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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极左派的正解和对所谓“两头真”的批判(二)

2017-12-8 00:5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840| 评论: 0|原作者: 奚兆永|来自: 红旗网

摘要: 长期以来,右派们都喜欢把所谓“极左”这顶帽子送给左派,而在左派内部,有些人也很怕这顶帽子,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一旦有人给他扣上这顶帽子就好像自己真的犯了什么大错似的,不能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更有甚者,在左派内部还有人跟在右派后面批评自己队伍内部那些思想更先进、信念更坚定、革命更彻底的人,说他们是“极左”。 ... ... -----------------------------7e18c5500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articlebutt
奚兆永:关于极左派的正解和对所谓“两头真”的批判(二)
2017.12.07作者:奚兆永

长期以来,右派们都喜欢把所谓“极左”这顶帽子送给左派,而在左派内部,有些人也很怕这顶帽子,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一旦有人给他扣上这顶帽子就好像自己真的犯了什么大错似的,不能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更有甚者,在左派内部还有人跟在右派后面批评自己队伍内部那些思想更先进、信念更坚定、革命更彻底的人,说他们是“极左”。

接上篇

李普生于1918年,卒于2010年,湖南湘乡人,1937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记者、省委宣传部长、北大政治系主任、新华社副部长等职。而对于这几十年思想经历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这就是杨继绳所说的“两头真”。

应该说,李普在他青年时代——也就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那一头“”是不难理解的,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又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人们反对专制,有强烈的要求民主自由的愿望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后来的一段时间怎么会由这个“真”变成了“假”的?

李普逝世后,徐迅雷于2010年11月15日在《光明网》的《光明观察》栏《向新闻界前辈学习“两头真” 》一文中说,“作为记者的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胜利和成功的喜悦,也见证了并评析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拐点’。他认为这个拐点是1953年。他认为‘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杨继绳在《追忆李菩》一文中说的各位具体,他说,“李普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之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他们看来,李普等一批老革命由真变假是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是毛泽东破坏民主和法制造成的。

这些说法表现了李普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的极端无知,也是他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肆意歪曲和极大污蔑。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十分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也说,““我们的口号(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引者)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顺利地进行。(《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95年版,第594页)

毛泽东在1939年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黑体为引者所加)他还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而这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同上,第651-652页)

可以说,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已经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说得够清楚了。他们既指出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又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革命论,教导我们既不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不能在两个革命间建筑起万里长城,在民主革命完成(其标志是夺取政权)之后就应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无论是马恩《共产党宣言》,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还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而且其篇幅也不长,论述也通俗易懂,不像《资本论》那样大部头的著作难读,作为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并曾曾任北大政治系主任的李普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然而他对此似乎毫无所知,这很使人大惑不解。

问题还在于,不仅马恩、列宁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而且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夕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而在这之前,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并研究了革命胜利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在13日的会议上,着重就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作了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在这个发言里,刘少奇不仅强调了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多种经济成分中中的领导地位,而且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对于刘少奇的这一发言,毛泽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传。……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他还说,“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后来,刘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即七届二中全会前一个月)写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问题》中又十分明确地再次讲到,“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前途目的而斗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此种斗争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产党宣言最后一页,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阶级要立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列宁两个策略也说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一刻钟也不要忘记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纲亦然)。”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其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东欧各国过渡了三年,因为资产阶级有暴动的阴谋,如果没有这一点,可能不止三年,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刘少奇言论集》,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版,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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