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左右翼民主思路的差别
——如何看待中间层自我野蛮扩张引发的“封建化命题”
2017.8.2 老田 左翼民主是大众民主，而右翼民主是权贵民主。左翼的大众民主需要面对和解决一个中间层的封建化命题，而权贵民主则是把中间层的封建化扩张，以民主的面纱进行遮掩。权贵民主目前得到很多小右派的赞成，有少数小右派对权贵民主的赞成还很彻底——敌视民众的组织和政治行为能力提升，把这个称为多数人的暴政，这就到了赞成“纯粹权贵民主”的地步了。 因此，左翼讨论民主，首先要关注民众的组织和政治行动能力提升，然后才是宏观民主，先经济基础内部的民主化，据以提升民众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然后才是宏观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左翼需要在右翼民主理念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如何解决封建化命题的层次——即中间层的自我扩张问题如何得到有效节制，在这个问题有答案之前，宏观政治民主化的答案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是1967年2月中旬毛泽东回顾历史政治时，有过明确说法。 一 汉代愤青赵壹有一篇《刺世疾邪赋》，他说：“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邪夫显进，直士幽藏。”“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古代对公共事务的协调方式，在春秋战国时代瓦解了，秦始皇新确立的皇权政治，对于民众的利益要求有一点点耦合，但不那么灵敏，不过，比秦始皇皇权专制还要坏的是：中间层的封建化野蛮扩张趋势。分封建国只是一种中间层扩张的特殊平台和方式，每个朝代的中间层扩张即使没有这一平台，也照样扩张无止境和毫无节制，中间层的封建化扩张，总是要野蛮推进到被统治阶级无法养活统治阶级的临界点之上，然后就引发王朝循环和大破灭。 从春秋战国的乱世到秦始皇的统一，历史经验反应的也是同一个逻辑：单一的皇权仅仅从其确立子子孙孙当皇帝的目标本身，就会部分与民众的生产生存条件稳定化要求有某些耦合，但是封建化只有最大化的压榨和安全成本无节制升高。中国秦始皇以降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间层的野蛮扩张，对上损害皇权，对下压榨百姓，最后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野蛮扩张总要到达被统治阶级再也养不活统治阶级全体的那个临界点，这就是历史经验所反复检验的封建化命题。皇权的集权也不是出路，最终需要建立起一种老百姓能够节制最高权和中间层的政治机制，所以最终结论是：皇帝比封建主稍微好一点，但是，皇帝和封建制都不是最后解决方案，一切都必须依靠劳动者自己，这个毫无疑问是阶级分析法的结论。 在传统时代，皇权作为最高权，虽然与民众的要求有所耦合，但是这种趋势并不稳定。任何一个牟取皇权的非合法竞争者，都会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去牟取皇权，千年不变的机会主义策略，总是指向以许诺中间层封建化最大空间为条件，去苟且获取中间层的支持——诸如世家大族或者权臣将领等——从而在短期内完成有效政治同盟的组建，但长远后果却是把中间层的封建化趋势合法化了。萧武《曹操的悲伤 司马懿不懂》一文，清晰地揭示出“司马懿狐媚以取天下”的严重后果，这导致世家大族的恶性膨胀和政权不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司马懿如此，近乎每一个苟且谋夺最高权的选手，都会独立发现这样的机会主义策略：因为想要获取其支持的对象，千百年都怀有稳定的封建化理想——不受最高权节制的自我膨胀空间，因此，这样的策略在任何时代都会有效。即便到了工业化时代，对中间层松绑的策略，一样能够苟且获取大量投机性政治收益的。 “狐媚以取天下”的机会主义策略，总是以向中间层放权让利为第一选择的。苏东国家的改革，尝试了几十年，每一次都是经济改革——向着中间层代理人放权让利，支持他们部分地实现公权力私有化，以换取其政治支持，这个政治投机收益的获取，是以授出对底层民众的命运操控权作为代价的。毛泽东所说的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在企业管理中间，对管理层授权让其操控劳动者的命运，结果是面对面管理由公共领域转化为私人领域，劳动逐步地向雇佣劳动制转化，这就有了与资本主义社会更多的一致性。除了文革这个仅有的例外，几乎不存在进行政治民主与平等的制度构建尝试与努力，中国后来的改革亦复如此。 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体制中间，中间层的封建化问题始终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总是能够找到自我扩张与膨胀的机会，最终形成对上架空皇权，对下敲剥民众，损害社会持续生存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对上架空皇权，其后果往往表现为损害皇权时代最低水平的政治公共性，毁坏政权的信誉与合法性;对下的敲剥总是要发展到剥夺农民简单再生产条件的极端地步，导致民不堪命树旗造反。中间层的封建化命题，总是指向无节制的先富先贵扩张路径，无节制的先贵会最后瓦解皇权及其信誉，无节制的先富追求会走到损害农业简单再生产条件，结果，每一个朝代都会被中间层的无节制封建化努力，毫无例外地送入周期性的王朝循环。 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时期，主流媒体带着全国民众复习了一遍古代史，突出地拔高历代的法家代表人物，批判其对立面的儒生和士大夫等。在这个历史总复习过程中间，其实突出的就是中间层的封建化命题——如何与最高权结合去节制中间层的无节制扩张。毛后时代很多高人，说批林批孔是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但是，统治阶级的野蛮扩张后果表现出与民众利益的根本性冲突，总是在最后阶段才出场的，而在其最初阶段，则是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政策冲突来体现的：皇权的稳定统治目标与中间层无节制扩张愿望的迎头相撞。要是按照毛后时代那些高人们的说法，操持批林批孔运动的四人帮等人，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而且是以反对封建主野蛮扩张过程的切实保皇派;如果要走出胶柱鼓瑟的僵化头脑，从历史经验中间学习政治真知的话，显然，历代统治阶级的毁灭不是因为底层的革命和造反，而是因为其内在的中间层封建化趋势，总是有机会和能力去摆脱一切有效节制，主导着一个走向最后毁灭的野蛮扩张过程。 如果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对照苏联的现实状况，就可以发现：赫鲁晓夫边缘化了斯大林选定的马林科夫，也一样是通过苟且手段去获取最高权力的，而且也一样搞所谓的改革向中间层放权让利容许其私权力扩张。这是与司马懿类似的狐媚以取天下，选择的也是同样的机会主义策略——为封建化命题开辟道路和空间，后果和趋势当然也不会例外。1976年临终前的毛泽东，选定既无军方背景、也没有深厚资历的华国锋当接班人，明显是挖坑预备坑人了，而且这坑挖的，还是典型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可惜的是这个挖坑策略及其政治后果，目前还没有得到学界重视，也没有见到有人作出过有说服力的分析。 二 在西方的政治思想谱系中间，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的二分法，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这种观察视野本身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和遮蔽。相反，从古希腊到很近的时期，观察和分析政治的三分法一直是有着重要地位的：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混合宪法’及其蕴含着的对于政体的‘三层分析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卢梭认为：“主权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必须由全体人民的‘公意’来决定，并以此成为立法的基础。”“韦伯(Max Weber)在1919年2月呼吁，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统不应由国民议会选出，而应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他强调，‘国家元首必须毫无疑问地基于全民意志，不受中间层的干扰。’……这种支持总统制的论点，实可认为是前述马基亚维利关于‘君主’必须与‘人民’联盟的现代版。”“经过现代民主理论(‘人民主权’和普选权)的改造，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的‘混合宪法’理论仍具有现代生命力。它启示我们不只从‘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虽然‘两分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有用)，而更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资本大户’和‘普通百姓’的‘三分法’来审视中国与世界。”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变革。一方面，经济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离心、失控情况也日益加剧。中央政府的许多正确的改革方案，往往在执行中严重走样。”“厂长经理‘自主权’变‘自富权’的状况，不是中央政府改革的初衷。那么，中央政府怎样才能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呢?‘三分法’启示我们，中央政府必须紧紧依靠普通群众，使群众真正拥有监督基层干部的民主权利，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不会被驾空，才能确保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三分法’角度看，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的‘上、下结盟’来制约‘中间层’的离心倾向，只是‘上、中、下’三者良性互动的一个环节，尽管这在今日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另一个环节是‘中间层’对‘上层’过度集权的制约。” 【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改开搞时代的最本质变化，可以视为从行政授权中间层开始，到合伙牟取公共财产结束，是一个中间层的野蛮扩张过程。对上蚕食政权合法性，对下挤压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和经济空间，最新的状况是有人以“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经商经验搞政治，想要牟取最高政治权力去匹配其野蛮抢夺的公共财富私人化格局。 由于那群人在物质生产领域已经获取了实际的统治地位，通过官学产媒的同盟关系，也生产出了精神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相当多的小右就这样成为那群人的精神奴役对象和吹鼓手。许多对民主怀有真诚愿望的小右，之所以成为新贵群体精神奴役的合格品，原因在于思想方法和观察视野上的片面性。对于中间层的惕戒，小右们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结果导致一种“学雷锋”状态——极其卖力地位先富先贵阶层那个“钱抢权的民主化”过程鼓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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