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极左派这一概念的正解 我们说，左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是革命的、进步的，但是在一些人看来，若在左派前面加了一个极字而成为极左派就不好了。这样理解极左派恐怕与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凡事都讲个“中庸之道”有关。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话说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宋代大儒朱熹对此的解释是，“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能体之，小人反是。”（《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9页）儒家的这些说法当然是认为有了这个极就不好了。其实，极或极端是一个程度副词，用以作形容词的最高级，它对所说明的事物或行为的好坏程度虽然有重要的影响，但这个副词本身并不能决定事物或行为本身的性质，它与“最”字一样，如果被说明的事物和行为是肯定的，加了这个“极”字就是这个被肯定的事物或行为已达到了顶点。实际上，就是解释中庸的朱熹，在称赞中庸时也用了“精微之极致”，这本身就说明，极字并不一定就不好，有时还好得很呢。在通常，我们说某件东西是“极品”，那显然是说它是无与伦比的好，而绝不会因为有了一个“极”字就认定它不好。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里说白求恩“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难道因为用了“极端的”一词，就是否定白求恩“负责任”和“热忱”了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在这里，正是因为有了“极端的”三个字，就说明他的“负责任”和“热忱”不是一般的，而是大大超过一般的，值得人们学习的。只有当“极”字与具有否定意义的形容词相联系他才有进一步加强否定的意义，如说“极坏”、“极端恶劣”之类。如前所说，左是一个褒义词，在前面加一个“极”字，其褒义应该应该更大得多的提升才符合常理，怎么会变成贬义词呢？这说不通嘛！。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问题。为了弄清极左派这一概念的真义和正解，我们还需要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请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开头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这个维持经济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原则，用以塑造维持经济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这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作用的部分（在1888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其中黑体为引者所加。） 《宣言》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决、最革命、能够推动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它代表着运动的整体利益，代表着运动的未来。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后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又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马克思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作“革命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强调不断革命论的社会主义把它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区别了开来。如果说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左派的话，那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左派中坚持不断革命的极左派。 也许有人对这样的解读还不是那么心悦诚服，那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恩格斯晚年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里就同一个问题写的一段话： “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用不着人家来发号令，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作为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其中黑体为引者所加。） 在这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把共产党称为极左派，讲到了极左派和其他反对派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坚持继续革命，“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或如《宣言》所说，“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代表运动的未来”。 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误译，我查找了《马恩全集》的德文原文。有关“一个极左的……反对派”一语的德文原文是：eine Opposition der äußersten Linken,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7年德文版，第442页）应该说，将äußerst Linke译为”极左或极左派都是正确的。根据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德汉词典》，Linke就是左或左派，而äußerst作为形容词的最高级，有①最远的、极端的，②最大的，③最后的、最后限度的，④最坏的诸义。将äußerst用来形容Linke，翻译为极左或极左派误译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该词典在举例时也正是将die äußerste Linke解释成了极左派。但是令人颇为不解的是，该词典在die äußerste Linke加了一个方括号的注[Recht],,在极左派之后也加了一个方括号的注[右派]。（见《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我认为，这个方括号的注是与恩格斯对极左派所作的论述直接抵触的，是完全错误的。 说到这里，回顾一下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关于极左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大有裨益的。 1967年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文章里有毛泽东的一句话，指出当时一些人“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应该加以揭露。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讲了“貌似极左，实质极右”。这就明白无误第说明，他提出要批判的极左并不是真正的极左而只不过是“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假极左或“形左实右”的所谓的“极左”。从他的这一讲话里，人们看到，毛泽东对于极左其实也是肯定的。 说代“形左实右”，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加以反对过。人们记得，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曾经针对当时的斗争写下了这样的话：“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貌似极左，实质极右”，还是“形‘左’而实右”，这里所谓的“左”都不是真左，而是加了引号的所谓“左”，是假左；这个所谓的“左”，不是革命的左，而是机会主义的“左”。我们知道，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懂得，由这些机会主义者出面反对无产阶级要比他们亲自出马更为有利。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曾经和这类机会主义派别或机会主义分子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些机会主义派别或分子实际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其实属于右派或右翼。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当时还没有“‘左’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恩格斯去世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他们用折中主义和诡辩论取代革命的辩证法，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甚至在议会赞成资产阶级提出的军事预算，主张“保卫祖国”，变成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把被他们篡改或“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东西，用以欺骗革命群众，为资产阶级效劳。其代表就是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后来的考茨基也是一样。列宁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还对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斗争，他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俄国的、德国的和英国的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了批评。这些所谓“左派”，否定任何改良，否定任何妥协，完全不懂得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否定共产主义者进行议会斗争的必要，否定共产主义者可以参加工党，被列宁讥讽为“孩子气”，患了“‘左派’幼稚病”。在中国，毛泽东也和各种形式“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我们从列宁和毛泽东著作里对于“‘左派’幼稚病”和“貌似极左，实质极右”、“形‘左’而实右”的批判里看到，他们所批判的都是加引号的“左” 或加引号的“左派”，而从未批评过不加引号的左或左派、极左派。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们对于不加引号的左派或极左派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对于今天的左派来说，人家说我们是极左派，我们完全用不着感到不舒服，而应该感到是一种光荣。当然，极左派应该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应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我们还不够格，还需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世界观，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水平。 最近一年来，左派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分歧甚至分裂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通过提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来解决。有些同志有“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看不起他人，甚至抓住别人过去的一些缺点错误不放。他们不明白，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业，而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人少了是成不了大事的，要成就大的事业就要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就必须团结越来越的人共同奋斗。因此，革命不能分先后，进步也不能论早晚。当然，对于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是应该进行批评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积极的，与人为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别人改正错误，走上正确的轨道，更好地进行斗争，而不是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实际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贯正确”。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犯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错误，后来在“查田运动”中自己把它纠正了。毛泽东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哪能“一贯正确”？当然，被批评的人也要虚心看待他人的批评，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而不应采取拒绝批评的态度。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搞好左派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 三、“两头真”的要害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背叛共产主义理想 左和右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有左派当然就有右派，有极左派当然也就有极右派，可以说，极左派和极右派乃是是政治版图上对立的两极。右派们当然不会不知道极右的名声不好，为了反对革命的左派，硬是把极右和极左拉在一起进行抨击。如宋养琰先生在2008年7月29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的《“极左”和“极右”都极其有害》一文，以及吴敬琏先生2010年在《中国改革》第11期上发表的《极左极右都危险》一文都属于这一类。此外在网上还看到过一篇武侯坡写的《防范极左，警惕极右，划清界限》的文章，其观点虽与宋、吴的文章不尽相同，但其混淆极左与极右却是一致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做了澄清，这里当不再赘述。这里要着重批驳的，是极右派杂志《炎黄春秋》的掌门人之一的杨继绳先生为了给极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唱赞歌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两头真”。2001年1月，杨写了一篇题为《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的文章，其中说道，“像李慎之这个年龄（李当时年78岁——引者）的人当中还有一大批‘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在这里，李慎之分明是“两头真”的典型。 五年后，即2006年9月，杨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李普今年八十八》的文章，再次谈到了所谓“两头真”，虽然仍然一样，但所根据的原型却换成了李菩，他声明说，“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两个说法显然自相矛盾，但对杨继绳来说却可谓是“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2001年那篇文章以李慎之为典型，是因为李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头面人物，在境外影响大，打出他的旗号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至于2006年的那篇文章抬出李普，则恐怕是由于考虑在“老革命”中像李慎之那样“洋”的人毕竟不是很多，而且其所发表的言论崇美的意味过浓，颇有汉奸之嫌，为国人所不齿，宣传的效果并不佳，更何况斯人已逝多年，似亦不宜再作为典型宣传，而如果换一副面孔做典型，或能收到更佳的宣传效果。杨先生既然如此看重李普，我们就以李普为典型来剖析一下所谓“两头真”的现象是怎么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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