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连“信” —— 谈广州八青年

信连“信”

黄纪苏

我写信一般都是自己一人写，跟老婆合写的情况都不记得有过，只是在少之又少的情况下才会跟一些不大认得的人联署一封信。头些日子就联署了这么一封，为的是几个年轻人从读书会走进拘留所的事。这件事我一直关注，关注到这会儿，我想谈谈与此信相连的两种“信”：对真相的相信、对立场的信任。

　　一

　　先说第一个“信”，真相。有些人认为学生被抓，多半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比如说拿了中央情报局的钱。根据呢?没有——也许中情局有钱就是最大的根据。而我估计学生跟中情局没啥关系，是有过硬根据的：同学们别说拿中情局的钱了，就是在番禺的洗发屋洗脚屋门口留下一开口痰什么的，警方还不早跟喜得贵子似的在网上晒大丰收了?但警方先是饥不择食，给同学们安“非法经营”罪，后来自己也看不下去，又改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作为第三方，我们可以一点不相信学生，但不能一点不相信相信警方，警方自己都没提“境外势力”，咱就别提了，您还以为是帮警方提裤子呢?说到了这儿，就多啰嗦一句，“境外势力”如今被提到了吓人的高度，辽宁征地律师，其实也要具体分析。白求恩、马克思也是境外势力，通过中国官方资助了无数中国学者的福特基金会、洪堡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什么的，都是。

　　那么同学们到底怎么“扰乱社会秩序”了?由于警方什么都不说，现在只能参考同学们的说法：是因为他们组织了读书会。而读书会，不就是说得好听点儿的聊天么，怎么可能把人聊局子里呢?我跟几个聊得来的朋友一两个月也会聊上一次，从拆墙打洞到鬼步舞什么都聊，每次都佐以红茶绿茶，终以炸酱面打卤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不但可以甩开腮帮子胡吃，还可以发动黄牙床神聊，这当然是社会进步。青年学子聊天下兴亡，虽然态度更严肃、话题更集中，但也不过就是聊天。因司空见惯的行为而去了天日不见的地方，这的确让人纳闷：不至于吧?至于，但也不止于。原来他们聊当代史的时候，聊到了一道数学题：

　　根号下那个数字，已删帖似地从某些时空删去了。对这样的删帖，我是存一定“同情之理解”的。时间倒流到岌岌可危的27、28年前，那个着了魔似的数字真是最好别提，提了对谁都不利。但问题是，快三十年过去了，且不说中国已自信成了什么样，只说女儿都熬到了大妈闲时说先帝的阶段，还包得捂得跟坐月子似的，真有那必要么?再说空间，电视台“大声说出来”栏目不聊那个数字，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能力系列讲座”不聊那个数字也都罢了，私下里聊聊总可以吧?私下里中国人根号里根号外什么不聊、逮谁不骂呀。如果私人空间里也不许，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读者觉着到哪儿就是哪儿吧。我是一个思想相对中庸、行为趋于保守的人，不像很多朋友碰到这种事马上就联想到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权利。我只联想到据说是党校的规矩：“宣传有纪律，探讨无禁区”。我并不奢求公共空间的“探讨无禁区”，我只想保留私人空间的“探讨无禁区”。

　　言论的私人空间，界定起来也清晰也模糊：自己家肯定是私人空间。楼道算么?公共厕所呢?饭馆包间呢?学校教室按说不算私人空间，但只是挪作私用，而且就像很多人常挂嘴上的，“这话咱们关起门说”，学校当局发现不属正常教学活动，叫停就完了，怎么能定“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呢?如果这个罪名成立，那可真就人人自危了，亿万人都得投案自首，全国现有的看守所关押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都不一定宽裕。

　　二

　　再说第二个“信”，立场。我起先不知道涉案同学们的具体政治立场。致番禺警方的信发表出来后，有朋微信跟我打听“张云帆是左派么”，我回答说不知道。“不知道”包含的意思是，此案重点不在“左”“右”。 私人空间里讨论《肉蒲团》都应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应受国家机器的干涉，前些年忘了是山西还是陕西警方抓一对夫妇在家看黄碟就属枉法，文革期间我见过类似的场面，不愿再见到。当然，如果云帆他们真是因讨论《肉蒲团》被抓，我就不一定真有动力去质询警方了。云帆他们这件事，之所以让我觉得义不容辞，除了人人自危、唇亡齿寒的感觉，还因为对他们基本立场的认同。虽然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主义”什么“派”，但他们显然属于心系天下的理想青年。如今黑压压满世界精致和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的无非玩跟乐，说的净是房和车。云帆这些青年的出现足以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动。还有那几位青年男女，无论出于友情还是忠于爱情，为营救自己的同学不辞辛劳、不知疲倦，奔走于寒天冻地之间，这让我想起多年以前、这个季节里、蜂窝煤炉里那几丛燃成一体的火焰。

　　后来，云帆等几个同学取保候审，加上被通缉的几位，他们纷纷发表自白，结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说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即“毛左”、“马克思主义者”。我不是毛左，对毛有不少批评;也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闹不懂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算“科学”。但我会从某些角度认同它们，比如说，我喜欢向弱者、被压迫者伸出援手的马克思主义，而对于被人当作镜框、梯子或警棍的马克思主义，我每每感到悲哀。在我看来，云帆他们头些年读书时在北京大学开展的、后来被校方取缔的后勤工人生活工作环境调查，才真正延续了《资本论》的血脉。这次涉案的同学大都出身贫寒，父母省吃俭用送他们上大学，肯定是希望他们从此加入精英人群，再别回头。可这些年轻的读书人却带着阶级的自觉重返父母兄弟，和阿姨大叔混在一起，就像歌里唱的，“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读书会的组织者徐同学写到家乡的困窘，写到流水线上姐姐蹉跎青春的身影，他最后说：帮助像父母那样的穷人，是我最好的生活。往年媒体让我推荐最动人的一句话，我实在懒得回复。今年如果还有人找，我就推荐这一句。

　　前几天碰到一位朋友，最近当了人大代表，我问代表们有没有讨论让成千上万“低端人口”颠沛流离的清理拆墙打洞。朋友说，没听见谁议论这个，不少代表来自大型国有和民营公司，他们更关心清理大广告牌的事。我真觉得，本该为“低端人口”代言的“左派”还不如这些两会“代表”忠于职守呢。别看他们平日举杆旗站工农头里，可工农一摊上具体事，他们就连人带旗无影无踪。一打听，不是忙着搜查“汉奸”“带路党”，就是聚精会神筹划“突破第二岛链”的战略战术，要不就是在北大西洋的风里跟其他彩旗一块展望22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见了“工农”这个词儿他们要多亲有多亲，但遇到具体活人，他们所见多半是“刁民”，所忧八成是“左右民粹”。这些工农的“代表”，不知道净代表谁了。而云帆这些“左派”，倒像是有可能真地为那个无声的阶级说话，但这需要我们现在先为这八位或“候审”或“在逃”的青年说说话。这些同学中，我刚刚读到一位女生顾佳悦的一首《致同路人》。四言诗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的箴铭，这首关于信念的箴言，也许会铭记在当代思想史和诗歌史中：

　　思我同志，如足如手。念我工农，谁护谁佑。牢狱之难，无惧无愁。

　　众志成城，解难解忧。长路暂别，莫失莫忘。愚公移山，不死不休。

　　有些“左”派不想为这八位青年说话，据说是怕“左右合流”。这可能是托词，也可能是真怕。中国的思想流派，本应是现实世界利益分野在观念世界的反映，但这么多年看下来也不尽如此。这“主义”那“主义”之间的不少梁子和破事儿，跟真的无产阶级真的资产阶级真地没半毛钱关系。所以我建议怕的朋友找个左右没人的时候，大声问问自己究竟是怕什么?有些人已经成习惯了：每天出门，先左顾右盼，看“右”派去了哪儿，如果人家出胡同东口往南，他们就一定出胡同西口奔北。问题是“右”派进厕所也有进对的时候，人家进了男厕，他们就非进女厕，结果弄得声名狼藉。秦晖、徐友渔、于建嵘诸位这次愿意为几位同学说话，践行了自由主义“我虽不…我誓死…”的原则，这个原则我觉得比“凡是敌人…凡是敌人…”的口诀要好。我认为，有希望有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包括这样的原则。我相信云帆他们这些最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也会这么想。

　　201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