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苏维埃社会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列宁在这一时期围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表现，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由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刚刚从资本主义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不具有保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弊病。无产阶级既要承认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更要努力去打破这个资产阶级的框框。

十月革命成功后，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课题。当时，除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叛乱之外，还有一个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这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俄共(布)党纲草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合作制》等许多重要著作中，反复地论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和交换、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肥沃土壤。为了铲除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老根，列宁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

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社会主义则要求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后，必须立即着手变革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取消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划破彼得堡的长空，武装工人占领冬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实行这种变革开辟了道路。为了把马克思“剥夺剥夺者”这个著名的公式，转变为土地、银行、工厂国有化的现实，列宁在紧张领导武装起义的时刻，就起草了著名的土地法令。后来，列宁又亲自写了工人监督条例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签署了关于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的法令，等等，发动了一场“赤卫队攻击资本”的斗争。当时，俄国的银行资本家实行怠工，妄图从经济上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吸取了巴黎公社在对待法兰西银行方面的教训，采取了极其果断的措施。列宁说：“我们有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应当在今天早上占领一切私人银行。”事实正是这样。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遵照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指令行动的“拉脱维亚团”的战士，从早上七点出发，到上午十一点以前，就夺取了金融资本家的顽固堡垒，办好了彼得堡全部二十八家银行的国有化的手续。到一九二O年底，实行国有化的企业已达四千五百家左右。当然，银行、铁路、商船、对外贸易、工厂等收归国有，并不就是万事大吉了，在国营企业里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还有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在那些领导权并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企业中，工作搞得很糟糕，“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散漫、涣散、肮脏、胡闹、懒惰的典型”。列宁批评苏维埃的报刊没有有力地揭发这些事实上存在的“黑榜”，强调“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不作声地容忍这样的工厂，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废物。”列宁非常痛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为一小撮人谋私利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号召大家来揭发和批判这种典型，与之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

在土地国有化之后，地主、皇室、教会的土地一律无报酬地交归农民使用，农民一共领得了一亿五千多万俄亩的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五亿金卢布的租金。但是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半是劳动者，半是私有者。仅有土地国有化，在一个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般的国家里，是不可能有巩固的社会主义的。列宁非常重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当时，实践已经创造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形式，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协作社）。列宁把国营农场看成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基地，在莫斯科附近的马尔采沃—布罗多沃村的“林中旷地”国营农场，就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建立的。列宁努力扶植农业公社的发展，他说：“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在列宁患病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还写成了《论合作制》这一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性文件。列宁虽然没有看到农业集体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完成，但已为这一胜利进军规划好了前进道路：党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必须牢牢地依靠贫农，善于团结中农；组织合作社之后，还要继续努力去实现由小集体向大集体的过渡，再实现由大集体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实现全民所有制之前，农民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小生产者的习性，如果不注意这点，不继续实行积极的引导，“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农民的小集体经济，不继续前进，就要倒退。在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始终坚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商品交换通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要货币还存在，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就必然还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列宁非常注意限制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产格的国家监督，逐步地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自由贸易，充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问题，“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的第二天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认为，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让自由贸易泛滥成灾，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不能维持卞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为了限制自由贸易，打击投机倒把，国家需要控制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产品，“专由国家经营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这方面的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以粮食为例，根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的统计的二十六个省的资料，一九一八年在供应居民的一亿二千一百万普特粮食中，由投机商贩供应的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三，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七。“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规定的价格”，甚至更多。一九一八年九月，投机小贩从产粮省份收购并运出了四百五十万普特以上的粮食，大量在市场上销售。一九二O年四月，莫斯科市国家规定的粮价为每普特九卢布七十七戈比，而自由市场的价格则为七百二十四卢布六十二戈比，黑市价格超过了国家价格七十三倍。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不仅自己亲自出马“破坏固定价格，进行粮食投机，每普特粮食赚一百、二百以至更乡的卢布，破坏粮食垄断和合理分配粮食的办法”，而且挑唆贫农去干这种投机活动。譬如，给某个贫苦农民一普特粮食，不要他付六个卢布，而只要他付三个卢布，让这个被腐蚀的贫农也去“享受”投机利益，也去以一百五十个卢布卖出这一普特粮食“发发小财”，以煽动他们来反对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的苏维埃政权。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反革命党派，代表富农利益，东奔西窜，大喊大叫，反对粮食垄断，“抗议”粮食专卖，提议抬高固定价格、允许私人自由贸易。为了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列宁号召：“应当起来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者，反对富农、土豪、破坏分子和贪污分子”，“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与燃料的事情上一切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当时，取缔和依法惩办粮食投机者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粮食投机者分别处以十年徒刑以上的重刑。根据列宁的建议，数以万计的工人组成征粮队下乡，把贫农组织起来，击破囤积、贩卖粮食的富农和投机商人的反抗，夺取他们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和饥饿的工人。苏维埃政权还直接发布法令，取缔自由市场。当时，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自由市场，是投机商和粮贩进行黑市活动的一个中心，“苏哈列夫卡”成了投机倒把的代名词。根据列宁反对投机活动指示的精神，莫斯科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二O年下令封闭了这个自由市场。列宁热情地歌颂这一革命行动，并对这方面的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列宁说：“我们已经同‘苏哈列夫卡’作过斗争。……、‘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但可怕的并不是已经被封闭的‘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旧时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

只要商品生产还在进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必然会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比较快的对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剥夺，但是货币制度却要保留下来。要消灭货币，取消商品生产，这是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的。当货币交换还存在的时候，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法律上的，而不可能是事实上的。每个手中掌握大量货币的人，都有运用这个“昨天的剥削的残余”，来进行新的实际剥削的可能性。“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市，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列宁认为，“单舔银行国有化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遗毒作斗争是不够的。”无产阶级必须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以便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和积累经验，考察那些办法对于限制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最有效的。为了阐明无产阶级利用货币是为了消灭货币的思想，列宁特别写了《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篇论文，指出我们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以后，“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目前我们还要爱惜金子，使用货币，不过是“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而已，而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所有的狼，像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所应有的那样”。

列宁限制交换领域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波浪起伏地前进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O年的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阻碍了生产力的恢复。加上一九二O年的歉收，困难更加严重。斗争形势要求党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生产力，活跃全国经济。一九二一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改变余粮收集制，实行以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等为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贸易自由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活跃起来，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是被迫采取的暂时退却，是一种“特殊的过渡办法”，“新的迂回方法”。实行这种退却，是“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人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列宁满怀信心地预言：“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到一九二二年春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就明确宣布：“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活性科学地结合起来的典范。”可见列宁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科学地结合起来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