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15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进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改革试点。2017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拟将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期限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

“北京土改试点”系列将从政策、规划和实施三个层面，探讨大兴区进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的情况。本篇将通过对大兴区新建村村民的采访，勾勒出历次土地改革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从北京城区一路往南，楼房渐渐稀疏起来。出了南五环，就离新建村最北的土地不远了。这里闲置着大片荒地。南边隔着一条马路，是文创、汽车、服装产业聚集的工业园，再直走就到了村口的牌坊。一条马路之隔，却是两个世界。

从牌坊进村，主街两边现在都已经清理完毕。远处，尚待拆除的建筑一直延伸到村民自家的宅基地前。冬天傍晚，街灯照着空旷的巷子，偶尔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在废墟之间溜达，流浪猫狗在遍布垃圾的街巷中觅食，魅影重重。

在我们的拜访中，常有村民提起新建村昔日的繁华，村里的主路上，“走快了前脚就踩到别人后脚”，而今这里已经难觅生活的痕迹。

新建村属于大兴区西红门镇。这里正在推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新政策的试点改革，并不易被察觉。

近期的新建村。 柴潜 摄

大兴：既先锋，又边缘

在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和城市化的历史上，北京大兴的角色可谓既先锋，又边缘。

说它“先锋”，是因为和其他郊县相比，大兴距离北京市区只有13公里，“天子”脚下每一步发展规划，尤其在涉及城乡协调发展方面，都和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几乎在每个关键历史时期，大兴地方政府都会与京城互相呼应，率先进行各种改革和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量地貌水文改造，为北京城日后的稳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1950、60年代工业化热潮中孕育、辅佐城市现代化和工业化成形；再到市场经济年代不断接受、消化城市升级进程中产生的层层产业疏解；直到被打造成“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尤其是近期，针对中国最复杂的制度之一——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由大兴为中央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试点功能。

说大兴“边缘“，是因为和北京城及其他偏北、偏东率先发展起来的区县相比，它一直没受到太多外界关注。尽管2001年大兴由县改为区，但在人们眼中这里依然是北京城南的乡下。大兴目前下辖9个镇，数百个自然村，大量农村居民长期偏安一隅，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靠村集体——村委、“大队”来组织生活。村庄在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被慢慢打磨、消解成为一个个“城中村”。这些农民在很多方面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和待遇，但其生活，又处于城市扩张的强大驱动和资本窥视下，被深深扰动、改变着。

在1990年代，大兴通过出租部分集体用地而风风火火办起来的、以城中村三低产业为基底的工业大院，聚集了数十万外来人口，也在一段时期内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而如今，这一切面临着结构性改变。

2015年起，大兴作为全国试点，开始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的改革项目。这个信号意味着，中国在探索更深层次的土地改革，集体土地将进一步释放出与国有土地几乎同等的价值。而根据报道，大兴长期以来以碎片化形式存在的集体土地多达4200余宗，势必将被进行新一轮重组、整合、统一规划。

就像批判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指出的：“资本制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在近期“腾笼换鸟”、“散乱污治理”、“产业调整升级”等宏观政策的多重推动下，大兴区二十几年野蛮生长的工业大院似乎走到了命运的尽头。那些积累了密密麻麻的违建和外来人口的城中村，在周围高大上的工业园区陪衬下也显得异常尴尬。近十年来，当地政府几度尝试拆掉这一带的“违法毒瘤”，但一直不顺利。

这个改革对与本地村民而言，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退出历史舞台的工业大院带走了这里十几万外来人口，村民在宅基地上建的一排排房子瞬时人去楼空，早已流转了土地的农民，再无租金可食。

当地政府同时进行的“棚户区改造”计划与全面禁煤计划让这个寒冬更加雪上加霜。这段时间，村民们常常需要走几里路到隔壁黄村镇才能买到菜和粮食，棚改拆迁迟迟没有给出具体方案，而禁煤又缺乏足够取暖措施，令这些村民加深了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