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来的一系列文章中[1]，卢荻试图论证：现有依据并不足以支持对中国“整体政治-经济构造的否定”。卢荻的理由首先是所谓的“屈从、反抗”论，认为中国对资本积累的逻辑既有屈从又有抵抗，“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主导”。其次，他认为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没有获取“经济剩余”，算不得帝国主义。
遗憾的是，在他的论述中，我们没看到什么“严谨的治学态度”，只看到了贫乏的论据和无力的论证，只看到了“从政治-知识立场出发来认定现实”——他用来形容别人的语句正适合他自己！——而这一“政治-知识立场”也不是什么“人民立场”，不过是为国家资本极力辩护的国家主义立场罢了。
一、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只能有一个？
对于卢荻的“屈从、反抗”论，质问其“谁的屈从”、“谁的反抗”是合理的，然而却对他无效。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从方法论上就反对“脱离了特定的生产方式或作为多个生产方式的集合体的社会构成（或政治-经济构造）来谈阶级、来作阶级分析”，而应该“先辨明该社会的主导运作规律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然后才能辨认体现劳动和资本的社会阶级”。
图片来源：网络
要特别指出的是，卢荻的整个论述充满了自相矛盾、莫名其妙的话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系’界定‘结构’而非相反。……惟有在确定了系统运作逻辑的基础上，才能辨认政治-经济上的各种主-客体关系及其组合。”难道在后一句话的逻辑中，不恰恰是“结构”规定了“关系”吗？
我们先单纯审视他这一观点的表述——首先，不能脱离“生产方式”谈“阶级”，这其实是句废话，因为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而阶级关系正是基于生产关系来谈论的；接下来的“先辨明主导规律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辨认体现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则属于无稽之谈，因为要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何种地位，本身就是要考察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占何种位置，何来先后之分！
卢荻之所以要制造出一个“先后之分”，为的就是将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割裂开来，随之用（他理解的）依附理论“修正”马克思主义，以世界体系层面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取代前者；由此再来审视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人民在斗争中所面对的，就是“世界体系的人格化”——“美帝附庸集团”；因国家对这种逻辑及集团有反抗，故得出“资本主义并未主导”的结论。
在卢荻这里，所谓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或者“系统性的利润导向”，有着十分具体的限定。他宣称：“屈从，就是指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无可逆转地主导了整个构造。这个运作逻辑，……在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指的是霸权资本集团的资本积累要求，在今日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形态资本主义中指的是经济的金融投机化、以及相应的‘掠夺性积累’。……在今日世界，非西方社会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极致形态，是彻底任由霸权资本‘掠夺性积累’，也就是彻底开放金融和参与世界范围的劳动力‘竞争到底’。”
这一论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任何理由以一种一元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来否定不同社会、阶段多种多样的“资本积累逻辑”的资本主义性质。在社会性质的分析框架中，前者可以影响后者但无法取而代之，否则我们何以理解这种“系统性逻辑”的变换与更替？何以理解不同国家在不同“积累逻辑”的基础上发生的冲突？二战前的美日英德，难道都遵从一种“系统性积累逻辑”吗？这是多么神奇的一种“逻辑”啊！
在卢荻这里，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只能有一个，并且只能是由世界体系中的霸权资本集团在当下的具体积累形式所限定的逻辑。这种论述不仅毫无合理之处（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遵从了当时的福利资本主义逻辑吗？），而且与卢荻本人所赞扬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阿瑞吉的分析恰恰相反。
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的第四章论述了：在历史资本主义的霸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的过程中，英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以控制世界市场为基础，受到了德国中央计划式的公司资本主义，与美国纵向合并式的公司资本主义的挑战；而“美国金融资本直到最后始终维护处于崩溃中的英国世界市场体系……在那种替代中起领导或主导作用的力量不是任何形式的金融资本主义，而是通过组成纵向合并的、官僚机构管理的多单位企业，从而在美国出现的公司资本主义”（2001：347-348）。
换言之，我们不可能因为美国或德国的主要资本抵抗了英国的“霸权资本的运作逻辑”，抵抗了英国主导的贸易自由主义，就认为当时的美国或德国（乃至于日本）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在当时的美国或德国，不论是强调“生产性投资”的产业资产阶级，还是作为“英国附属集团”的金融资本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前者也并不比后者更有利于“人民的福祉”，他们都是无产阶级要推翻的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于资本支配劳动谋求增殖的生产关系占据主导，而具体的资本积累形式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是实质，新自由主义、军事凯恩斯主义、福利资本主义、金融投机化等不过是形式，是这一生产关系在特定的世界体系处境、国家阶级关系下的具体表现和产物。卢荻对实质性的生产关系问题避而不谈，拿某个特殊、具体的资本积累模式来限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涵——我们实在是找不出比这更自作聪明的蹩脚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