转移。即使政府收回支出，也必然对应其它社会成员李代桃僵地陷入债务之中。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债务表现为银行贷款，银行自然深陷其中。如果政府最终不开动印钞机解放银行的话，那么不仅在刺激政策施行期间会出现通胀，还会在刺激政策结束后出现欠债还钱式的金融危机的风险。 刺激政策陆续到期后，订单减少，有效需求下降。在刺激政策实施过程中扩张产能的中小企业面临产品滞销的困境，多数会陷入债务危机。在虚拟资本和大宗商品市场，大投机者纷纷停止投机，获利平仓。跟风的中小投机者被严重套牢。这时，经济不但有逐步下挫然后长期停滞的可能，而且有在短时间内暴跌的可能。贷款到期，如果不能继续借新还旧，必然出现大批信用货币湮灭和巨额资产转移。大规模贷款的银行会陷入危机，后面就是金融危机了。 此时，如果法币可以自由兑换成为外汇，那么法币也会剧烈下跌。资本家有国籍，资本无祖国。作为资本代理人，为了资本保值增值，资本家放弃国籍也很正常。一国经济崩溃，资本会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寻找海外避风港。资本外逃必然加剧崩溃。个别爱国的资本家，阻挡不住资本外逃的洪流。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流出国境，即使政府严控资金外逃，也挡不住资金通过百慕大群岛等自贸区外流。此外，恶性通胀也可以刺激资金外流。这个过程与本国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回收超发的货币类似。不过，这里的真金白银是本国的外汇储备。 资本外逃的风潮，足以诱发经济危机。“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随着通胀率和失业率上升，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国外资本往往犹豫是否要进入，本国资本则在考虑压缩投资，把资金转移海外。大批本国中小产业资本被垄断资本排挤出生产循环，也会考虑是否能在其它国家发现资本保值增值的途径。 资本外逃是对央行的挤兑。钱庄发行银票过多，银行发放贷款过多，都可能被挤兑。央行发行货币过多一样能被挤兑。虽然央行在国内金融界是至高神，但是央行不能凭空创造外汇，如同钱庄能凭空创造银票，但是不能创造白银。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央行在华尔街的实力，甚至不如背后由美联储支持的美国大银行。 这时，固定汇率制国家，本国基础货币总量必然下降，导致银行资金紧张，同业拆借利率上涨，银行停止放贷并催收贷款，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大批商品被迫打折减价出售以偿还银行的贷款，银行坏账增加，整个经济循环进入结账状态，危机爆发，本币和本国资产价格同步迅猛下跌。完全浮动汇率制国家，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不变，但是本币汇率会猛跌，导致各种进口商品价格暴涨，推高通胀，大量使用进口原料的企业陷入困境，压缩生产。多数国家的汇率制度处于固定汇率制和完全浮动汇率制之间，所以两种现象兼而有之：一方面是资金紧张，贷款困难，资产价格下跌，一方面是物价在进口商品价格推动下迅速上涨。生产循环被打乱，有效需求下降，经济规模萎缩，商品流通量下降，失业率增加，社会动荡。外国资本则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资本外逃的杀伤力，然后趁火打劫，趁机兼并。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