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规模增长面临拐点，教育结构有较大改善，绝对收入也还在持续增长。但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属于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本文使用2006-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五轮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方法，发现结构改善没有真正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自评反而在下降，呈现“逆成长”态势。因此，本文认为即便是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市场因素自发调节和纠正农民工受歧视的地位仍难以实现，应该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加以深刻反思。

　　▍研究背景

　　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在城乡夹缝中追求更好的生活，户籍上属于农业户口，身份上是农村人，职业上是工人。与农民相比，他们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却收入微薄的尴尬;但与城镇人口相比，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职业岗位等方面均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虽然农民工阶层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备受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使用多期横断面调查数据来分析农民工中长期变化的研究并不多。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陷入新的衰退周期，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亦难以幸免，依靠低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出口外向型经济遭受冲击，进入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不过，农民工就业却基本保持平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2015年农民工数量高达2.77亿人，与2014年相比，增长了1.28%。尽管农民工总量在持续增长，增速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劳动力供给拐点即将出现。

　　这一时期，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1)高学历农民工的数量显著增加。2011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例为5.3%，2015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进一步增加到8.3%。(2)农民工就业出现脱离第二产业的趋势。从事第二产业农民工的比例也从2008年的60.2%下降到2015年的52.2%。(3)农民工绝对收入上升，增速却显著下降。从2010年到2013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2015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却只有7.26%。

　　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中，教育、职业和收入是决定社会经济地位最为关键的变量。近几年农民工在教育、就业行业和收入水平上发生的显著变化理应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自我评价。为了分析这些变化，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全国范围内的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方法，分析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自评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差异。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变迁

　　户籍政策和教育政策对农民工的影响最大，不仅改变了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还改变了农民工的构成。本文尝试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户籍政策、教育政策的变革过程，以及不同时期的政策变革对不同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的影响。

　　1.户籍政策的历史变化及影响

　　尽管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试图以居民身份证制度取代户籍制度，但直到9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才出现实质性松动。1997年出台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出台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落户。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对小城镇落户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则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不同时期的户籍改革重点不同。80年代户籍改革重点解决的是农民进不了城的问题，90年代户籍改革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而最新一轮户籍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市民化问题。从表面上看，三个不同时期户籍政策调整只影响到特定时期的一部分农民工群体，但事实上这些政策整体性地改变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机会和生活预期。

　　2.教育政策的历史变化及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大学生统招统分、给予干部身份和城市户口的优待，对当时缺乏向上流动路径的农村社会而言，上大学就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但整体而言，“70后”以及更早期的农民工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极少。

　　人们习惯把1999年视为中国高校扩招元年，当年高校招生总人数超过150万人，增幅超过40%。高校扩招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升学率，从高考录取率的数据来看，1977年恢复高考时录取率不足5%，1998年达到34%，2012年则接近75%。高校扩招让更多的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家子女进入了高等学府。

　　真正让农家子女既能上大学又能保留农业户籍的政策是一个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便民措施”。2003年出台的《公安部三十项便民利民措施》规定，“考取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入学时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此时，农村户口含金量随着承包地、宅基地升值以及各种补贴出台而提高，特别是城镇近郊土地升值，使得一些农家子女选择了不转户口上大学的方式。

　　让农村大学生不愿意转户口的另一个原因是：高考扩招之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而相当一部分农村大学生就读的学校是三本或者高职院校。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文凭贬值，再加上社会资本的不足，使得他们在职业发展上遇到瓶颈，难以谋得较好的职业岗位。高职院校的农业户籍毕业生多进入了技术性蓝领的职业岗位，加入了“农民工”的队伍。

　　1999年的高考扩招、2003年的便民措施，再加上农业户籍含金量提高和文凭贬值等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形成了农民工教育结构变化的分水岭。在“70后”以及更早期的农民工中很少能看到大学毕业生，而“80后”以及更后来的农民工中大学生已经占到了一定份额。

　　3.农民工个体生命历程变迁的代际差异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工从人口结构到生活方式，从经济地位到社会认同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王春光在评价白南生等人关于农民工“80年代以寻求就业为主转变为90年代以寻求增加收入为主”的观点时认为，单纯从经济视角来审视以“8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不够的，更要关注到他们社会认同的代际差异。王春光认为，社会认同的代际差异有可能改变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早期的农民工多以有务农经历的“60后”为主，他们的定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趁着年轻力壮外出赚钱补贴家用，最终是要叶落归根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特别是当他们在流入地社会陷入失业困境的时候,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那样选择回归农村，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外地,继续过着流动的生活”。这意味着不同年代的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出现了整体性变化。

　　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也有明显的年龄效应。李培林(1996)对济南农民工的调研中就发现，收入最高的是26-35岁的农民工。他还发现连续外出务工3年以上的农民工收入最高，这说明农民工也存在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较多的工作经验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还受到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时期影响，特别是2003年之后，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民工荒”，且持续多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客观上为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变革提供了条件，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能够延续他们的职业生涯，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则有了更多的选择。符平和唐有财(2009)的研究发现，即便处于“民工荒”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年龄之间仍然存在着“倒U型”轨迹。他们没有走出上一代的阴影,继续深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这些都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存在着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同时还有“倒U型”曲线的年龄效应。

　　其实，不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都会受到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和年龄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评，加上出生队列所带来的代际差异，兼具有年龄、时期和队列的混合效应。

　　（二）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评是社会分层领域中的主流话题，相关研究的文献非常多。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与本研究相关的重要文献加以评述。

　　1.教育

　　尽管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可能加剧了机会的不平等，但不可否认，高等教育扩张也惠及了农民工阶层。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没有改变户籍属性，使农民工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呈现出明显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从教育与年龄之间的变化来看，关系较为复杂：在义务教育阶段，同一个出生队列受教育年限与年龄之间几乎是完全线性关系;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受教育年限与年龄之间仍然会保持较强的线性关系，但线性关系会在完成高等教育之后基本终结。如果只使用单个时点的横断面调查数据，可以假设被调查者构成了一个虚拟队列，这样就构成了受教育年限与年龄之间的线性关系，但这种情况与现实生活不一致。综上，本文只提出两个关于教育的假设。

　　假设1a(时期效应假设)：2006年到2015年间，农民工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

　　假设1b(队列效应假设)：农民工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而增加。

　　2.收入

　　在全社会收入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农民工绝对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指标应该是相对收入，也就是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位序变化。收入歧视和收入影响因素研究是农民工收入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应用最多的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其基本假设包括：人力资本越高，收入越高;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决定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是教育，而随着农民工阶层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增长。同时，高考扩招的主要受益人群是“80后”农民工，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也会让收入水平更高。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歧视，其教育回报率低于城镇人口，这意味着虽然其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教育却可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导致收入增长速度比其他社会阶层更慢，相对收入变动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沿袭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与收入相关的假设，提出下面三个关于收入的假设。

　　假设2a(时期效应假设)：2006年到2015年间，农民工阶层相对收入水平逐年提高。

　　假设2b(年龄效应假设)：农民工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变化。

　　假设2c(队列效应假设)：农民工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而提高。

　　（三）社会地位自评

　　社会地位自评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被称为主观阶层地位认同。通常认为社会地位自评作为个人对自己的总体性评价，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出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能够体现出一些客观指标无法体现的社会内容。但这也会造成社会地位主观自评与客观指标之间相关性较弱以及认知偏差带来的“趋中型”等问题。

　　以往的研究者发现，影响社会地位自评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客观结构性和主观建构性两个方面。客观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教育、收入、住房、政治身份、户籍属性等，主观建构性因素则包括公平感、幸福感等主观态度。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农民工，其个体特征上差异不大，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地位自评与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地位自评在年龄、时期、队列上的变化。考虑到农民工在教育和收入上的变化可能具有相似性，本文提出下面三个关于社会地位自评的假设。

　　假设3a(时期效应假设)：2006年到2015年间，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自评逐年提高。

　　假设3b(年龄效应假设)：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自评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变化。

　　假设3c(队列效应假设)：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自评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而提高。

　　▍描述性分析

　　农民工收入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是造成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是决定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性变量。因而，本文的分析也从教育开始。

　　(一)教育

　　从整体受教育情况来看，2006年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年，随后持续上升，到2015年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9年。

　　图1中左图是按照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图1中右图则是把五轮调查按照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的年龄计算的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从左图中可以看到，2006年到2015年五个时期的调查结果几乎完全重叠，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他们的出生队列后延而快速增长。“60后”和“70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0年以下，而“85后”、“90后”和“95后”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超过了12年。从图1右图中分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除15-19岁年龄组之外，其他年龄组的农民工基本上是年龄越大平均受教育年限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