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帆：我们真的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吗？
原创 2018-02-08 张云帆 前仆后继 编者按：这是我们之前一次读书会的部分讨论内容，现在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和探讨。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皇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无论他们“左”的口号喊得多响，也不过是为现实辩护的“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拥趸罢了。
（图：毛泽东时代的鞍钢“宪法”）
早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有人认为，从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是错误的，是超越阶段的。他们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们还说，“我们现在认识到，中国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开始把他请回来了。”[ii] 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教条之上的，即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才能建立社会化大生产，从而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唯生产力论。马克思在反对当时人们将他的历史理论僵化时就说过：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iii] 而这种资本主义补课论，正是把马克思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一般化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的过程。但是，每个国家面对的历史条件、外部条件都是不同的，是不可能按照相同的轨迹发展的。 在面对俄国的农村原始公社能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时，马克思就“违背”那些唯生产力论者总结的所谓历史一般发展过程，他的分析是: “另外一个有利于(通过发展公社)保存俄国公社的情况是：……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iv] 可见，马克思不认为每个国家的历史都会按照固定的顺序，依次经过每一个历史阶段，一个特定的社会能够向什么方向发展，要综合分析当时的种种具体的历史环境。 俄国当时也是世界中的一个落后国家，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现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列宁批判了这种观点：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v] 欧洲之所以经历了所谓“标准”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因为在欧洲发展向资本主义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促使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社会主义的建立奠定基础。 而新中国所面对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科学技术已经在欧美和苏联发展成熟，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是政权的领导阶级，同时还有苏联对中国进行科学技术和资金援助。 在这种种的条件下，如果斗争和经济建设策略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进行工业化建设，最终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基础，并进行相应的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变革。 有人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论证“资本主义补课论”，但是列宁明确说，“新经济政策”是“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实际上主要是向中农做了让步。中国革命道路与俄国革命道路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因而共产党在贫下中农中有很好的基础，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一点也是农业实现合作化甚至在后来向人民公社过渡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农业的合作社是农民自发开始进行的，后来只是中央做了推广。 况且，我们知道，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在清末已经达到了极限，想要通过小农经济实现富裕是根本不可能的。农业想要发展，只有依靠机械化大生产和现代的农业技术，但是小农经济无法与这样的生产力相适应，个体的农民没有经济实力和知识、技术来实现机械化大生产，在狭小的土地上也不可能进行机械化大生产。 这就有了两个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大农场，一种是从合作社发展向人民公社。按照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又会出现“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有弥望之田”的局面，势必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而城市工业化又不可能一下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岗位，那么就会出现英国“圈地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和农民工的悲惨状况。 而且资本主义的农业势必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承担国家工业化的成本，而资本家浪费掉大量剩余产品，造成工业积累困难。因而，实际上集体化是既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又有利于工业化的举措。
西欧国家的工业化，依靠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积累了原始资本。在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中，美洲2000多万印第安人被杀，非洲损失了近亿劳动力，非洲人沦为黑奴，而英国本身农民和无产阶级也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爱尔兰大饥荒中1/8的人口死去，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 而且，如果中国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在当时的世界背景下，要么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工业畸形发展，重工很难发展起来；要么就是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而像日本这样靠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有产业转移的国际背景；另一方面，他们都是纵深小的国家，如果中国走这样的道路，就会出现严重的沿海、内地不平衡，正如今天中国的状况。更何况，这样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实际上也是依附于欧美，失去了独立性。 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方面，社会共同承担工业化成本，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将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工农的生活，而且社会还能逐步扩大工农的福利；另一方面，国家可以有计划的进行工业化，平衡重工业、轻工业，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才是最符合当时的现实的。 因而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不仅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正轨，也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而，攻击毛泽东只懂打仗，不懂经济的人，实际上是完全无视当时中国面对的具体条件。毛主席就是根据当时中国面临的具体情况，才做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 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按照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就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按汇率法计算，从1949年到1978年增长10.14倍，年增长8.65%；1978年到2008年增长18.99倍，年增长10.5%。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更快。[vi] （图：毛泽东时代，国产运十大飞机）
就工业增加值来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到1978年增长42.48倍，年均增长13.9%；1978年到2008年只增长25.63倍，年均增长11.55%。而且，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增长比同时期美国的4.45%、日本的12.05、德国的6.65%、英国的2.5%、法国的5.1%、意大利的7%、苏联的9.5%都要高。[vii] 之所以那个时代人民感受到物质生活还没有那么富裕，是因为那个时候积累率很高，因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要快速建设，赶超发达国家，那么物质生活必定要受到影响。但是，要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是领导人和人民一齐勒紧裤腰带，当然要排除掉那些官僚主义分子；而资本主义建设，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因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资本主义补课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视理论和现实，大谈补课的合理性，其目的昭然若揭。
、[ii]王光美：《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iii]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
[iv]马克思：《给伊·查苏里奇的复信》
[v]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vi]、[vii] 数据引自：《毛泽东的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作者孙学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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