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事都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性质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已转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绝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更不是毛泽东在1953年才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包括刘少奇在内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而经过七届二中全会，更形成为全党共同的意见。当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土匪和反革命还没有肃清，新区的土地改革还有待进行，总之，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后来还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而许多人对于革命的转变还缺少思想上的准备，因此，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并没有明确写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正如周恩来在1949年9月22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对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特点所作的说明里指出的：“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高龄者究竟的部分里面，意见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页）周恩来这个讲话，最清楚不过第说明，第一届这些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就意见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筹备会讨论时，“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而共同纲领里的经济部分，“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李普当时是新华社驻中南海的记者，他曾上天安门城楼报道开国大典，他理应比其他人更知道周恩来讲的这些话，怎么会“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事实是，毛泽东本人也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好，他们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质是非常明确的，至少从1948年9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一直到同年9月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觉全体会议，他们对于取得政权后革命性质的转变，对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对于新民主主义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都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要说改变看法，那改变看法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如前所述，刘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取得政权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的讲话曾收到盖度称赞，这些观点后来作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为全党所接受，但是，刘少奇自己的观点却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1949年5月6日，他在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在谈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时说：“我们不要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太强调，帝国主义就会插进来，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后备军。除开国外矛盾，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可以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这一说法和他在948年9月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到了6月4日，当他在北京向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北京市党政负责干部作报告时，调子就更不一样了。他说，天津的资本家问“社会主义怎么搞”，他的回答是：“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可能具体地讲”（见《刘少奇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而他在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力，在谈到《共同纲领》“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的意见时，刘的回答就与上面引述的周恩来在之后第二天（9月22日）就同一问题所作的的回答大不一样，他说，“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刘少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 比较起来，刘少奇的回答较之周恩来的回答要消极得多，它只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世界是随笔了问题周恩来的回答则强调了所提意见的积极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暂不写上”是为了通过宣传和实践让大家来认识，这是“更郑重地看待它”。 毛泽东虽然认为取得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但也并不认为新中国已成立即应该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代理很简单，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新中国成立时，东南沿海、华南、西南还有许多帝国没有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岛都是建国以后才解放的。更不用说台湾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在进行破坏活动，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新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国民经济英语找到战争破坏而急需加以恢复，社会生产在大量的失业人员。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蒋介石逃跑时运走大量黄金白银，一些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资本操纵市场，大搞投机活动，想致新生的红色政权于死地，而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又造成了财政的困难。195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了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同时提出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注重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而在随后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还安抚和鼓励各民主党派人士说，“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正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你也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页）在这里，由于土地改革还刚刚开始，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毛泽东虽然也讲了社会主义改造 “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但是，和刘少奇不同，他不是回避 这个问题，而是把将来要过的社会主义关和当前还在过的属于民主革命范畴的战争关、土改关联系在一起，鼓励大家积极过好这两关，就是为将来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创造条件，就是对人民作出了贡献，就会有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极左派所具有的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未来，坚持不断革命的伟大精神。 不仅如此，刘少奇还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口号，并且在实践中利用自己的权力背着毛泽东和党中央，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批语，反对山西省委开展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这些事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坚决反对。毛泽东曾经严厉地指出，“ 有人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上主要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他还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 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的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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