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初次尝试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亲身经历的这场重大事变。他以法国阶级斗争为主线，研究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诞生到覆灭的历史。尤其是，他对秩序党人走向失败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工业社会中党派活动、阶级政治和国家形式的内在因果联系。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创见性的理论和方法，为政党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848年革命是欧洲工业社会的重要转捩点。在艰难转型中，欧洲出现了普遍的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1848年2月24日，法国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轰然垮台。经历艰难的分娩，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然而，新生的共和国仅仅存在了不到四年，就被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扼杀了。作为这场革命的亲历者，马克思在政变后认真总结了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经验，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经典著作。在此书中，马克思首次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剖了第二共和国的兴衰。尤其是，他对政党、阶级政治和国家复杂互动的分析，开创了政党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法国二月革命

一、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路易·波拿巴政变后不久。这部简短精悍的著作，对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2日期间的法国革命进行了讨论，以洋洋洒洒的笔触对各个政治派别的斗争进行了描写。马克思在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中穿梭游弋，展现出透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恩格斯强调了这部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1]

路易·波拿巴

马克思十分熟稔法国历史，在巴黎居住期间，他为研究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史做了大量笔记，并曾打算写一本《国民公会史》。因为，法国革命在此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明显。”[2]二月革命之后，马克思受法国临时政府之邀重返巴黎。他密切地跟踪法国政治时局，为《新莱茵报》撰写了大量时评。[3]在撰写这本著作前，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作为革命的理论家和学者，他试图揭示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内在联系，以及波拿巴政变成功的原因及后果。

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在这部著作中，他力图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4]对他来说，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是一场笑剧。革命失败了，“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5]这场阶级斗争最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无言语的力量对言语的力量的胜利。旧国家的一种权力首先知识从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无限制的绝对权力。”更值得瞩目的是，现代阶级斗争产下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怪物——“波拿巴主义”，国家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成长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寄生机体。而在理解第二共和国历史这把钥匙中，秩序党人和波拿巴的斗争十分关键。回顾现有研究，专门讨论马克思论秩序党问题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结合秩序党代表人物的相关回忆录和通信集，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诠解，力图勾勒出马克思政党理论和方法的基本特点。

二、走向联合：秩序党的阶级分析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历史中，秩序党却占有十分关键的地位。秩序党主要由正统派（Légitimistes）与奥尔良党人（Orléanists）两大保皇派联合组成。其成员包括梯也尔、巴罗、托克维尔、莫莱等著名政治人物，许多军队、大学、教学、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贵，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6]所谓正统派，是1814年到1830年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而奥尔良派则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奥尔良派

在马克思看来，正统派代表的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奥尔良派代表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反对仅仅通过政见观点来研究党派。他问道：”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吗？”在马克思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他尖锐地指出：“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绝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会议、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7]

两大保皇党休战联合的重要原因，主要来源于对社会主义者激进革命的恐惧。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城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8]秩序党建立于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之后，是一个反革命政党。这个党派把社会主义者视为“社会之敌”。他们认为，革命之后将产生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社会。例如，秩序党人的重要政治家托克维尔就把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视为“二月革命的哲学”，他认为：“这种理论燃起真正的激情，激发嫉妒心，最后引起阶级之间的战争。”他注意到，六月起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以改变政府的体制为目的，而是以变更社会的秩序为目的。实际上，它不是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的战斗，一种努力造反的战争。”[9]他把革命罪责归因为社会主义鼓动家们对财产不平等的错误论述，释放了巴黎群众的贪婪欲望。因此，秩序党人提出了“财产、家庭、宗教、秩序”的口号，借恢复国内的安宁为名实行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在六月革命后，两大政治派别逐渐走向了联合。[10]1849年，在梯也尔等人领导下，秩序党人成立了领导机关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Comité de la rue de Poitiers）。在1849年5月议会大选中，秩序党大获全胜，在705个席里占了450席，牢牢掌控了议会多数。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用大量篇幅研究了秩序党，讽刺嘲笑了秩序党作茧自缚，把政权拱手让给行政权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秩序党的反社会主义本质。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所有各集团联合为秩序党，这是土地所有主和资本家为维持对劳动的经济奴役、维护保障这种奴役的国家压迫机器而结成的党……他们的阶级统治是与生产群众的解放直接公开对抗的——秩序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经济政治条件的代称，是奴役劳动的代称……实际上，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耶稣会教徒，伏尔泰信徒，彼此抱成了一团。他们已经不再躲藏在王冠的庇护之下，已经不能再把他们的那些党争粉饰为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从而使人民对它们发生兴趣，已经不再彼此分高下……它的直接任务，它的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镇压人民。它是阶级统治的恐怖。”[11]因此，秩序党不再以保皇党的面目而出现，而是第一次作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