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旗手与闯将

　　公元一九六五年的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已由渐变进入突变，由量变转为质变。夺取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已开始形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司令部：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严格遵照《共产党宣言》的宗旨，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推进；另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共产党内顽固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垄断集团，腐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竭力恢复和维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不平等制度，穷凶极恶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党内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世间的事是复杂的，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问题就在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要说标准，也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也就是所有剥削阶级的一家，他们有他们剥削、压迫、奴役别人的标准；无产阶级一家也就是所有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一家，他们有他们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奴役、争取民主自由、实现世界大同的标准。其他的所谓标准，观其表现，究其根源，在当今社会中，也只能非此即彼。一切障眼法、迷幻术，都会在阶级分析的照妖宝镜下现出原形。
　　既然泾渭分明，标准清楚，两军对垒，这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应该是一场好打的仗。其实不然，这就是自古以来的军事常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犬齿交错，跌宕起伏。何况都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号，都公开推崇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还有，所有的剥削阶级都不肯不敢不能以真实面目示人，越是人类文明发展，这一特点越突出，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表现得尤为狡猾。没有久经磨难的孙悟空式的火眼金睛，是无法识别其真伪的。
　　应该说，一九六五年的江青已具备了一付火眼金睛。她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手，也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陷阵的先锋和闯将。
　　由于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又不敢公开反对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总是隐蔽的、曲折的、若明若暗的、变着花样的、时而缓慢时而激烈的、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进行。他们的武器就是修正主义，也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篡改和修正。他们有丰厚的土壤，那就是几千年的私有制残余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及私有观念。他们的队伍是一帮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知识精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一帮老奸巨滑、有着丰富的反革命经验的亡命之徒。而且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有大量的迷茫的人群可供他们争取和驱使利用。更重要的是，有手握大权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做他们的大大小小的司令官。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江青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严阵以待。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了几个漂亮仗，在批判各种各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开展反右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城乡“四清”运动，全面开展了京剧改革、树立了革命样板戏，等等，造出了革命的舆论，清除一些“外围据点”。然后，江青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开始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夺权阴谋发起进攻，戳穿他们在党中央实施篡权的诡计，这就是展开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北京市付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放出的一颗试探性的政治气球，是为已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鸣冤叫屈、妄想东山再起的大毒草。这株大毒草一出笼，一些资产阶级文人马上响应，如康濯写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陈翔鹤写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等等，为被“贬”的党内走资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为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右大唱“挽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猖狂进攻，本来想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方法解决，例如象40年代的延安整风那样，所以在1964年开展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又在1964年底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将包括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付市长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在内的三十九个材料发到县级单位进行批判，等等。但是，这些都没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他们不但不批判，反而压制革命派的批判。
　　于是，江青立即着手组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一心要打开批判的缺口，给资产阶级司令部重重的一击。当时之所以选择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海瑞罢官》题材的本身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险恶用心。它叙述了明朝大臣海瑞与嘉靖皇帝的斗争，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引申为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与毛主席的斗争，这种附会很容易被人们接受，把彭德怀比喻成刚直不阿的海瑞，既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又贬低了毛主席的威信，达到了他们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诬陷“毛主席应对大跃进出现问题负责”而没能实现的目的。二是《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宠儿，他既得到彭真的保护，又受到邓小平的偏爱，是邓小平知心的牌友。吴晗的历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文人的个人发家史，他也曾奋斗过，苦闷过，那是因为不得志，没遇到明主。当受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重用后，他就如鱼得水，一心要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中国共产党，协助他的主子完成复辟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的宏图伟业。所以，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意义重大，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高明的一着棋，十分象毛主席在革命军事战争上经常使用的敲山震虎的策略。
　　江青本来想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所以就先找到了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小人物”李希凡。这时的李希凡已不是当年的“小人物”，正步入仕途，青云直上，熟稔了官场的关系学。虽然要不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发现与支持，李希凡可能到现在还默默无闻，甚至会被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当知道是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心里开始权衡利弊得失。这出戏他也看过，而且知道北京的头面人物都对此戏有过评论，北京的重要报刊也发了不少消息。众口一词，都在赞美戏演得好，都在佩服海瑞精神，只是私下里的议论，又大多数都认为这出戏必有所指，也都对这出戏的来头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去批《海瑞罢官》不是虎口拔牙么？风险太大了！李希凡缩了回去。
　　不得已，江青来到上海。上海是京剧革命的基地，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坐镇，很容易就组织了批判班子，其主要成员是张春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姚文元（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最后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
　　这项工作必须保密。因为触及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罢官问题，也就是夺权问题，肯定会被心怀鬼胎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千方百计捣乱破坏；又因为“拔了萝卜带出泥”，一旦打开缺口，资产阶级司令部会暴露，党内走资派会被株连，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资产阶级司令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扼杀这项工作，而且参与批判的积极分子要遭到严重迫害。保密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调配”。另一方面“却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保密也是为了提高批判文章的质量，叫敌人抓不住把柄，以利于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第十稿经毛主席审阅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上正式发表。

　　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象一枚重型炮弹，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地上轰然爆炸，革命阵营的人民拍手称快，不明真相的人们也感到问题的严重，而党内走资派则吓得心惊胆战，气恼成怒。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首先跳了出来，歇斯底里地叫喊：“要顶住！”他们拼命封锁这篇文章的消息，命令所把持的报刊电台“不准转载这篇文章”，“不准广播这篇文章的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有利条件、强大保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江青参加的这场战争就是如此。既然党内走资派还奉毛泽东主席为领袖，既然以党内走资派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接受毛主席的领导，那么，毛主席的出面，就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不得不收敛三分。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宣传上受阻、威力发挥不出来的时候，毛主席下令：“出小册子发行！”当小册子也进不了北京这个独立王国时，毛主席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大管家——周恩来总理，要他出面干预。这下，资产阶级司令部才乱了阵脚，迫不得已进行撤退。于是，1965年12月，全国的宣传机构如出笼的鸟、脱缰的马，欢喜雀跃，热烈奔腾，迅速掀起了声讨《海瑞罢官》、愤怒批判吴晗的高潮。
　　江青知道，这只是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战斗才刚刚开始，敌人一定会变着花样进行顽抗。果然，1965年12月12日，彭真手下的干将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掩盖这场斗争的实质，妄图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到“道德继承”问题的邪路上去；12月1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当面为吴晗撑腰打气；12月29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面人物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付部长）亲自出马写文章，署名“方求”，要让这场批判斗争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12月31日，彭真又下达命令，让他的手下一齐出动，混战一场。
　　无产阶级司令部看到资产阶级司令部要狗急跳墙，就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法，充分调动敌人的兵力，运用“围而不歼”的战术，并且“环绕此周围，另辟他战场”。
　　江青担任“另辟战场”的任务就是去抓部队的文艺工作，仍然选择的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文学艺术——作为突破口，所以才有了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