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无论是“福利国家”、“国家干预”，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20世纪才出现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主张。关于“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福利国家”词条说，“这个术语第一次在英文中出现，当时阿奇比肖普••坦普尔为了区分战时美国与纳粹德国的‘福利’国家而创造了这个词。它很快就被应用到贝弗利奇的报告中（1942年），贝弗利奇报告建议国家应负责‘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但是，很荒谬，正是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最早实行了社会保险，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创造了Wohlfahstaat(（德文‘福利国家’）的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至于“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的政策，其实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有人把这一政策主张当做凯恩斯主义的对立物，其实新自由主义真正要反对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十月革命是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新自由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乃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无论从它的鼻祖米塞斯来说还是从它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哈耶克来说，都是20世纪的思想家，他们是不可能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很快”地提出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的。 秦晖的说法显然是把左右派的分野现代化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左右派的分野本是一种政治的分野，阶级的分野，而秦晖先生的划分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维护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方法的分野，而不是现代两大阶级之间的分野，显然也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无产阶级即已登上政治舞台。到了19世纪末20初，人类更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怎么能吧无产阶级放在世界的政治分野之外呢？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它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使命，理所当然是推进向前发展的左派，而资产阶级从总体上来说显然已经是走下坡路的阶级，它之成为右派也是理所当然的。 秦文说，“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说法显然似是而非。实际上，中国大陆（台湾也一样）关于政治上的左右之分也来自欧洲。中国人说的左派也是指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进步的一派，而右派也是指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的、保守的一派。当然，中国的左右之分野也有自己的特殊性。由于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他可以加入革命的营垒，成为左派的一部分。关于左右派的区分，毛泽东曾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起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他还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向前发展了，革命的对象变化了，左右派的阶级内容和划分标准自然也要有所不同。社会主义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革命的动力转为革命的对象，当然就不再是革命的左派，但是作为个人，只要他拥护社会主义并以行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他仍然可以成为左派，像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就是一个，他被人称为“红色资本家”。对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左右派的政治标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曾作了这样的表述：“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㈠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㈢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㈣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㈤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者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是根据这六条标准来区分左右派的。当然，的事出现了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后来这也作了纠正，摘去了一些人的右派帽子，但是，后来一些人根本否定反右派的必要、一风吹地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右派，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第428页）偌大的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竟然没有人反对，大家都是左派，竟然没有右派，岂不是咄咄怪事？现在那么多人热衷于搞资本主义，难道当时就没有右派？ 今天，他们当中一些人连自己（如茅于轼）都公开承认当年并没有搞错、无须进行平反，难道你还要说他不是右派，还一定为他平反吗？在这方面，秦晖先生本人也提供了一个新例证：他自称是新自由主义者，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张平等的是左派，主张自由的是右派，这不等于说他承认自己是个右派吗？ 左与右，本来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关于方位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政治的色彩，也没有褒贬的含义。但是自法国大革命后，左派与右派的分野却凸显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褒贬的含义。这一点，可以说已被世界所公认，并且被运用于现代的政治生活中。现在，我国居然有人搬出老古董，撰文说什么中国古代的世家、望族属右性、右族，有褒扬之意，而左姓、左族则具有贬抑之意，想以此抹杀、模糊现代左右之分的政治色彩和褒贬含义。（刘文立：《左右中思索》，《光明网》2008年7曰11）在我看来，这是徒劳的，因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这样说或这样认为，你想要回到中国古代去，用古人的说法和用法取代今人的说法和用法，是不可能的。 在左右问题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极大成功之后，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举例来说，在英国，曾经被列宁称为“布尔什维克的死敌”的凯恩斯，曾经是费边社主要成员的萧伯纳，在上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访苏后都称赞苏联的社会制度优于资本主义。而曾经扬言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丘吉尔，在目睹了苏联的巨大变化之后，到晚年也对斯大林的领导大唱赞歌。在美国，罗斯总统面对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和那时欣欣向荣的苏联计划经济，也不得不东施效颦，实行新政。至于和马克思一道被称为“千年巨人”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肯定十月革命，肯定列宁，肯定苏联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激进的思想家。在法国，大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和大艺术家毕加索更以他们参加法共的行动投身到左派的行列。 当然，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陷入了低潮，近视的西方帝国主义以为世界又将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了。而中国的跟班们也跟着他们的主子同唱一个调子。他们否定左右派的政治含义和褒贬色彩，在他们看来，中国就要变天了，他门可以以当资产阶级右派为荣了。我们要说：你们高兴得是不是太早了？曾几何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又打破了他们的美梦，马克思的著作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资本主义又再一次遭到人们的批判。人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会再次掀起高潮。中国的右派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他们不敢承认罢了。 至于说中国的左右之分“都以政府为参照系”，那也不能成立。若要这一说法成立，就应具备一个前提，即当政者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这样“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过去王明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实践证明，他不过是加了引号的“左派”，而绝不是真正的左派。胡耀邦、赵紫阳也曾经是当政者，但是他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吗？跟着他们走的能是左派吗？最近看《永远的忠诚》，那个被当政者肯定并且一再被加以宣扬的小岗村，究竟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它究竟是左还是右？人们也是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宪法规定，我们的国家是一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今年两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还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能够批评和监督政府。显然，以政府作为参照系来区分左右这个说法颠倒了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显然是不正确的。 秦文还说什么，“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秦文这样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这些社会问题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者制造舆论，大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者不懂得私有化必然导致阶级的两极分化；市场化不仅会遇到“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必然会导致社会劳动的浪费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自由化的结果则必然会导致政权的不稳和社会的混乱。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新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再生”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崛起”正是中国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而新资产阶级和新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使问题更加尖锐复杂。公平问题已经提出好几年了，现在，社会是不是公平了呢？没有，基尼系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高了。实践证明，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靠资产阶级和新自由主义是绝对不行的；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依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能依靠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只能依靠左派特别是极左派，而绝不能依靠右派，尤其不能依靠极右派。否则，近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会丧失殆尽，中国就要重新倒退到旧社会的悲惨状态，而谈不上任何真正的社会进步。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