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关于极左派的正解和对所谓“两头真”的批判(一)
2017.12.07奚兆永 长期以来，右派们都喜欢把所谓“极左”这顶帽子送给左派，而在左派内部，有些人也很怕这顶帽子，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一旦有人给他扣上这顶帽子就好像自己真的犯了什么大错似的，不能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更有甚者，在左派内部还有人跟在右派后面批评自己队伍内部那些思想更先进、信念更坚定、革命更彻底的人，说他们是“极左”。 最近一些年来，右派们还新创了一个名词，叫做“两头真”，把这顶“桂冠”送给那些年轻时参加革命而到年老以后“大彻大悟”，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想在中国搞“普世价值”的所谓“老革命”；而有的“老革命”竟然欣然接受，甚至还主动地对号入座，自己给自己戴上这顶“两头真”的“桂冠”。 应该说，由右派们挑起的这两个问题危害极大，但左派或革命的人们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少有文章进行研究和批驳。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极左派的真义给出正解，并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所谓“两头真”的谬说作出批判性的评论。 一、左右的政治分野及其后来的变化 秦晖先生在《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于现状》一文中说，“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说左和右这个政治区分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当然是事实。我们知道，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社会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社会由僧侣（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平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组成，前两个等级是特权阶级，而第三等级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一个部分正在迅速崛起，而封建领主则向贵族等级退化，经历了优越时代、特权时代和虚荣时代，贵族也在趋于消失，而有一些开明的贵族如米拉波伯爵则转向第三等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正在加剧。法国由于资助参加北美的独立战争独立战争承担的借款，国家开支增加，而税收则遇到了抗税不缴等问题，以致赤字严重，财政遇到了危机。为了解决社会的和财政的危机，停开了170年的三级会议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不过这时的国民议会已经和过去的三级议会不同：过去是各个等级 “分厅议事，”，法案“按等级”表决；而此时则是各等级“合厅议事”，而“按人头”进行表决。在国民议会开会时，三个等级的代表同在一个大厅议事，这就出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局面：第三等级的代表都坐在大厅的左面，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则都坐在右面，于是世界上就有了左派和右派的分野。自此以后，人们把推动历史向前的、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政党、派别或个人叫做左派；而把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的保守的阶级、政党、派别或个人叫做右派。 秦晖先生说“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这样说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左右都是以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取积极的推进的还是取消极的反对的态度来区分的：第三等级取积极的态度，他们是革命的，激进的，是左派，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取消极的反对的态度，他们是反动的、保守的，是右派；并不存在什么一方主张平等，一方主张自由这样的问题。尽人皆知，“博爱、平等、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要团结整个第三等级革封建制度的命，必然要“博爱、平等、自由”一起提，而不可能把这三者对立起来，只是“比较支持平等”；而处于反动、保守一方的封建势力也不可能“比较支持自由”，他们既要反对平等，也必然要反对自由。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马克思曾说，“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爆发式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利互惠、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实质的揭示，说明秦晖将这些口号中的平等和自由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乃至把这种对立固定下来并使其永久化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说，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左派和右派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左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激进的，右派是逆历史潮流的，是反动的，保守的。但是，要现实地区分左派和右派，还需要根据历史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具体的分析。比如，同样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生产方式时，他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进步的，是左派。 但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封建生产方式并且得到了巩固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曾经说到，“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这一点，甚至连极右的思想家哈耶克也不得不承认。哈耶克在他那本臭名昭著的《走向奴役之路》中说，“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注定要传遍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并不是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 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主动要支配 20世纪世界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当然，马克思的话是就经济学而言的，哈耶克讲的也是就思想界的状况说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解读这些话的背景，那无疑是基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进步的无产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而资产阶级则开始走下坡路，由一个上升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阶级而变为一个阻碍历史前进的趋于保守的阶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已经由昔日的左派而变为右派了。 至于秦晖先生把左右派的区分与主张“福利国家”、“国家干预”和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把左派右派与“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到，秦晖先生这是故意把大事化小，曲意要改变历史上左右分野的性质，同时要把客观的历史过程人为地“现代化”。18世纪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左右分野是阶级的或政治的大分野，到了秦晖先生那里竟“很快”被人为地变成了20世纪后同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内部主张“福利国家”、实行“国家干预”和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之间的细小差异。人们要问，这究竟是揭示历史真相呢，还是掩盖历史真相呢？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