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近日来，津巴布韦发生剧烈政治变动，总统穆加贝目前依然被军方软禁在家里，无风不起浪，动荡政局背后隐藏着怎样社会经济的原因？人民食物主权在2015年杭州万隆会议60周年的纪念研讨会时，采访了津巴布韦土改研究学者莫约，在这个访谈里，他和我们分享的不仅是围绕着津巴布韦土改的政治斗争，更阐明了津巴布韦的土改对于非洲乃至世界边缘国家的意义，如果津巴布韦没有在90年代末“一意孤行”地进行土改，把殖民时期以来白人农场主占有的几十万公顷良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人们， “国际社会”恐怕不会关注到远在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当西方精英和媒体散布着关于津巴布韦土改的偏见，当英美两国带头在新世纪初制裁津巴布韦时，萨姆•莫约的研究穿透了妖魔化的迷雾。在此，特别将本次访谈推送给读者，帮助了解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状况。
莫约简介：
萨姆•莫约（Sam Moyo）教授是非洲农业研究院（AIAS）创始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前主席。他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对津巴布韦土改的深入研究。萨姆•莫约总是以自己的研究来说话，不惧争议。非洲著名的学者穆罕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教授评价莫约说：如果他说，土地改革使数目众多的无地者中很多人的处境变得更好了的话，那么，那些反对的人就会说，这是一个站在体制那边的人说的话，这不可信。但如果他拒绝全盘支持政府的话，和体制站在一起的那些人又会说，他肯定和反对派有隐秘的联系。在公共政策上，萨姆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来说话的，他总是无畏、无惧而充满希望。
津巴布韦总统、民盟主席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
严海蓉/陈义媛(下称严/陈)： 津巴布韦20世纪末开始的土地改革引来了世界的关注。一边是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谴责，一边是南非由于无力解决严峻的白人土地所有权问题，一直对此有所忌惮。但是我听说，许多非洲的国家都把穆加贝当做民族英雄。我觉得很有意思又让人好奇的一点是，这场土地改革开始于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时候。那么，这场土改与20世界早期在一些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行的土改有没有关联？所以，我们想请你谈一谈这场改革的背景，还有它更为深远的意义。
津巴布韦的有条件解放和土地改革
严/陈：能不能请您从津巴布韦在改革之前的土地制度说起呢？ 您曾针对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已经拜读过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呢？根据我之前在赞比亚的经历和观察，土地所有形式共有三种：国家所有、部落所有和私人所有，而赞比亚的农业结构是一个小农、商农与公司农民的糅合。您认为这在非洲南部常见吗？
Moyo：过去的150年或者200年是非洲南部的农业结构在殖民渗透之后转变最大的时期。 在这6个国家，包括肯尼亚、南非、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这4个主要的驻领殖民地，和赞比亚、莫桑比克、斯威士兰等，土地与农民的分离程度更严重，这里说的农民也就是人们所谓“温饱型农民”。“温饱型农民”组成的这种农业系统主要建立在小规模土地上，通过家庭劳动力维系。他们不一定种植经济作物，但一定会种植粮食，谷物。有时他们会有盈余到市场出售。这就是非洲大陆其他国家最主要的农业系统。而在非洲南部的这6个国家，传统农民被剥夺土地的程度高得多。比如，拿情况最糟糕的一个国家—--南非—--来说，大概4万5千大农场主占有85%的农业用地，而100万左右农户拥有的小规模土地仅有1.1公顷。对于中国来说，1.1公顷好像也挺多了，可是这些是干性土地，稀树草原的质地。 津巴布韦情况与南非相仿，在第一次土地改革之前，那里大概有5000大农场主——他们占有50%的耕地，最优质的耕地，而大约100万家庭小农仅享有剩下的土地——大部分是干旱的土地。
严/陈：土地的集中是不是可以从种族的维度来看。
MOYO：是这样的，少数农民占有大片降水更多，土质更优的土地。这对于赞比亚也是一样的。赞比亚分布有一些小农、中农，但是他们不是主要的土地所有人。他们仅仅占据不到20%的农业用地。小农家庭，温饱型农户享有属于传统制度下的大部分土地（这里的传统制度主要指部落所有制）。 在传统的土地制度中，除了食用作物占有最优质的土地之外，还有公用牧场，它是一个广泛的畜牧业系统，对环境状况的影响相对温和。 南非、津巴布韦、纳米比亚是极端的例子。肯尼亚也有源自欧洲殖民的定居者。 在南非，定居者源自是荷兰和英国的殖民者。 在津巴布韦，这些定居者主要来自英国。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一小部分土地归国家所有，历史上这些国家曾开辟“战略性农场”来种植专业性作物，比如育苗， 同时也作为范例影响周围的农场。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的土地是很少的。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调整时期，赞比亚等非洲国家最先私有化的却是国有农场。而这些国家之外的大部分非洲大陆上的国家，都是小农户占有90%农业用地。在传统部落所有制下，每一个成家的社区成员，在成家时都能分得一块土地。
严/陈：很多人都不清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推动力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土地斗争实际上推动了政府做出土地民主化的承诺。能请您谈一谈这个过程和您对土地改革的评估吗？
MOYO：情况是这样，在所有的殖民定居地，甚至一些非殖民定居地，欧洲殖民者都给农庄保留了部分土地，即使在加纳、西非、加麦隆... 但是土地在反殖民斗争中成了一个主要问题。 拿津巴布韦为例，120年前，大部分土地被殖民定居者拿走时，本地人口依然稀薄。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需求的压力也上升了。接着，人口的上升又激活了民族层面的反殖民斗争，其支持力量不仅仅来自中产阶级、城市专业人士、教师等这些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也有扎根于社区的，包括酋长在内的那些被殖民者驱逐的群体。这类群体十分躁动，把去殖民化看做夺回土地和主导社会规则的一种手段。
所以，从津巴布韦的例子可以看出，从50年代开始，土地革命的诉求越来越盛——民族主义者打出的口号是“土地的儿子”——拥有土地又被驱逐的人群。津巴布韦是非洲南部去殖民化最晚的国家。直到1980年那场耗时弥久的战争之前，各派力量都未能达成妥协。在那场持久战中，也就是70年代的时候，津巴布韦采取的是毛泽东战术中一种结合了农村游击战的巧妙战术。而且， 游击战本身又发动了被夺去土地的人成为全国性土地解放运动的有机成分。所以，当独立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来临，人们对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怀有很大期望。在他们与英国的商谈中，英国承诺将支付部分土地，以尽力避免大规模的土地收回，因而他们答应出资——甚至美国人也在商谈中这样承诺——80年代起他们会付点钱，使得15%的由白人掌握的土地能流向市场，将根据市场情况被重新分配。当时真的是一片混乱，关于取得哪里的土地，取得多少，能转卖给多少人这些问题都没协调好。
严/陈： 当时津巴布韦为什么会接受英国人提出的市场化土改？在解放斗争中，津巴布韦人为什么没有直接从白人手里夺回土地呢？
Moyo：一开始，津巴布韦是冷战调整期的一枚小卒，或者说是一个实验品。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前，安哥拉、莫桑比克都在1974年突然就独立了。这时正是冷战的高潮。由于葡萄牙发生政变，葡萄牙军政府断言“他们无力承担在安哥拉打仗的费用”，这些国家因此一举夺回了土地。在这两个国家中，津巴布韦的罗德西亚白人和南非人在一些美国人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所以，他们的确是获得了独立和土地，但是随后的内战在莫桑比克持续了15年，安哥拉也是一样的情况。 南非支持安哥拉一股解放运动力量，中国支助了一股，俄罗斯、古巴支助了一股，他们想推动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势力的控制，内战发生了。但是漫长的内战耗时20余年。所以，当津巴布韦谈判进行之时，有一种言论说，可以采用妥协的方案，既照顾到既有的白人利益，也照顾到土地再分配，但是再分配应该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 不管怎么说，谁也无法保证南非以及罗德西亚某些旧势力不会进行武装干涉，再次发动内战。
严/陈：当时隐患依然存在。
Moyo：确实有隐患；解放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不足以保证处于孤立境地的津巴布韦的安全。美国推动英国牵头的去殖民化谈判也受到了南非的支持， 但是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
严/陈: 所以津巴布韦的解放是有条件的解放。
MOYO：一定程度上是有条件的。 可以这样想，大多数赞比亚和莫桑比克领袖迫于压力都说 “别打了，我们和解或者妥协吧”。一方面这是出于策略考量，一方面也是由于为现实所困。从策略角度来看，解放运动就是先掌权再重建。先夺取国家权力，再进行能力建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改革。所以，津巴布韦的策略基本上是稳定政权，投资教育、民生、发展、掌控正式军和国家。 英国为此提供了几年的资助，但是收效不佳。不久之后，在1989年至1990年，苏联解体。邻近国家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津巴布韦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利于采取激进的处理方案。虽然津巴布韦政府制定了一些收回土地的法律，但是人们说“不，现在这套行不通，现在起我们要尽力收回土地。” 英国回应道“不行，那样的话我们就不提供资金了。” 所以英国的资助就停了。 也就是说，在第15年末，资助土地改革的承诺全盘崩溃。而在津巴布韦基层，对土改的需求和压力在上升。
土改前后的阶级动力
严/陈：在您的文章里，您提到解放斗争中的军人对发动土地改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MOYO：基本是这样的，从1980年起仍在谈判的那几年，社区已经纷纷占领土地，而国家就说，“好吧，等一等，我们有钱，我们来买地（搞土改）。” 有时候国家很快就在民众占地迅疾的地方买下了土地。总之，他们想控制局面，并且通过小规模的重新分配来控制局面。但是津巴布韦的经济增长还不至于高到可以提供额外收入替代农业收入的地步。那时土地改革实际上并未提供足够的土地，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需求的压力还是在积累，95年的结构性调整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国家采取这个措施，误以为他们有可能取得进行工业改良的资金支持，结果却导致了去工业化。 所以事实上，结构性调整降低了工资，减少了贷款，社会境况变得更坏。然而，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还在增加。因此，社会对土地需求进行了重大回应。战争中的老兵，我们把他们叫做解放战争老兵，他们不仅仅是军人，也是社区的一部分。 他们开始有机地支持地方运动，占地运动。 到了某个时候，英国方面说，“不行，不行，英国新政府[工党]要执政了.......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工党，不是保守党或者资本主义信徒。”所以工党打破了英国资助土地改革政策的外交通道。津巴布韦这边，战争老兵行动了，发起动员，他们一动员，许多其他社区也自己行动起来。最后的局面就是国家只能勉力控制局面，“不，不，这太过了。” 的确他们也控制了几年。
严/陈：那社区动员之后的阶级关系和土地所有情况是什么样呢？
MOYO：情况是这样的，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为世界土改历史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由于这个政策是围绕无地农民、无业工人的阶级联盟，它解决的是怎样给小生产者分配土地的问题，同时也整合了同样处于压力下的中产阶级，毕竟那时候商业也停滞了。由此形成你所说的那种赞比亚的中小农场。所以这个计划就是把土地转给农民，形成家庭农场和少数小型商业农场。
严/陈：那是政府政策还是规划？
MOYO：是包含两个计划的政策：他们叫它做A1，A2。A1针对农民，另一个针对中小型农场。所以，这里有潜有一个阶级冲突。但是在许许多多小农渐渐取得土地的时候，土地分配所涉及到的范围还未大到足以发生冲突的地步。所以，这儿原本由一个大农场主占有的土地，现在可能有6个小农场分享，或者那儿一个农场由30个家庭农场分享。 由于政府把土地分配给很多的农民，人们普遍认为“重新分配”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当中也有妥协，比如 “有些农场也可以是商业性的，它们会促进投资”。 这就是政府构想的、受到工人阶级农民和中产阶级支持的模型。注意，土地改革同时需要coopted官僚制度。
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大概10%的土地，农业用地，未被收回重新分配，国家保留了这部分实业建设。在之前的制度中，有白人商农，大规模农场，但很少有实业……很少有农工业基地，比如带有大型处理工厂的糖料庄园。
严/陈：那些庄园是谁的呢？
MOYO：是南非的英美公司(Anglo-American)，还有些其它外国公司。有些公司经营畜牧业，占有大量土地。政府把这些公司周边土地重新分配，然后说“现在小农可以种植糖料作物，加工企业要把他们整合进来。”所以，国家就这样迫使这些公司整合小农……因为这些公司想保住加工厂。
严/陈：所以这是一种订单农业吗？
Moyo：是导入了订单农业。 对待这种结合了加工工业的庄园， 有两种方案：一种就是收归为国有农场，另一种就是减少它的土地，强迫他们与周边农民形成订单农业的关系，这能把原来的生产单位完整保存下来。一些庄园就这样保存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阶级结构中还存在一小部分农庄产业。
严/陈：那些产业属于公司所有吧？
MOYO：是的，属于公司。 虽然根据政策要求，这些公司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他们现在有99年的土地租用期。而且，这些公司的股权必须进行稀释，吸收更多的津巴布韦人而不是外国人，因此我提到的那些中农和小农可以被吸收进来。 所以，结果就是土地量上升，农民也增加了，产生了大量的中小型资本主义农场，他们不依赖自己的劳动力 而是雇佣工人—然后我们还有好些能雇佣大量劳力，资本密集的大农庄。这就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就是你所问的阶级互动的结构性基础。换句话说，土地革命是由农民主导的，受到小资本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规模较小，控制较得力。土地是国家而不是私营产业所有。因为不能直接出售，所以还是在国家的控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