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雨中的蓝制服，如何让城市更有温度？

最新进展：

4月10日，我们通过知情者了解到，长宁区政府与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当天派出工作小组前往上海东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西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高洁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做保障收入合理增长机制的“调研”。工作小组先后走访了几个班房，并与部分环卫工人进行“相关调研”。

但是，据知情人反映，事实上调研中工作小组所遇到的工人都是由各公司领导团队预先安排的。而3月底罢工期间，工人的表现成为此次挑选“访谈”工人的重要标准，被安排参与“被调研”的工人或是与领导层关系较好，或是平时就比较安分守己，在“调研”前特别得到关照要“和领导配合”，根据他们指示行事。据悉，在3月底罢工期间，曾经有部分在岗的环卫工人被公司领导看管，强行“指令待在休息的班房内”，禁止外出与前往局里进行群访；并且威胁如违反相关指令，后果自负。

在4月10日的调研中，政府工作小组的成员虽然进一步保证今后不会降低工人工资，而不再像此公司方面的负责人只是在微信中说暂时不降低工人收入。但尚无给出进一步的说法，也未曾解释最初降薪的通知传闻，和到底该由谁负责？而且对于环卫工人此次罢工的不满、深层次原因，并没有（或者说不愿意）认真了解，仍然有敷衍赛责之嫌，对于后续事态发展，我们关心上海与在上海的劳动者的人们仍将拭目以待。

走访实录：

2018年4月初（清明假期），上海最高气温从前一日的26度暴跌至14度，最低气温只有4-6度。整日大风，下午密雨如约而至，中山公园地铁站附近街头行人的稀少，偶尔有之也是匆匆而过，在这一片阴冷潮湿与模糊的世界中，有一些穿着蓝色制服的背影仍然在雨中推车蹒跚而行，这就是前些日子曾一度为媒体关注，但又被失声的长宁环卫工人。

由于突如其来的“降薪通知”，从3月26日到3月31日前后上海长宁区环卫工人连续罢工三、四天。当时是由各公司的基层负责人以微信或者口头方式通知一线工人，将在每月3800元左右的收入中扣除560元所谓的“加班补贴”，这不仅引发工人的不满，而且也在社会上与网络媒体中引起相当关注。迄今已经有众多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关注了这一话题，甚至连《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通过多个平台一度刊载了相关报道，但如今在网络上相关消息与视频已经所剩不多。而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也在长宁区的官方微信号在4月2日发布如下声明作为回应。

我们通过知情者介绍，经一番曲折联系到了上海东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的环卫工人，并在长宁区某一闹市区的环卫工人班房里与数位工人进行了交流。以下内容都是根据我们与几位长宁地区环卫工人访谈，以及公开的相关互联网信息整理而成。作为执笔人，个人承担相关文责，与受采访环卫工人和其他提供信息来源网络平台无关。

根据工人的描述：本次受采访的工人基本都来自河南省商丘等地，在长宁区从事环卫工作的基层工人中80%来自河南省，20%来自安徽省，而班组长以上都则都

是上海本地户籍，迄今未曾听说由外地户籍工人有机会成为班组长，无论工龄或者工作表现。

我们接触到的环卫工人都属于一个模范班房，班房整体硬件条件规模较好，有空调、冰箱和微波炉，而且还有工人自己养观赏鱼的鱼缸，但据工人反映，直到2017年长宁区的部分环卫工人班房还没有全部安装空调。

据工人反映，一线环卫工人如今年龄一般都在50岁左右，年轻的也有40多岁，其中很多人从事这一岗位长达十几年时间，很难见到更年轻的环卫工人。多数工人之所以远离家乡从事这份工作，主要也是因为家累负担重，往往下面有孩子在读书，还有老人需要照顾。譬如，有数个环卫工人都有2、3个孩子在读大学与中学。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能提供比稳定的收入。

为此多数工人都选择每周做六天休息一天，虽然也可以选择做五休二，但是多做一天基本工资更高一些，能达到是2900元，加上加班与各种岗位补贴等，总收入每月在3800元左右。以这个班房为例，因为多数工人都是已经从事环卫工作长达十年以上，有些从事该工作超过了20年，所以他们清晰地记得工资从十多年前的每月400、500元逐渐涨到今天4000元左右，但对他们来说最明显的感受却是生活越来越艰难。

例如，住宿与交通。十多年前，多数长宁区的环卫工人会租住在闵行北新泾、华漕等市郊地区农民自建房中，当时一间十来平米的房每月房租约150元；而今天随着房价上涨和旧城动迁，他们已经无力承担这些地区的房租，工人最远地搬到了青浦枫泾、佘山等地区，多数工人上班骑电单车，单程需要1个半小时，而即使这样，这些地区农民自建房也涨到了每月1500元一间。

而根据环卫部门相关工作安排，工人们工作分两班，每班八小时，早班从5点到下午1点，午班从下午1点到晚上9点（实际工作时间，其中有半小时吃饭时间）。这就意味着，做早班的工人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4点前必须出门，否则无法按时到班，而且风雨无阻。

按照工人的说法，下刀子也要出门，有时早上为能及时赶到上班地点，不得不闯红灯。而坐午班的工人，往往下班整理工具回到班房然后回家，回到住处时已经晚上11点了。所以早班出门时候天还没亮，正常作息家人还没醒，午班回家家人早已经睡觉。除了休息日，无论是做早班还是午班的工人几乎都很难和家人与孩子见面和交流。

但就是如此，东联公司的工人仍然觉得自己比高洁公司的工人更幸运，因为多数工人负担较重，无法仅依靠环卫工作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而不得不再做一份短期的服务性兼职增加收入，有停车场看车、保洁等；而高洁公司工人每半个月需要早午班换班，这导致他们很难寻找其他合适时间的兼职工作。

多数工人为了节省生活开支和时间，伙食非常简单，往往是白馒头加些酱菜和蔬菜，荤腥都很少见。每个月3000多元到手的钱都要事先计算好，房租多少，给父母多少，给孩子多少，剩下的也不能全部用来个人自己消费，还需要有所积蓄。我们到达时正好是工人晚上吃饭时间，征得工人同意后，拍摄随附图片。

据工人描述，有些工人为便于既能工作又能照顾体弱多病的老人，不得已将老家的老人也一同接到上海同住，这就意味着做早班的工人每天上班前凌晨三点多就要给老人做好全天的饭菜，然后70、80来岁的老人也要基本按照工人的作息制度生活。

在与工人们的交流中，可以了解此次3月底通知整体收入降低560元，对工人心理打击很大，工人们在交流中会反复提及，这样的话，我们放弃正常过日子，挣钱却还是顾不住生活，填不饱肚子，与其如此不如不干。所以，本次罢工没有任何人组织，完全都是大家自发的。

4月3日，在罢工与群访事件已经引起社会与媒体关注时，三家公司的老总都组织会议向员工宣布，整体收入不再调整，但是也未解释当初制定减少加班补贴和收入变化的具体情况。4月4日，公司通知员工“环卫局”（绿化与市容管理局）正在核实大家的生活状况，而4月15日之后工资如何调整，是否增加或者减少，根据调查情况而定。而4月10日，所谓的对工人的“调研”也发生了。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大规模减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工人们对于待遇不平等与巨大落差的不满由来已久，所以才导致工人们的强烈不满。

如前述，一线环卫工人多是外地（河南为主）农民工人，往往工龄长达十余年二十年，但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使用派遣工制度，以躲避该承担的就业保障。同时，这些外来农民工与上海本地户籍工人之间收入长期相差悬殊。并且在实际工作岗位中，农民工与本地户籍工人又成为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10年世博会期间，出于政绩与政策需求，当时上海环卫系统从外部选拔了一批上海本地户籍的相对年轻的员工成为班组长，他们多不必参与一线清扫工作，只是负责监督与管理工作，并且在实际监管中与一线农民工有一系列矛盾。例如，严格至严苛的监管措施，环卫工人不能人车分离，必须要机械化按照定时定点路线清扫，不能在作业期间滞留休息，不能在作业中使用手机等，任何这些行为但凡被发现就要“拍照”记录，处以200元罚款，而且上不封顶。

同时，据基层一线工人反映，上海本地户籍的班组长平时不必参与一线作业，但是除正常收入外，另外还有8000、9000元的季度奖金等一系列额外补贴，而这些收入作为一线的农民工都享受不到。

与之对应的则是，一线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变化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少工作时间较长的一线工人都觉得21世纪初实际收入状态要比现在更好。当时一线环卫工人每月工资为450元（房租等生活成本远低于当前），此外每年有50元年终奖，公司每年过年都要组织年夜饭，中秋节发放月饼等节日奖励；2010年世博会前后政策改变，改为过年发100元购物卡，中秋节发100元购物卡，并且每年另外发放400元旅游补贴；不过自从2015年以后，这些福利都被取消了。甚至原来日常保证供应的工作劳保用品，例如基本的制服、手套等劳保用品发放在当前公司内部也控制的越来越严。

据工人回忆，2011年此前，当时只给工人交城镇综合保险，而此后才开始由新展公司负责用人关系，开始缴纳最基本的社保关系“三金”，从2017年开始按照市最低标准缴纳“五金”。

虽然在官方的声明中宣布，因为工人所需清扫道路缩短，所以取消加班补贴；但是事实上工人印象中工作量并没有下降，而且近年来随着年龄增大，退休的工人越来越多，不少中心班组工人都面临工作量增加的情况。而且通知提及高洁等公司如此大幅下调（约六分之一）工人收入，但没有与工人的事先沟通与协商，而只是单方面的强行通知，这其实本身就与上海市政府部门针对环卫行业工人收入的相关文件抵触。

2011年上海市政府曾专门出台《关于本市建立环卫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城市环境卫生保障水平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确保环卫一线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全市平均增长水平。这种单方面的大幅削减一线工人的总收入，就与该《若干意见》的宗旨相矛盾。

事件背景

环卫行业一线农民工的这些生活困难与情绪是否有人注意并察觉呢？有无后续改进措施呢？

事实上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市绿化市容局工会主席、市绿化和市容行业工会主席肖龙根就曾经提出《关于开辟专项渠道 , 为外来环卫工人提供优惠公租房的建议》的提案。他在发言中指出，

“长期以来，我们五万三千名一线环卫工人，为城市的干净美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些人群当中，外来的农民工占到了40%。实际上七个中心城区的占比更高，占了67%。有些中心城区的班组，外来务工人员占到了90%。

……我曾经对我们七个中心城区，14个环卫公司，308名一线的环卫工人做了一个统计，环卫工人租房或共同合租居住的，占89%；单位提供宿舍的只占5.2%；人均面积10平米以下占60%。所以有91.2%的职工，反映住房压力实在太大。

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是绿化市容局的工会主席，更主要的是环卫工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列举了五大原因：

第一，本市大多数环卫企业，都是通过政府采购，或者是政府招投标方式，使用公共财政，从事公共环境的养护，它本身的盈利水平，要解决环卫工人的住房问题是很难的。

第二，尽管这几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建立一线职工增长机制，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我们一线职工的总体收入水平，仍然比较低。所以如果要通过我们这些外来职工，自行来解决住房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们环卫工人跟我讲，我们这几年涨的工资都被房东拿走了。

第三，环卫工人的上班时间比较特殊，上班非常早，下班非常晚。所以他们享受不到我们的公共交通。我调查了一下，我们中心城区92.9%的环卫工人是通过电瓶车和自行车上下班。

第四，虽然我们为长期在沪的外来员工提供公租房，在政策上没有障碍，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和其他高精尖人才还有紧缺人才相比，环卫工人显然没有竞争力，排不上队。在实际调查的308名职工当中，只有普陀区有两位环卫工人，享受到了公租房，这还是2015年的时候，有关部门专门为我们环卫工人所安排的保障房。

第五，作为城市美容师，我们环卫工人队伍的稳定和工作质量，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安全运行和市民生活。况且我觉得外来环卫工人这一支队伍，确实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可替代，或者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