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莫须有”

                                当代“莫须有”

                                                                     项观奇

    以“莫须有”的没有罪名的罪名去残害忠良，是中国专制国家的一大发明，是“中国特色”奸佞们给我们留下的国粹。“精忠报国”、英勇抗金的岳飞，则是牺牲在“莫须有”罪名下的第一位悲壮民族英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岳飞永远活在了人民的心中，而秦桧夫妇等几位，却至今还要跪在岳王坟前，虽说可惜少了皇帝赵构，那是时代的局限所至，在人们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

       万万没想到，在近千年之后的21世纪的中国，竟然又上演了一幕当代“莫须有”。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扮演赵构、秦桧的角色竟然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担当，而同样是共产党人的薄熙来同志则要扮演新时代的岳飞了。这自然是薄熙来一份光荣，但也意味着残酷的肉体的精神的考验。刚刚倡导勿忘革命先烈的薄熙来，面临着实践自己的诺言。

        我，一如既往，信任薄熙来，支持薄熙来。要说保持一致，我只能和马列毛主义、和要求历史进步的力量保持一致，而绝不能和背叛马列毛主义的修正主义、和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叛徒们保持一致。这还是毛主席1966年写下的那段著名的话：“对待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现在正是我们应该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历史时刻。

                                                                            一

        毛主席说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希特勒上台。我们从修正主义统治的残酷性感受到，毛主席说得很对。

        但是，现在看来，至少我对毛主席的话的理解还是不够全面的。我只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犹如希姆莱、犹如党卫军的一面，但是，却没有看到，现代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还有犹如戈培尔、犹如谣言机器的一面。3。15政变以来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修正主义统治具有法西斯统治的一切特点，是最坏的最残酷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是一种耍弄江湖骗术的流氓政治，黑帮、青红帮政治。

        这次对薄熙来同志所采取的卑鄙作法，是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的搞阴谋，搞突然袭击，先打倒，再罗织罪名的伎俩。从重庆人代会代表团单独住人民大会堂招待所，就张开了抓捕薄熙来的黑网，3。14当代最大奸佞的记者会，则是打响突然袭击的第一枪，3。15发动政变，正式打倒薄熙来，夺权罢官，阴谋告成。薄熙来在明处，阴谋家们在暗处，一切都已经和共产党党内的正常的政治生活无关，完全堕落为玩弄法西斯手段的黑帮。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修正主义党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

        对于宫廷阴谋充塞历史的中国人来说，识破这一点，简直易如反掌。

        王立军事件一发生，中国外交部就明确说这是孤立事件，这和美国外交部的说法是一致的。3。14的总理答记者问，也无非是说重庆领导要“反思”，最后的那段话，也不过上纲到路线斗争。3。15李源潮到重庆代表中央讲的话，也只是说考虑王立军事件的政治影响，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才作出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决定。这时的薄熙来，有错误，无罪名，是不再兼职，是夺权罢官，而不是打倒。

    但是，做贼心虚。在这同时，封闭了几乎全部的左派网站，想以此封杀人民群众反抗的呼声。然而，在互连网的今天，这是徒劳的。全国上下一片反对声，而欢呼的，恰恰是反共反华的右派。这激怒了统治者，也讽刺了统治者，不能不令统治者恼羞成怒。从这一点来说，有许多人说左派帮了薄熙来的倒忙，也算有道理，但是，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反动派要反动，是其本性决定的，不是革命推动的。

    接下来，统治者就要进一步表现自己的愚蠢、反动和疯狂了。

    自3。15以后的历史的特点就是谣言开路。起初，大家还以为中央说不要传谣、信谣是真诚的，那些满天飞的说法都是谣言。但是，事实教育了大家，原来“谣言都是预言”，谣言都是真言，谣言都是统治者放出来的舆论。随后公开的中央文件简直就是揭露自己是谣言公司总经理的大字报。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荒唐，是只有形将崩溃的政权才采取的愚蠢的埋葬自己的统治术。

    自3。15以后历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帝、修、反大合唱。“帝修反大合唱”这个说法来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我们国家遇到了困难，外部敌人要搞我们，于是发生了“帝修反大合唱”。这惊心动魄的历史一页，我们记忆犹新。那时的“修”，是外修，这次的“修”，是内修。这个“帝修反大合唱”，看起来是对着薄熙来来的，实际是对着中国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恢复社会主义方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来的。其最终目的，不外乎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插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中国搞乱，在中国搞颜色革命。英国政府不顾家属的意愿，此时正式提出要求复查海伍德死亡一事，就是恶毒的一手。而我们亲爱的领导一切的党中央配合的何等默契，则已经尽人皆知。国内国外的反动派的雀跃和一致，更是前所未有，连法轮功都绝对地和党中央、和总书记保持一致了。真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自3。15以来，曾经的“打黑英雄”现在的叛国罪犯王立军，竟然充当了“黑打”共产党人薄熙来的领军人物。你看那些通报、文件所述内容，简直就是王立军对薄熙来的控诉书，简直就是王立军在给薄熙来下判决书。只见王立军的谎言，不见薄熙来的答辩，到底谁是原告，谁是被告，竟然能疯狂到如此失去理智。难怪海外反共网站在鼓吹王立军反薄有功呢。过去都说总书记是庸才，现在看，连蠢材也不够。蠢材也知道，一个被捉拿的叛逃犯的一切谎言，不过是想洗刷自己的罪行。但总书记却拿这种谎言作炮弹，去打薄熙来。你就没有看到这炮弹最后会落到你的头上？你写下这样的历史败笔，难道就不怕让子孙后代耻笑？更让今人何敢与你保持一致？

    作为帝修反大合唱的一个新乐章，就是中央5号文件的出笼。薄熙来的问题升级，从以“政治影响”为由“不再兼任”，到存在“违纪”、妻子“薄谷开来涉嫌杀人”、以及还有其它“线索”，而停止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立案审查。一句话，从莫须有，到莫须有，但问题升级，迫害升级，从政治罪，转为刑事罪。

    “莫须有”的罪名从来是软弱的。现在决定对薄熙来立案审查的三条罪名，一条也站不住。例如说王立军免职未报公安部一事是“违纪”，就是借口。远的不说，就从“免去”胡耀邦的总书记，“免去”赵紫阳的人身自由，到现在“免去”薄熙来的人身自由，哪一次的作法不是更大更严重的“违纪”？而且，我想，连现任和前任总书记的上台，都不是民主选举而是政治老人指定的，不都是货真价实的“违纪”的产品吗？相比之下，经过市委会议，免去一位付市长的兼职的公安局长而没有报批公安部，就是违纪，恐怕错误也有限，而且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至于以党中央的名义而不是司法部门的名义，公开宣布薄谷开来杀人，是不是“违纪”？在谷开来的名字前面加上夫姓，就把薄熙来株连了进去，这就能作为定罪的根据？一句“还有其它线索”，就能成为立案审查的根据？这更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惯用伎俩，标准的“莫须有”。面对专制政体的欲加之罪，这是不值得辩论的。莫须有，是不讲法律的。再说，法律也是阶级的，不是普世的。就法律的本质而言，从来也不是平等的普世的产物，而是阶级对抗的产物。法律在哪个阶级手里，哪个阶级有绝对的解释权，哪个阶级说了算。法律面前，从来是不会有真正的人人平等的。薄熙来现在只有捱整的份，而绝对没有发言权，能否公开审判，哪也是执政者说了算。北京的王铮老师，依法要见薄熙来，这种捍卫人民权利的勇气，是值得每个中国人学习的，但这正义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专制统治者眼里，人民永远是“屁民”。

    面对这惊心动魄的当代最大冤狱，最无耻的“莫须有”，统治者还有什么脸面谈 论“政改”，“自由、民主”，“党纪国法”，“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快收起来吧，这一切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不过是骗人的谎言。而那些“文革余孽”，“封建余毒”等等扣在别人头上的大帽子，只有戴在炮制冤狱的人的头上才是最合适的。

                                     二

    “莫须有”就是“莫须有”，就是没有也是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针对“莫须有”的罪名作辩护，具有揭露修正主义执政者的反动性、欺骗性、残酷性的积极意义，这样的精彩的网文已经不少，大家还要写，还要作，这对于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是很有很大作用的。但是，斗争不能局限于此，还要更深入地展开，还要揭开更深层次的更本质的东西。要弄清楚，这一切之所以发生，究竟为什么？

    炮制薄熙来的罪名，致薄熙来于死地，是统治者必将完成的任务。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揭露统治者对薄熙来的政治迫害和对人民的政治欺骗，进行正义的反抗，是必然要展开的斗争的一种形式。现在这场斗争正在持续展开，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正在关心和投入这场斗争。坏事正转化为好事。一时的挫折正为未来的历史转折奠定基础。这场斗争的意义，远远超过事件本身。   

    从马列毛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事件不是孤立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这场斗争为什么会发生，其性质、其意义到底在哪里，从而使我们能更自觉地更正确地投入斗争。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多次阐明必须把“重庆经验”放到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放到当前国内外政治环境中去观察。这是正确理解政治事件的起码的马列毛主义的要求。3。15政变的发生，验证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是把握当前斗争的一个纲，纲不错，才有正确的目，才有正确的策略。这是马列毛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观点的分水岭。

    我不赞成以那些并不准确的小道消息、传闻、甚至谣言，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也不赞成从所谓的太子党、团派、江派等等人事关系，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一切材料、信息，只有和阶级分析、路线分析统一起来时，才有帮助我们认识眼前的政治事变的意义和价值。

    我坚持认为，不管有多少个人的个别的动机在起作用，不管投入斗争的各种代表人物、政治派别的情况有多少不同，说到底、说到本质，薄熙来事件所反映的主要矛盾，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是坚持马列毛主义还是坚持修正主义的斗争，还是占统治地位的以修正主义执政者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以毛派为代表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通俗说，就是1％和99％之间，为维护不同阶级、不同利益之间的斗争。薄熙来事件不过是这一斗争在当前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矛盾焦点。这个矛盾焦点的基础和主导，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基础，这是一种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辩证分析方法的统一。我多次解释过这一点。我希望能够被同志们、首先是毛派同志理解。

    判断这一点的准确的根据有二，一是对重庆经验作分析，二是看各个阶级、各种政治派对重庆经验以及这次薄熙来事件的立场和态度。

    关于重庆经验的分析，我过去谈得很多了。我是正面肯定重庆经验的，而且，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倾向的角度加以肯定的。我不赞成两顶帽子，一顶是把重庆经验确定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一顶是把重庆经验确定为改良主义的。我不仅不赞成这样两顶帽子，尤其不赞成得出这一结论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这还是靠教条主义、靠形而上学的简单化思维得出的结论。但是，我的意见并不为一些同志所理解，尤其是“革命派”的同志，而最近的东方红网站编辑部的意见，在我看来，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意见的代表。

    现在好像已经不再是分析重庆经验的时候。我也不想重复过去谈过的意见。我这里只想再谈一点关于思想方法方面的意见。

    第一、历史的比喻要谨慎。

    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历史一般不会简单重复。因此，把革命导师针对特定历史事件所提出的意见绝对化，任意运用于现在的历史事件，这不是马列毛主义的方法。有的同志大量引用列宁反对改良主义的意见，但是，却忘记了正是列宁特别强调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左倾盲动，反对左派幼稚病。同样，把历史上发生过的某次改良运动的失败、例如不少人常引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拿来解释、论证现在我们遇到的重庆问题，也同样是不合适的。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的以修正主义执政为特征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现实。整个历史条件和戊戌变法面对的历史条件，完全不一样。不顾历史背景、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别，生搬硬套历史比喻，这样做，会把本来的认识历史的真理，变成现在的认识现实的错误。不仅没有历史参考的价值，而且会发生认识上的误导。

    不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只是照搬导师语录，照搬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科学的。革命导师意见的精神原则无疑是正确的，是可以在今天加以运用的，但是，这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就是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离开现实，不深刻理解现实，只是引用语录，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能达到真理的。至于，改良的历史经验的运用，更是这样。历史事实是，改良、改革的成功，在中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基本的、主要的、大量的。是一种历史前进的方式。就是马克思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改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而在历史上，改革、改良的失败，倒是有限的，既有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有具体的失败的历史原因。总而言之，不能一概而论，必须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不然说不清楚问题。

    第二、判断社会主义的尺度和判断改良主义的标准。

    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难点。如果把社会主义作教条化的理解，或许问题显得简单些。然而，生活不是教科书。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满足僵化的头脑所要求的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各种条件。例如，说公有制，总是不完全的。说无产阶级专政，至少还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且不说实际存在的更多的不完全、不标准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现象。欧美一旦实现社会主义，怎么能和亚洲国家一样呢？就是欧美国家，各国也会不一样，就像亚洲诸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并不完全一样，都是一个道理。

    如果拿标准的社会主义作尺度，一切不合这个标准的做法，都斥之为改良主义，这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方法。

    今天，重庆面对的历史条件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算是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倾向的改良，怎样做才算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在《和同志们谈谈心》等文章里，多次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我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标准是政权性质。政权性质决定一切。政治统帅经济，包括经济形式、所有制形式。我认为这是一个马列毛观点。应该用这个观点，去观察重庆的改革措施，从为谁服务，对谁有利看问题，从阶级倾向，政治倾向，路线倾向看问题，从而确定其阶级性质和方向性质。我所以用“倾向”二字，就是考虑事情的复杂性、不纯粹性，难于用纯粹的“非此即彼”去表达。

    作为一级地方政权，“重庆经验”能够做到那些，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看，我认为其社会主义倾向是明显的，而且，还在发展、变化。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动着的事物。也许，正因为明显，或者越来越明显，惊动了中央，于是，就要夺权、罢官。修正主义敌人比我们的自诩马列毛主义的同志好像还敏感。

    这样看问题，麻烦点，但是，比较符合特定复杂条件下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地方政权的性质总是服从中央的，薄熙来更是资产阶级的一员，而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既没有造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公有制，因此，他的一切措施，不仅是改良的，局限于走这条道路，自然就是改良主义的，最终是为稳定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因而甚至更反动。我不知道，我是否准确理解了认为“重庆经验”不过是改良主义一套的同志们的观点，如果大体是这样的，我以为这是错误的看法。错误来源于用简单的原则代替了活生生的复杂的现实实际。

    如果从重庆面临的实际条件出发去分析重庆经验，得不出改良主义的结论。

    改良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重庆经验的唱红打黑的实质，正是运用政权，进行阶级斗争，虽说是有限的阶级斗争。当然，薄熙来没有这样说。我批评他是“就事不论事”。但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

    改良主义的另一根本特征是不触及资本制度、统治秩序。重庆经验在经济上通过“国进民进”等举措，加强社会主义所有制比重，并保护劳动者的地位；在政治上通过“大下放”、“三进三同”等举措，体现人民民主国家机器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要求，这些，既是在所有制形式上的冲击，也是在特权制度上的冲击，具有深刻的社会变动意义。

    改良主义还有一个最常见的特征，就是只争取给人民以小恩小惠，而不触及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最终目的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这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里最流行。重庆讲民生，讲分蛋糕，也实际这样做了，这是不是改良主义呢？我看不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可以划清的界线，就是在进行整个的全局的分配时，是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主呢？还是以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主？重庆的一切政策的着眼点，是在劳动人民一方的。这有充分的数据、材料作证明。这样做，正体现了政权的性质，社会的性质，怎么是改良主义呢？不是。

    所以，重庆经验所体现的改革、改良，不是搞改良主义，是薄熙来在修正主义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个人相对孤立、相对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所进行的转向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很是难能可贵，也很是了不起。历史不会忘记薄熙来，人民不会忘记薄熙来。

    这个意见，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但我知道，那些高傲的满脑子充斥革命词句的同志，恐怕没有一次认真听取过，更不要说理解了。但是，好在人民理解。

    第三、要正确观察、对待变修的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

    薄熙来是一个代表。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已经变修的中国党党内的好同志的代表。我多次引用毛主席那段打动人心的名言。当年，在我们党发表猛烈批判苏修的战斗檄文时，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相信苏联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不赞成修正主义所搞的这一套的。毛主席的意见，体现了一种总是相信大多数人、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的看问题的立场、胸怀和方法，值得我们深思。其实，我们的好多同志，不都是后来才看清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而站过来的吗？就是东方红编辑部文章中所称的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不也是跟着邓路线走、也在体制内做事吗？将心比心。还是要坚持“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相信大多数人要革命，允许人家要革命。随便吹嘘戴高帽子不好，随便上纲扣大帽子也不好。盖棺才论定，慌什么。薄熙来在做好事，先支持他作好事，他受迫害，先反对对他的迫害，这才是最实际的有利于革命的作法，也是当前很实际的一个政治问题，同志们不要南辕北辙。

    那种袖手旁观，只会说风凉话，甚至只会嘲骂“狗咬狗”，而自己却不投入实际斗争的作风是不好的。说严重一点，这在实际上起了干扰斗争大方向的作用。

至于说到重庆经验行得通还是行不通，历史现在做了回答。重庆经验是脆弱的，也是危险的，有人说重庆是放大了的神木县，不无道理。在修正主义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局部的试图真正地完全地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重庆经验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那些拔高的过度的夸张，除了导致重庆早日垮台，没有任何积极的思想价值。重庆经验真的夭折了。这也不是只有“革命派”预言到了的。我在去年11月20日的一篇文章里，就这样写过：

    “那么，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情况怎样呢？这只能从已有的可信的材料作分析。由于中国政治缺乏公开性，材料是奇缺的，分析是困难的。只能作有限的探讨。

        在我看来，高层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从多位大员到重庆调研，并发表了肯定的意见看，多数常委是支持“重庆经验”的，是肯定这一倾向的。

        但是，两位最高的领导人，没有去重庆。不管薄熙来同志怎样说明他们的指导和支持，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他们没有对“重庆经验”公开表态。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是不表态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