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批评对于一切否定在路线、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所不同的是，刘少奇在毛泽东批评以后很快就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现在否定总路线的人却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之后，（邓小平对于这一革命曾给予高度评价，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给予了极高的极高的评价,说：“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其实质和要害，就是要反对在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理。这一点，辛子陵在今年2月9日科技部离退休干部座谈会的讲话里就亮出了他们的底牌：“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行动，页是他们对抗中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行动。现在全国人民正在要求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这是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保卫宪法尊严的正义之举，作为一个中人民共和国公民，我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问题还在于，这些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人，还都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高级干部。他们说“两头真”，把年轻时信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说成是“真”，把离退休后一心搞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重新走上“正轨”也说成是“真”，而中间一段是假，这就说明他们虽然表面上还是老党员、老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早已背叛了共产主义，他们实际上早已是共产党的叛徒。他们的所谓“两头真“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他们跟共产党和毛泽东干革命其实都是假的。也是辛子陵的那个讲话里说，“京戏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是“员外”，所谓“员外”就是定员以外的人员，不在编，但还拿朝廷的俸禄，就是告老还家的官员。我们就都是“老员外”。头上没有乌纱帽，不求升迁了，可以讲真话，讲心里话，不需要跟风，不戴假面具讲话。”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他们参加工作、入党并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为了“乌纱帽”，为了做官。因为目的是为了做官、升官，所以他们只好把内心的东西隐蔽着，只好“戴假面具讲话”，讲假话，不讲真话。现在不同了，离休了，没有官职了，没有乌纱帽了，没法升迁了，他们就干讲真话了。这是对“两头真”的一个极好的说明。这个说明清楚地表明那些所谓“两头真”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他们算不得是人，只不过是一群见不得阳光的丑类，是一群不齿于人类的人渣而已！不过他们自己似乎还自视甚高，这让人感到十分可笑。李普、李锐、黎澍三人因为都是湖南人，因为年龄相若、参加工作时间相若、入党时间相若，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一致、兴趣爱好差不多，彼此气味相投，晚年常在一起相聚，可谓至交好友。不过黎澍走的较早，1988年即已去世。1998年，李锐写了一篇《黎澍十年祭》，其中讲到黎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其第五点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从这里也可见“两头真”们对毛泽东思想和思想改造的极端仇视的态度。本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他们却把毛泽东思想和思想改造和宋明理学、昆明知道的修养混为一谈，将接受思想改造的人视为假道学、伪君子。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思想改造的污蔑，也是对一切就接受毛泽东思想认真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污蔑！在中国，按照毛泽东思想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很多，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赵九章、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为中国科技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伪君子这样的帽子戴不到他们的头上，戴到“两头真”们自己的头上倒是再恰当不过的。 李普去世后，有人在纪念文章里写了他生前的一件事：“李普勇敢而无情地解剖了自己曾经的‘可恨’、‘可笑’的‘左’，坦诚地向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两次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这段话本来是称赞李普的。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李普两次发言的不良动机。我们知道，人口问题是过去是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解放后由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取消了社会学系，人口问题就成了经济学领域的问题。李普当时在北大政治系做系主任，而他对于经济学其实是个外行，对人口问题并没有什么研究根本无需他去发言，而他且表现的十分“积极”，作了两次发言，还利用他在新闻界的关系两次登上《人民日报》。后来因为提倡一胎化，“精英们”和主流媒体大力肯定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又跑出来“勇敢地”说他当年的发表的文章是“信口胡言”。在我看来，像李普这样的人，完全是一个跟风派，是一条变色龙，有什么可称赞的？相反，那时的在中国和北大，还有另一些人，一些真正研究学问的有科学良心的学者，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资本论》及若干古典经济学名著的译者王亚南，早在40年代就写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张培刚，都在自己的论著里批评了马马寅初的观点，但他们与所谓风无关，用王亚南的话说，那是因为感到“不能已于言”才写的。他们的文章有理有据，而绝不是“信口胡说”。在北大经济系和马列室，也有一些进步的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如樊弘教授、陈岱孙教授，还有赵婧、韩佳辰、周家本、诸葛殷同等人，对他们的马校长宣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实在看不下去，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对《新人口论》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他们也不是跟风，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讲话，弄得马寅初也无可奈何。后来当一些人跟风转向时，他们也没有出来说自己过去错了之类的话。两种人一比较，其人品之高下自不待言。不知“两头真”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的名言。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们决心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今天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实际上也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而自由主义者则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绝对化，大肆吹嘘所谓“普世价值”，妄图让资本主义覆盖全世界，并且永世长存。他们不懂得，历史发展到今天，资产阶级引领历史前进的时代早已过去，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引领历史前进的时代也早已到来。这样，资产阶级也早由昔日的左派变为今日的右派，而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则取而代之成了今天的左派。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是右派中的极右派，那么共产主义者就是左派中的极左派。这两大阶级、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今后还要继续斗争下去，但是，我们坚信，正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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