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卢荻老师商榷，“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与卢荻老师商榷“国家与阶级”的关系

燧鸣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

近日见到卢荻老师授权发布在红色参考编辑部公众号上的文章《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看中国》，非常敬佩卢荻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浓烈的爱国情怀与反对世界范围内“系统性资本主义”的使命感。

首先在此本人向卢荻老师道歉。由于去年本人仅根据“三声书屋”讲座时匆忙与粗略的录音记录扭曲了卢荻老师的原文与部分观点，之后所做的摘要与评论中存在错漏，并且有先入为主和过度引申的问题，对由此导致可能的误读及带来的影响与困惑深表歉意。我个人承担文责，与红色中国网无关。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1733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1739

近日读到卢荻老师最新的文章，个人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卢荻老师商讨，还请卢荻老师与各位网友批评与指正。如果本文中讨论的内容不慎存在对卢荻老师观点的误读与歪曲，本人预先表示歉意，因为个人学识水平与能力有限，所以文章中很多解释与说法可能不入各位大家之眼，我个人承担相关文责。

    下面涉及对卢荻老师一些观点的具体思考，卢荻老师原文用“蓝色字体”标出。

一

卢荻老师提出，

在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中竟是十分另类，他们的主流倾向却是要对上述两个问题做肯定回答。联系到他们以及他们在西方的同道偏爱以“富士康模式”（也就是对劳动者“超剥削”的模式）来概括整体中国经济，偏爱引用David Harvey、Alex Callinicos、Leo Panitch等人的相关理论或现实研究，以此作为凭藉来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构造，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的印象，即：存在着一股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思潮，甚至可说是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的主流。

卢荻老师认为今天中国左翼中不少青年人对于中国社会（国家）的性质分析有偏差，并且（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导（蛊惑），而且提出了自己对现实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

一方面我赞同卢荻老师提出的，确实有必要批判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膜拜和将西方模式与西方理论奉为圭臬的错误，而且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各种惨痛教训下放弃了“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走出了一条结合中国当时国情与世界大势的道路，动员亿万劳动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实现独立与强盛的孤立事件（在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按照“秩序内合理方式”一个前殖民地或半殖民荻民族国家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与强盛本身就是不可得的，无论对于中国或者印度都是如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彻底割裂的产物，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全球阶级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如果从历史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化启蒙与中国革命本身就是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为其杰出代表）传播与影响的结果（当然这种影响需要与现实的条件相结合），而且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也是整个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运动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所以，简单而粗浅地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外因），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离开中国具体情况（内因），中国革命也不可能成功，在个人看来这也许可以理解某种辩证的对立统一。

其次，简单地将David Harvey或者Alex Collinicos等人归为“西方中心主义”恐怕不是特别妥当，譬如David Harvey所写的《新帝国主义》一书和剥夺性积累等观点本身就是反对今天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体系，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今天中国的社会与阶级性质分析就称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结论是否过于草率？

而且，即使在中国以外世界的著名左翼学者中，诸如乔万尼·阿瑞吉或者萨米尔·阿明（他们当然主张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等人对于今天的“北京模式或中国道路”富有信心或者说寄予某种期待，在西方和中国的左翼圈中也有相当的人接受他们思想的影；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得出他们的分析一定是为“中国中心主义”服务的。

所以，简单地将今天中文左翼圈青年面对现实的真诚思考与实践探索（暂且不论是否正确）就简单地归为受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是否有草率之处？

二

    卢荻老师提出，

中国经济迄今在系统意义上至少是既有屈从也有抵抗，这正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并没有成为主导，也没有理由和根据相信未来前景必定是屈从将成为主导。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按照个人的理解，卢荻老师使用“屈从VS抵抗”的解释路径用来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卢荻老师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主导”），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卢荻老师的回答显然是“不是”）。只有先解决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进一步探讨“中国是否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后一个问题的讨论也就无从说起了。但是，无论第二个问题是否成立，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仍然是有必要的。就个人而言，我不着眼于也不急于讨论或界定“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这一问题本身，或者说我暂时没有能力也无法对此作出明确的结论。

其实卢荻老师的观点不仅是去年在内地、香港与台湾等一系列讲座的主要观点（包括观察者网发布的文章），也是去年年初卢荻老师在中文左翼圈中（以破土网等为主平台）与潘毅、李民骐、卢映西、刘世鼎等老师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 

针对卢荻老师提出的“屈从”VS“抵抗”的两分法，我也冒昧地提出一个两分的标准“共谋”VS“竞争”与卢荻老师探讨，当然这一划分方法与卢荻老师出发点显然有所不同。因为，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屈从与抵抗”是有特定的语境，也就是说“只有作为受害者”（被动的客体）本身才谈得上面临屈从与抵抗的选择。

从逻辑出发，一个对象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受益者，无法两者同时都是；也许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主体与一个客体之间（单维），这一对假设关系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总是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客观对象，面对不同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在有多方参与的体系中，除了一对一的“屈从与抵抗”，显然也存在着一对几、几对一或者几对几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用“屈从与抵抗”就能概括呢？

而且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一个对象对于另一对象是“客体”，但对于第三者、第四者则完全可能是主体，而且曾经的“客体”可以变成“主体”，而“主体”也可能变成“主体”，所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时空和对象不同而转换的。在不同的几组对象之间，作为客体的一方面（无论是单个还是数个）对主体一方确实存在“屈从VS抵抗”，但无论在主体与客体内部（数个对象之间）则不一定是“屈从VS抵抗”，也存在着“共谋VS竞争”的可能性。而且，即使是在一个对象内部也可能存在可以进一步细分的一对或数个“主体”与“客体”（或者说受益者与受损者）。

“屈从VS抵抗”与“共谋VS竞争”虽然有时表面现象和行为看上去是一回事，但是其内在动机和利益是不同的。当我们讨论“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时，我们无法不先提出问题，也就是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哪些主体与客体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去年年初卢荻老师与其他老师讨论时，有老师曾与卢荻老师商榷“谁的屈从，谁的抵抗”，今天我进一步提出，不能局限在“屈从与抵抗”的框架下，还要讨论，谁在屈从，谁在抵抗，谁在共谋，谁在竞争；哪些是屈从，哪些是抵抗；哪些是共谋，哪些是竞争？

而且即使能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害者”，也无法解释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衡量的尺度本身是不同的。

    我在这里试图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关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阶级关系，以及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个人看法，当然这些看法很不成熟。

而且，我个人认为只有尝试具体分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于所谓“屈从”VS“抵抗”、“共谋”VS“竞争”之间的问题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我特地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名词上做一区分是因为两者所依赖划分的标准并一样，前者是从阶级角度出发，后者是从民族国家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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